• 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死亡”侧记

    by  • December 29, 2017 • 读书与随笔 • 0 Comments

    何清涟

    一、程晓农多年来为何没写这段故事?

    二、我与陈一谘打交道亲历的两件事

    三、陈一谘“再回家“治病之路

    四、“铁哥们”何维凌评述陈一谘的用人之道与友道

    五、劫后余感

     

    2009年10月,在中国国内知识界享有盛誉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停刊,已经印好的2009年秋季号(第三期)成为未发行出去的杂志。同名杂志一年后复刊,只是国内读者再未见过,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死亡”。

    程晓农为这本杂志尽了许多力,花时甚巨,甚至耽误了其博士论文的写作,直至杂志停刊后他才完成论文写作及答辩。这点,竟然被于大海、李少民及茉莉等人用作攻击的口实,太过无聊且无耻。从1998年程晓农确定向国内拓展的路线之后,我作为这家杂志在国内拓展的关键人物之一、编委,长期为这个杂志付出大量心力,我认为我有义务写出自己的亲身经历。程晓农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始末”一文中的陈述,只是那黑幕故事的二、三成而已。作为该事件最深的受害人,程晓农能够将这段经历写得如此波澜不惊,哀而不怨,伤而不怒,是他的修养。

    但是,我觉得还有些未尽的话,即使不能一吐为快,我也得写一些出来,以解读者之疑。

    一、程晓农多年来为何没写这段故事?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死亡”之后,国内多有人向晓农打听此事,每听他在电话里与人谈及此事,我就烦闷。算下来,这些年来,我至少曾有五次非常认真地要求他写出此事经过始末。说“认真”,乃因我写了纸条,上面记有我认为为何必须要写的理由,与他专门抽出时间谈这事。但他都没写。写作此事经过让人不快,并非主要原因,而是外界一直有人在“劝说”(实为阻止)。事件发生之后,体改所的旧同事当中有人劝告,老陈是体改所的创办人、旗帜,如果要写,会伤害体改所的形象,当然也包括很多同事的感情,这些同事都以曾在国家体改所工作过为荣。2014年,陈一谘死后,又有人来劝说,人死恩怨了,老陈已经走了,天大的过节也揭过去了。再则,老陈在生时你不写,死后才写,就算你写的全是真事,也会有人说你胸怀不宽。其中为难之处,晓农作为当事人,当然比我更能体会。

    上述劝说不能说全无道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陈一谘确实是位代表人物,这改革又与六四事件相关,更有一层道义色彩。中国人又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加之民运圈内是非从来不断,不仅将自身,也将外界折磨得精疲力尽。几乎已经没人愿意再听这类纠纷与故事。因此,晓农只好打掉牙齿和血吞,让所有的委屈与愤怒烂在心里。直到2017年12月茉莉出面,抄录当年于大海的诬告状主要内容,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评述,写成“程晓农在《当代中国研究》的财务黑洞”,造谣诬蔑。晓农这才动手,将当年的资料全部翻出来,择要写成“《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始末”。

    如果体改所的旧同事要因此怪罪程晓农,不如去怪罪陈一谘,以及于大海、茉莉等人。因为让人负屈含冤还要默不作声,在美国OIG司法调查作出程晓农无过错结论之后还要继续造谣抹黑,天下没有这道理。

    二、我与陈一谘打交道亲历的两件事

    对于陈一谘,我与他交道甚少。晓农几乎也不多谈陈这个人。晓农为了杂志运作,让我承担了陈一谘先后以女儿与妻子名义承担的工作。本人研究、写作、家务已经累得不可开交,还要为他做这部分工作,而陈视为理所当然,从未表示过谢意。我有时会对晓农发几句牢骚,他总是安抚说:老陈生病,时日不久,你就算帮我的忙吧。我则一忍再忍,前后为陈做义工长达七年。

    真正认识到陈的不讲道理,是在2009年他设计知识产权陷阱陷害晓农的过程中。为了让晓农承担未获各电视台允许而发行晓农应他反复恳求而主持制作的文献片的法律后果,2009年5月间,他要求晓农去纽约与八位他委托的民运人士会谈。一个人的能力,不在于其拥有多少资源,更体现在其动员资源的能力上。当时接获陈的一位(女)旧部这一电话通知之后,我想起了“虎倒余威在“这句老话。这八位人士,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由于担心晓农个人应付不了这么多人,我以中心董事与杂志编委的身份陪他一道前往。

