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领导一切”到失去一切:文革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变迁与当下改革话语的困境

    by  • August 8, 2018 • 程晓农文集 • 0 Comments

    程晓农

    文革已经是50年前的历史事件了,但是,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又出现了关于“文革再现”的议论。准确地讲,文革并未再现;然而,当下社会各阶层当中确实存在着怀念文革时代的人群,其中主要是下岗再就业或退休养老的国企职工。他们是文革时期的一个受益群体,又是被改革抛弃的社会遗产。为什么昔日的国企职工怀念文革时代,仅仅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的滑落,还是他们信奉的价值观在拷问制度的转型和社会的演变?

    毫无疑问,文革以后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制度转型和社会演变,虽然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讨论改革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而国企职工怀念文革时代这个社会现象,却把这个被全世界中国研究者忽略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被官方意识形态和宪法共推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是如何从文革时期的历史巅峰地位落入改革之后的社会底层的;进一步看,经历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之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是否相应地发生变化,而原国企职工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知又如何影响着中国今后的转型。这是一个值得文革研究者和现实问题研究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其重点不是下岗工人的困难处境等旧闻话题,而是制度转型与原国企职工这个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如何通过分析文革的社会遗产来认知中国转型的成与败。

    回顾红色中国的历史,工人阶级既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又是毛泽东巩固文革成果所借重的社会力量,同时,工人阶级的“主人翁”角色还是改革前十年主导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价值观念。讨论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和工人阶级话语从文革到改革的命运变迁,可以发现毛泽东主义的民间认同的社会根源;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随着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改革话语是如何逐步空虚化的;最后,为什么改革落入了意识形态困境,而改革的意识形态困境又如何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路径。

    过去40年来,习惯性的分析和研究框架是把改革前和改革以来隔离开来,改革前属于现代史研究,而改革开放以来则属于现实问题研究。但是,许多研究课题,比如,工人阶级的中心化和边缘化这个社会现象,始于文革,终于当下,需要一种大跨度的从文革到改革、再从改革到后改革的研究。另一方面,笔者以为,不宜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应当把它放到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中比较分析。因此,本文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所涉内容的地理跨度和知识跨度也大:既讨论中国,也对比俄国、中欧;既分析经济基础的变化,也研究上层建筑的固滞。笔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发现了一个至今被官方钦定的研究禁区,即国企私有化真相,而这个真相恰恰就是理解本文内容的关键点。

    笔者在本文中,首先简单介绍从文革到改革初期的国企体制及其价值观惯性,这是理解原国企职工怀旧情绪的基础;然后说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模式,由此提出价值观转型的重要意义;接下来解释一种最近形成的制度架构,即中国90年代后期的国企私有化政策如何造就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而工人阶级正是在此过程中失去一切的;本文最后所分析的是,为什么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体制架构内含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根本矛盾,而这种矛盾如何使中国的改革和改革话语失去了生命力,但原国企职工的怀旧情绪反而因此获得了正当性。
    一、从“当家做主”到“领导一切”,再到“厂内民主”—中国工人阶级的50年

     

    共产党建政后都致力于消灭私有制,然后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基础;与此对应的政治教条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都是党委或厂长管理下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可能受到尊重,但并没有真正的领导权。唯独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达到了共产党阵营各国的最高境界,在许多单位里他们成了真的领导。普通工人被授予政治权力,虽然仅限于一小部分人,但他们取代各机构的“当权派”这一象征意义,似乎真正落实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宣传口号,因为他们当时不仅可以在所派驻机构里当家,而且可以“作”许多共产党干部的“主”。虽然这一短暂的辉煌很快就结束了,毛泽东死后,“文革”被否定,工人们不但恢复了以往的被管理地位,而且在80年代的企业改革中成了改革的对象,但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这一口号依然被官方坚持,国企工人的价值观也仍然建立在这一意识形态口号的基础之上,他们相信,即使开始了企业改革,自己的既得利益还是受共产党体制保护的。