    当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必须要依据美国知识产权法规、在获得各电视台授权之后才能发行这部所谓纪录片。王军涛赞成这样做,认为在美国,必须遵从美国法律。紧接着有个情节可以说明陈一谘的不讲理。他的忠实随从王SJ在电话向陈请示后讲了一番话:“老陈说,使用这些电视台的录相不说明来源,是合法的。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向老陈说了,根据知识产权法律规定,凡电视台制作的片子公开播放三次以上,产权就归社会共有,可以自由使用。”我当时就向这位王先生提出:既然有这样的法规存在,事情就非常好解决。请老陈将那位记者的电话与电邮告知我们,我们与他联系,向他打听,这条法规在何处可找到。或者,请老陈问好法规出处后告诉我们,以供我们查询。”王再次打电话请示陈,然后告知我们:“老陈说了,美国记者说过的话非常靠得住,不需要查询,纪录片的发行必须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

    程晓农是当代研究中心的执行局主席、法人代表,如果有什么知识产权纠纷,自然由程晓农负全部法律责任。中心的经费有限,专款专用,届时连律师费用都将由晓农个人负责。考虑到我们听到的一些消息,在赴纽约与这八位人士见面之前,程晓农及参与纪录片制作的另外两位董事已经做了决定,如果陈一谘一定要坚持在未获各电视台允准的情况下发行这部“纪录片”,我们将通过律师将此纪录片的所有权益移交给当时由陈一谘任法人代表的胡赵基金会或者其他由陈一谘指定的机构。因此,在王SJ代表陈一谘表态之后,晓农向王表达了这一共同决定,请他转告陈。八位当中的其他几位,也觉得无可再谈。

    这次会面后,表面上安静了三个月左右。八月某日,我突然接到一位董事的电话,说要向晓农转告陈一谘的意见与几条建议。当时晓农不在家,电话由我代接。这位董事转达的意见如下:“程晓农必须就纪录片一事向陈一谘认错,写个认错书,老陈就既往不究了“。我听后当即表示:“这件事情上,错的是陈一谘,不是程晓农。要写认错书,应该是陈一谘,不是程晓农”。这位董事软言劝说:“就写个认错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不然,老陈说要撤销程晓农的当代中国研究主编职务。晓农就委屈求全吧”。我回答说:“撤销程晓农当代中国研究主编职务,应该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做出的任何决定,程晓农都会遵守。这事不是由陈一谘个人说了算”。

    这位董事继续劝说,提出三条建议:

    “一、老陈这个人擅长权力斗争。过去这些年,他想整谁,谁就会倒霉,晓农是斗不过他的,识事务者为俊杰。老陈身体也不好,不能生气,你们就让着老陈,给他一点面子吧。第二,打官司,要花很多钱。你们应该知道,老陈背后有支持,你们那点钱,根本陪不起。第三,老陈的动员能力很强,完全可以发动网络大字报攻势,让你们非常狼狈,到时候你们根本说不清楚。老陈还让我转达,如果程晓农不认错,他一定要将程晓农送进美国的牢房里。”

    我当即表示:“正因为陈一谘擅长搞权力斗争,这种别人没有任何错处,但为了老陈的面子也要认错的认错书决不能写,否则就会成为把柄捏在陈的手里,他想整人就拿出来晃一下,不明就里的人还当成真事了。我听说过他擅长整人,也知道他过去在中国,出国后在民运圈的故事,确实是战无不胜。但这是在美国,美国是法治国家,大有美国法律,中有NED规则,小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章程。我们就按法律走吧。如果他能证明晓农触犯美国法律,法院判决是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受”。

    几天以后,有朋友转来陈一谘到处散发的诬陷信。涉及的内容均属捏造。我们当即给陈一谘发函,让他将那封诬陷信直接发给我们,我们将请律师提告。如果不寄给我们,就必须立即停止散发,在10月份原定召开的董事会内部讨论。我有一封在董事会内部给陈一谘的公开信,一一驳斥了他的诬陷与不实之词,要求他道歉。其中他诬说我与程晓农开夫妻店牟利,我则将他女儿与妻子的工作合同出示,表明我从未领取他以其女儿与妻子的名义签订工作合同的那部分工作报酬,这部分工作报酬实际上被他长期占用。这一情况,见程晓农“《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始末”。(http://heqinglian.net/2017/12/28/2009-cmc-crisis/

    这次董事会的情况,晓农在文中已经讲明,但我还想补充一句,那位奉命打电话转述陈一谘意见及建议的董事在退出董事会后对晓农说了一句:“这次是老陈赢了,但赢得身败名裂。”

    三、陈一谘的“回家”治病之路

    海外民运的内斗从未断过。互相攻击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特务,二是贪污。不少人含冤莫白,成为人生中一大痛事。因此,今年茉莉成为于大海的枪,出面攻击程晓农的“腐败”“时,我很庆幸2009年做出的选择:从陈一谘构陷开始,每一步都走司法途径。在关于知识产权陷害时,请的是版权律师;在资料交接过程中,由双方律师接洽移交;在应对于大海代表CMC提告的两场诉讼中,我们都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走。于的刑事诉讼移交国务院OIG,最后,通过 OIG将近一年半的调查,还了程晓农清白。我当然知道这事让陈一谘极不痛快,据说除了六四之外,陈一谘在权力斗争中很少失败。因此,我猜想,从OIG宣布不予立案、程晓农未能如他之愿被“送进美国的牢房”之后,他的心情不会好,这种郁闷会一直持续到2014年他死去之时。

    我一直想探究陈一谘缘何谋划知识产权陷阱来陷害程晓农在先,继之又动用一切力量,想用构陷与罗织罪名的方式将程晓农“送进监狱”。从私交来说,这么多年来,程晓农为他做了很多事,包括让我义务为其打工以便陈一谘取酬。有人说过,陈一谘这人是政治动物(好听的说法是精于政治谋略),但能够将事情做到这种恶劣的地步,应该另有原因。

    当时,有关陈一谘“回国治病”的各种传说沸沸扬扬,有文字为证并且是正面阐述的有这么几篇,按时间先后罗列于下:

    《陈一谘拒签“保证书“  斥胡锦涛教条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4日,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241828.shtml )这篇文章是博讯转载。文章要点是:香港朱耀明等人为海外流亡人士发起一个“我要回家运动”,并拟出版一本以《再回家》为题的书。该书的采访队于2009年初到美国洛杉矶探望病中的陈一谘。当时陈透露,他曾透过曾庆红向国家主席胡锦涛转达信函﹐表示希望回国治病。曾庆红知道他病情这么重之后也同意转达﹐药费也可以考虑代为筹谋﹐不过胡锦涛方面其后向陈一咨在北京的女儿表示﹐陈要先写保证书﹐同意不参加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动才可回国。此后,海外中文媒体也持续以此为报道主题,比如自由亚洲电台曾发表《洛民运界促当局允陈一谘返国求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2009年11月5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hen-11052009095227.html

    我们关注到这类消息,多少也有点理解为什么会发生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被破坏事件。但想归想,却不想就这事公开谈论。“哀兵必胜”,一个昔年的改革重镇级人物、如今70多岁且身负重病,希望回国治疗,并希望当局解决昂贵的医药费用,不管怎样,其情可悯。但我们不谈,别人会猜测,为了维护陈一谘的“改革重镇”之光辉形象,在陈生命最后几年,与陈同居一城、往还甚密的草庵居士写了一篇《关于陈一咨先生申请回国治病一事的澄清》(独立评论,2014年4月17日,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02221 ,草庵居士文章中用的是陈一咨,为不发生混乱,我统统改成陈一谘),概述了2007年陈一谘患病之后申请回国治病的一些情况:”2008年,陈先生的中国一些故旧部下计划之中国北京或上海为陈先生寻找一个可以安身治病的优美之地,同时方便采取中医治疗“,该文附有陈一谘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签名信(经晓农查对,签名出自陈手),以及陈一谘“写给曾庆红先生的信件原件(与本文无关的部分有删节)”。草庵还说,“曾庆红签署意见请胡锦涛考虑安排陈一咨回国治疗事宜。习近平未做任何意见签署,但对转送此信的本居士原部下夏X龙带来口信,如果(政治局)公开讨论,不会反对,可以根据情况尽量安排资金和医生。”

    草庵在该文最后结尾声明:“在此过程中,陈一谘先生从未因为期望返国治病而写过任何有辱自身人格的悔过书,更未为了回国治疗而放弃原则祈求任何人,更未从事所谓的为了自己的性命而出卖台湾及美国利益”。其中,独独没有提到《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被破坏一事。也许,作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及《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创办人,陈一谘从未将这个中心与这本杂志当作社会公器,而视之为私家领地。在陈一谘申请回国养病的同一年,他亲手毁坏这本由程晓农苦心主办了12年的杂志,似乎是抱着梁武帝的心情。公元549年,建康城被攻破,梁武帝被囚于台城。面对国灭身囚之境,梁武帝完全无视黎民百姓的生死哀痛,只是漠然地说了一句,“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四、“铁哥们”何维凌评述陈一谘的用人之道与友道

    陈一谘在2009年破坏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行为实在不堪。但我毕竟是学者,一生阅历可算丰富,知道人在得志与没落时的表现不会一样,但本性却不会大变。也因此,我后来很关心陈一谘当年的朋友、旧部对陈的公开评价。各种私下评价虽然很多,但只要没写成文字,我都忽略不计,也不会在此文中引用。一位朋友为晓农寄来了一本《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香港大风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下简称《何维凌手稿》),算是让我了解了陈一谘青壮年时期的为人处世。