    李逊对上海文革史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文革实践为毛泽东巩固文革成果提供了样板、开辟了道路,“上海帮”从此获得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1]  1968年8月毛泽东向各地大中小学派出工宣队,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从此,工人阶级不再是名义上当家作主,而是实质上成了“领导阶级”,国企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员成了各地学校和文化机构“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此文一出,“整个工人阶层为之振奋,作为工人阶级参与文革的榜样的上海工人造反派,更将此看作是毛泽东对他们的莫大信任和支持”。[2] 可以说,以工宣队为标志,工人阶级的成员正式走上了行使政治权力的舞台,而他们的最高代表就是一度被毛泽东提拔重用的王洪文。在共产党国家,许多干部努力一生,无非是为了往上爬、获得更高的权力,而毛泽东却让中国的许多普通工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样的权力。对这种工人阶级“主人翁”价值观与政治现实的独特结合,很少有工人阶级的成员会表示反感。

    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通常受到国有经济体系的保护,而中国的国营企业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很大不同,它具有支撑极权体制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国营企业除从事生产活动以外,还必须包办员工的从托儿所到养老丧葬的几乎一切的社会福利需要。政府对城市民众的福利许诺是通过每个企事业“单位”实现的,社会福利涵盖了吃、穿、用、住、行、医等诸多方面,其结果是造成了员工对“单位”的依赖性,而国家因此得以通过“单位”控制员工,员工在“单位”内只有通过服从作为代价,才能换取资源、利益和机会。与此同时,由于国营企业具有福利功能,就不可能按照单纯利润目标经营。中国政府明知“企业办社会”体制之弊,却长期维持着这一体制。对国企员工来说,虽然文革时期工资长期冻结,但这种稳定的经济状态已属当时社会各阶层当中的翘楚。文革时期,农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形同农奴,机关干部、大学教师和文化单位员工要到干校务农,而国企职工稳定的生活和基本生活品供应,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他阶层的羡慕对象。至于上海,更因其商品供应丰富而优质,成为全国倾心向往之地,上海的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倍感满足,形成了领先全国的充分优越感。

     

    从70年代末开始,“革命”的意识形态已失去社会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经济现代化实现小康生活”的政策许诺。政府通过提高国企职工收入、增加福利,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但导致国营企业的财务状况逐渐恶化。从1986年开始,仿照农村改革的模式,在国营企业里广泛推行了由厂长经理承包的改革试验,但效果有限。国企职工认同官方意识形态所鼓吹的“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和“职工监督领导的企业民主制度建设”,但对这些口号能否落实十分困惑;另一方面,很多职工出工不出力。[3] 1988年春中国模仿苏联,颁布了《企业法》,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工会为其执行机构。[4] 这个法律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但进一步肯定了共产党意识形态里关于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企业民主监督等理念,与戈尔巴乔夫的《企业法》异曲同工。显然,在上世纪的80年代,虽然工人阶级不再“领导一切”,但当时的企业改革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厂内民主”理念。从有效的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厂内民主”从来就无法真正实行;但是,中、苏两国秉承意识形态教条、坚持“厂内民主”这一理念的客观结果是,它深深地塑形了国企职工的价值观,而这样的价值观在后来中国和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都直接影响了工人们对私有化过程的评价。从1992年的一项中国职工状况调查中可以发现,将近70%的职工表达出“应该争取民主管理的权利”这样的价值判断。[5]

    那么,国企职工如何看待他们的企业领导呢?1997年夏,在中国的私有化开始之前,全国总工会组织了一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6] 这次大规模调查从企业层面揭示了中国大部分企业管理者素质低下的问题,大约三分之二的职工表达了对管理者的不满。例如,12%的职工认为,“主管部门用人不当”;7%的职工认为,“经营者素质差”;9%的职工认为,“经营者决策失当”;27%的职工认为,经营者未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还有7%的职工认为,经营者导致企业“内部分配不公”。[7] 由此可见,当局重用的红色企业管理精英往往得不到职工们的充分信任,其中许多管理者本来应该被下岗;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却让这样一群管理者几乎无偿地占有了国有企业,对依然持有“当家做主”信念的原国企职工来说,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大可质疑。