    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代且与京城多少有些联系的人,大都会知道何维凌这个多少有点神秘色彩的人物。他的神秘来自于他是邓小平长公子邓朴方的密友,他的重要在于两点,一是他利用这邓公子这一特殊关系,为中青年改革者们与体制内高层的沟通起了重要桥梁作用;二是在于他是京城中青年改革派的一个灵魂人物。他担任过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其一生事业与陈一谘交叉之处甚多。这本传说中的遗稿,由其朋友黄晓京整理,另一朋友王小强在香港的大风出版社出版,其前妻秦燕亲笔书写《何维凌生死书》为序,真实性不容怀疑。全书涉及陈一谘的笔墨甚多,通篇看完,何维凌对陈一谘的能力、开创性都有较高评价,但也不回避他的性格弱点。其中我注意到与陈一谘“友道”有关的两段话:

    一段出现在《何维凌手稿》第13章(第239页-240页),这一章几乎是为陈一谘开辟的专章。何维凌谈到,“谘先生有收拢人才的真本领”,在“拢人的时候 ,他真能做到礼贤下士,也真能做到待人宽以约。然而,一旦拢过来了,关系近了,成了圈内人了,就立即出现了反比效应。看别人的缺点过多,察得细、察得紧,……”,“以察察之明待之,不仅起不了关心的效果,而且会造成误解乃至反感。王彦经常说:‘老陈就是爱搞远交近攻,谁跟他越近,对他越好,就越得不到好果子吃’。也确实大致如此。特别是在谘先生一帆风顺的时候。”

    另一段出现在该书最终篇第25章(第502页)。这章的主题是回忆京城中青年改革派聚散离合中的合与斗:“中国人喜欢聚,但一聚就斗,斗了必然散,散了又想聚,聚了还得斗,如此循环往复,乃致无穷。”整篇文字不免沧桑之感,但写得克制。只是写到陈一谘,何维凌还是忍不住要说道几句:“陈一谘大概早就想通了,他认为人的一生,朋友是经常要更换的。早年文革中一位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樊立勤,对这个观点,大不以为然。……樊立勤曾就此劝我,慎重择友;但我却当作耳旁风。”

    我看到这些话,忍不住划上红道让晓农观看,问他认不认识王彦与樊立勤,或者听到过陈的老友对陈的类似评价。但晓农与陈在国内的关系就是普通上下级关系,没有任何私人交往,陈一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程晓农是该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他不认识陈的这些老朋友(他们自称为“老八队”成员,仿李自成义军的称呼),他当然也无从听到这些考评。

    五、劫后余感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这一事件,所涉及的当然不止晓农文中所述的人与事,我们不仅眼看着一棵亲手浇灌的小树在硕果累累时被拦腰砍伐,还要承受各种精神压力与诉讼负担。但即使在茉莉那篇严重歪曲事实的“财务黑洞”发表之后,晓农仍然坚持只在讲述中谈及与财务相关的事情,以及事情相关的结果,其余的人与事均不再涉及。我充分理解这一点,董事们大都是体面人,被迫搅在这件极不体面的事情中,已经很感委屈了。但我还是想说一句,在这场风波中卷入很深的除了于大海、李少民之外,还有那么一位复旦校友,一篇文章都没编过,却迅速地挂上陈一谘封赏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副主编头衔,以此名义到处招摇。不幸的是,在这位人士的利用价值丧失之后,他被该中心现任负责人踢出门外。这位人士曾私下向晓农两次道歉。但我认为,这种丧失原则、唯利是图的人不值得为友。

    民运中内斗不断是常事,我作为旁观者都深感疲累。在此郑重向海外民运人士认真建议:今后凡涉及所谓”腐败”指控时,如果有可能,建议他们走司法途径解决,以免背上不明不白的污名。回溯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这种内斗,几乎是中国政治活动尤其是中共及中共体制培养的政治反对活动中的常青戏码。韦君宜女士晚年反思自己一生革命经历,在《思痛录》增订版“结语”中痛陈:“还有不能忘记也不能释怀的是:也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受到莫大冤屈,遭受自己人带给他们的多少磨难,因而后悔走上所谓革命道路。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中共革命的参加与支持者,与中共政权培养的不少反对者,是精神特质上的同构物。我与晓农对此深有同感:只要我们还在坚持对中共的批评,来自所谓昔日“同道“的伤害,几乎就是我们在海外生活的宿命。

    1940年代出生的人,无论在朝在野,基本都退出中国的舞台中心;1950年代出生的人,也行将退出这个嘈杂不堪的舞台。但愿这两个年代的人,除了进行内斗之外,还能留下更多的正面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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