    从1949年到1996年这将近50年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从“当家做主”到“领导一切”,再从“领导一切”回归“厂内民主”这样的历史演变,其中,既有大起大落,也有淡定不变。大起大落的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而淡定不变的是工人阶级的基本经济地位和所谓的“厂内主人翁地位”。如果说,今天原国企工人的怀旧有一个历史参照系的话,那么,这种50年不变的工人阶级的基本经济地位和“厂内主人翁地位”,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参照物;而他们判断后来历史变迁的种种是非曲直,就是从这种价值观出发的。

     

    二、转型之秘:中、俄、中欧的三种转型模式及价值观转型的重要性

    20世纪最后20年共产党阵营各国的主题词是“变革”。在此过程中,各国工人阶级,或者成为主角,或者成为牺牲品;很不幸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是后者。

    全世界采用苏联模式的制度,其生命力都是短暂的;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或早或晚都会走上转型的道路。所谓制度转型,就是告别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和经济上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体制。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学者只谈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笔者想强调的是,在这两个层面以外,还有一个通常被人们忽略的基本问题,那就是,要顺利完成一个国家的制度转型,除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之外,还有一个转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艰难的,这便是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社会转型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指的是全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如果一个共产党国家走上了政治、经济全面转型的道路,那么,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在中国、俄国这样共产党的洗脑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制度变革是政府的责任,却很少想到,每个公民自身有什么责任,或者每个公民在转型期间的思维和行为是促进转型,还是阻碍转型。笔者认为,政治、经济的转型能否真正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转型,也就是取决于适应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重建。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转型的轨迹不一定都是朝着令人乐观的方向移动的,它也可能逆向移动,即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坏,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显然,完整的制度转型应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缺一不可。逻辑上转型至少可能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第二种,实行了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未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也可以说,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可以区分为完整的制度转型、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和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经济转型: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的转型都属于完整的制度转型,笔者把它们称作中欧模式;俄国的转型属于没有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转型;而中国的转型则是没有政治、社会转型的经济转型模式的代表。

    如果比较中欧、俄国、中国三种模式的社会后果,可以发现:在中欧模式下,原来的共产党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概三分之一的原来的共产党精英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8];俄国模式的结果是,共产党制度失败的责任被推给已经消失了的前苏联政权,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开始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而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当局虽然把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等,全都抛弃了,但它继承了毛泽东留下来的政治制度和权力体系,同时,当局要求国企的工人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付出代价,而这些企业的经理们却“空手套白狼”,成了新的资本家。

    那么,在这三种模式当中,中国模式具有优越性吗?笔者认为,评价转型模式的好坏,有三个标准,即透明、参与、公正。第一条标准指的是,改革的过程是否透明,是对社会大众公开,还是掌权者的黑箱作业。第二条标准指的是,谁能参与这场改革,是一小撮权贵,还是社会大众,有什么理由不让“国家的主人”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人们”参与讨论呢?第三条标准指的是,改革的结果是否公正。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毫无疑问,中欧模式比中国模式好得多,在中欧国家,转型决策比较透明,社会各阶层能充分参与转型过程,转型的结果比较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而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决策是黑箱作业,公众不但不能参与,还必须为腐败的政治经济精英“买单”,甚至为了让他们暴富而下岗失业。关于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的比较,中国官方有两个说法深入人心。其一是,俄国只搞政改,不搞经改;其二是,俄国实行的是震荡疗法,而不采用中国的渐进策略。这两个说法都违反事实,都是错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其实推动了经济改革,在工业企业改革方面的做法和中国是一样的;其结果也和中国一样,即苏联的国企改革和中国一直到1997年以前的国企改革同样都未能成功。另一方面,中国和俄国同样实行了包括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的震荡疗法;不同之处在于,对俄国老百姓来说,震荡疗法的相关政策基本上是透明的,他们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中国老百姓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实际上,俄国模式比中国模式要好一些,虽然两国都出现了红色精英的腐败,但毕竟俄国的经济转型是在民主化过程当中实施的,因此,基本上是透明的,允许公众参与,并且结果的公正性大大好于中国。

    对中、俄两国来说,中欧模式是无法复制的,原因就在于社会转型的障碍。今天,人们谈到俄国的民主化,往往会提起普金的威权统治和高票当选,这个现象就是社会转型迟滞的必然结果。中欧国家能够快速完成社会转型,是因为苏联模式是苏联用武力移植进去的,一旦告别苏联模式,清除外国(即苏联)势力输入的价值观就比较容易。而俄国和中国一样,是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共产党建立的价值观是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成员个人历史、家族历史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抽象地批判这样的价值观念,却难以否定个人、家族、国家的历史。国企工人对旧时代的怀旧,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在俄国也一样。笔者在俄国研究过转型时期的大量民意调查资料,也做过很多访谈,发现这种对旧时代的怀念,不但普遍存在,而且持久不衰。但是,中国原国企工人的怀旧,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私有化比俄国的更充分地表现出掌权者的无情掠夺,而对这种行为,官方意识形态无法为之辩护,只能加以掩盖。

     

    三、私有化:中国经济转型当中对工人阶级的背叛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里,通常把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其实,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走向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从1997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制度正式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中国的私有化起始于这一年;而中国工人阶级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彻底地失去了一切,他们不再是名义上的“主人”,也失去了过去50年基本稳定的经济地位,甚至他们下岗时,连过去政府关于国家会包“生老病死”的承诺也一风吹了。

    在中国的正式话语里并没有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用语;取而代之的是“改制”和“市场化”,这两个词都是对过程的简单描述,但回避或者模糊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解体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当然,中国政府这样模糊转型的实质,自然有其苦衷。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绝大多数企业的国有制;而要改变现有企业的国有制,唯一的选择就是私有制。一旦现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所以,在转型国家,经济制度的转型必然要经过私有化这一阶段,而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但是,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中欧国家的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是一条道路,而中国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则是另一 条道路。

    改革启动以后,国营企业长期依赖银行“输血”度日,而银行向国有部门倾注的资金越多,自身的经营状况就越恶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4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贷款属于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9];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10]。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政府决定全面推行国企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而甩掉。在私有化政策推行过程中,中共采用了一个含义暧昧的词汇“改制”,但拒不说明,国有企业将被改变成什么样的所有制。“改制”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终于在中国寿终正寝了,而它的掘墓人就是它的缔造者。然而,中国政府至今仍然宣称,它从来“不搞私有化”。

    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其实,所谓的“改制”,就是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私有化到厂长、书记的口袋里,多数人凭借他们在国有企业内的权力和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用企业的资金为他们个人购买企业的产权。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其手段包括上市、管理层持股、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是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2万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股份化、但国家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企业。

    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其实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一直不许国内研究者研究私有化过程,媒体也基本上不报导国企私有化的真相。中国政府准许境外的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进行调查,以便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路;但是这些调查结果不准在国内出版,国内媒体也不许介绍。从几次境外研究人员调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私有化的工业企业当中,大约60%成为厂长经理的囊中之物。这些“买下”国有企业的新红色资本家自己不可能有几千万资金,他们通常都是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用这些借来的款项把企业买下来,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然后再动用企业的资金去偿还购买企业产权的债务。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道道地地的、标准的倾吞公有资产。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当中是非常普遍的。[11]

    如果把俄罗斯和中国的工业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和结果作对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同。第一,俄国政府有统一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们投票决定选择哪一种;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宣布过企业改制的具体设想,企业的私有化方案是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在密室里策划,然后黑箱作业,一般不让工人了解实情。更恶劣的是,在中小国企私有化期间,中国的国务院关闭了唯一的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而为地方政府和国企经理上下其手提供便利。第二,俄国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对工人的意愿比较尊重,所以很少因私有化而发生劳资冲突;但在中国,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帮着他们侵吞,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第三,俄国工人入股基本上是自愿的,用的是政府发的私有化券,入股之后他们的股东身份能够得到承认;而中国的很多工人则是被厂长、经理威胁着强迫入股,只能用个人储蓄,但入股本厂之后,其股东身份常常得不到承认,甚至经理偷偷把企业卖给第三方、拿钱溜号,工人股东也毫不知情。第四,在俄国,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比中国工人的10%多得多;俄国的企业经理层虽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比中国的经理阶层少得多,因此俄国的厂长经理靠他们个人控制的股份,往往无法把企业变成他私人的,因为工人也拥有大量股权。第五,私有化之后,俄国工人敢于讲真话,笔者在俄罗斯工厂做过大量调查,许多俄国工人敢直言不讳地指责他们的厂长、经理贪污腐败、滥用特权、无能;中国在私有化之后,工人的地位急剧下降,有的企业甚至对工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即把工人当奴隶对待,特别是在山东的一些煤矿,而山东省政府却把军事化管理当做企业文化的样板加以推广。第六,俄国私有化过程中解雇现象较少发生;而在中国,强迫工人下岗待业,是厂长、经理普遍运用的降低企业收购成本的手段,而且这个做法得到了政府的充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已经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私有化时期中国大量的劳资冲突就是这样发生的。第七,从上面各方面可以看出,在私有化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对待国有企业工人的问题上,远不如俄罗斯政府那么善良。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牺牲,是必要的;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的态度。而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相反,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

    比起中欧国家和俄国的私有化,中国的私有化是最不公正的,也最冷酷无情。显然,专制政体下的经济转型可以罔顾社会公正而不必担心选举压力,对权贵精英来讲,这样的模式自然是优越的;但普通民众的评价恐怕恰恰相反。尤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其意识形态,强调依靠工人阶级;但它的私有化政策充分表明,政府已经彻底背叛了它的意识形态话语,当然也背叛了工人阶级。

     

    四、共产党资本主义:改革话语的困境与文革不死的制度根源

    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在他看来,所谓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先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然后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一年以后,这位匈牙利学者的断言就被苏联东欧共产党阵营的解体和转型的结果所证实。然而,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回归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一定是历史的终结;相反,这一回归如果走歪了,就象在中国那样,它意味着一系列新的矛盾的隐伏乃至爆发。

    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共产党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共产党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现象,在中欧四国(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便受到了明显的遏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欧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是外国扶植的傀儡政权。所以,从50年代到60年代,每个中欧国家都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被苏联红军镇压下去了,但反抗意识始终存在。这些国家的异议知识分子认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是直接关联的。因此,80年代末苏联阵营解体之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独立和去共产党化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社会气氛里,中欧国家的前共产党精英无法象中国或俄国的共产党精英那样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这就是中欧国家的转型能成为天鹅绒革命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关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中有一种看法以为,经济自由化之后,原来的共产党红色精英会自然地拥抱民主和自由。而中国的转型结果证明,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而且可能是错误的。中共出于对下台的恐惧,镇压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1997年,出于对国有企业拖垮国有银行系统的恐惧,当局又推行了全面私有化。自从中国开始经济制度的转型之后,已经20年了,从经济制度来看,中国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孕育出民主化的萌芽。为什么在中国看不到中欧国家近30年前发生的那种天鹅绒革命的希望?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制度异端,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中国的红色精英变成资本家之后,他们不但敌视民主制度,而且认为,共产党的专制才是他们唯一的安全保障。现在看来,中国的这种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帮助和强化红色资产阶级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所以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拯救共产党政权。

    中国模式提出了一个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经济转型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换言之,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的时候,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他们发现,民主化的过程并不见得会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对他们来说,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样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因为,保守的老共产党人在民主化过程中失去的主要是共产主义理想,而红色资产阶级却可能失去财富,甚至生命。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他们对全社会其它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国家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丝毫不值得留恋,现在他们不但拥有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的财富,也拥有无需竞争的优越政治地位,还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清算。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他们希望永远保留下去的“红色江山万年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很明显,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红色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

    今天,马克思的肖像之所以仍然立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他能为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维持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吊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

    1989年初,邀请笔者访德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安排几位访问学者参观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乡。当时留言簿上有人用中文写下如下文字:“老马啊,你可把咱害惨了。”现在看来,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马克思也被中国模式害惨了。如果让马克思今天来评价共产党资本主义,他可能既恼怒又欣慰:恼怒的是,共产党人居然要靠“嫁”给自己的敌人资本主义,才能存活下去,这是对他的理论和主义的最大讽刺;而欣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总算还有个别机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依然活着,证明马克思也不是一无成就。但是,假如面对大英图书馆里的书架,马克思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困惑:他的理论的基本框架奠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是,中国模式却逼着马克思不得不彻底推翻他的核心理论概念,从而也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从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来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上层建筑其实是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维系下去的;那么,这个上层建筑究竟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残余,因此即将被历史淘汰,还是因其“先进”性,将必然孕育出又一次铲除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新共产主义革命?或者,为了从中国模式里吸取教训,马克思必须把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改成“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仅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是天问;而且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危机。笔者在2009年的“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前后两个30年的政绩事实上相互否定这个观察[12],这不过是对上述天问的初步思考而已。当笔者此文被人冒名在互联网上传播时,中共领导人也明确表示,不可以用两个30年互相否定;但是,这是行政命令,并不能解答这个天问。

    在这个天问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资本主义之下中共的意识形态危机,特别是国企私有化之后的改革作为与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尖锐对立,常常让传统意识形态的卫士们找到议论空间,而原国企工人们对文革时代的怀念,恰恰就是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这个意识形态危机的最典型表现是,改革话语从非意识形态化向“理论”虚化转变,从实用主义的邓理论,到三个代表说,再到科学发展观,逐渐偏离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和讨论,使得一个以制度优越论为逻辑起点的意识形态,最后只能在民族主义话语里寻找正当性。然而,民族主义话语在意识形态空间里是如此单薄,以致于毛泽东时代话语的跃动,似乎总能产生相当的解释力度。旧意识形态的危险性还主要不是它能为怀旧情绪提供正当性,而是它可能引导出对红色暴力革命的再度关注。在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制度架构下,虽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有其自稳定性,但旧意识形态的活力却为社会潜流当中的“批判的武器”提供了养分。如此看来,中国未来的政治演变并非只有民主化一种可能,旧的上层建筑里,为专政注释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时时刻刻在培养着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潜在反对者。如果要阻止私有化之后进入企业的新工人阶级从《共产党宣言》里寻找自己的话语,宣称“信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是否也要禁读马克思起草的这篇各国共产党的看家文献呢?

    [1] 李逊,《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2015,电子版。

    [2]  同上,第29章,第5页。

    [3]  “企业职工工作积极性调查组”编写,《厂情·人情·心情—中国职工心理大调查》,海洋出版社,1991年。据中国社科院等机构1987年在21个大中城市47家企业的随机抽样调查(共1.5万份问卷),只有12%的人在工作中百分之百地出力,47%的人出力八成,30%的出力六成,9%的人出力四成,3%的人只出两成力。见该书第3页。

    [4]  《人民日报》,1988年4月16日。

    [5]  冯同庆、许晓军编,《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80页。此次调查由中国工运学院于1991-1992年在10个城市的100家企业中实施(共8,419份问卷)。

    [6]  这次调查由全国总工会政研室设计,在15个省的81个市县的2,335个基层单位中,通过随机抽样方法,对5万4千职工实行了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1997: 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卷》, 西苑出版社,1999年,第1861页。

    [7]  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1997: 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数据卷》, 西苑出版社,1999年,第1575-1576页。

    [8]  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9]  翁杰明等编,《1995-1996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157页。

    [10]  田汉卿、孙礼照,“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盈利性比较分析,” 《管理世界》, 1994年第6期,第102页。

    [11]  Xiaonong Che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2]  程晓农,“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美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4-16页。因此刊遭到刻意破坏,笔者不得不自该期起辞去主编职务,该刊从这一期起再未在国内流通。

    2016年6月加州大学河边分校「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化大革命50周年國際研討會」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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