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下)

    by  • August 8, 2018 • 程晓农文集 • 0 Comments

    2018年02月13日刊登于《中国战略分析季刊》,http://zhanlve.org/?p=4504

     

    提要:本文作者程晓农先生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研究。文章提出,制度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转型三个支柱,其中最难的是价值观转型。文章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模式,即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得出了这一结论。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终将导致制度转型;制度转型的“天鹅绒革命”模式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乃最佳选择。

     

    五、中欧模式:社会重建与老权贵的失落

    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最成功模式是中欧模式,即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这四个国家的转型经验。它们的转型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同步进行;二,政治、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转型的成功。

    1、中欧模式为何得以成功?

    如果从政治学或经济学教科书的概念出发来观察,中欧四国的转型过程看上去十分平常,似乎并没有什么“特色”,而且看起来是各走各的道。若从它们的政治制度设计或经济转型措施来看,其实找不出什么共同规律,或特别值得总结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成功秘诀。在经济转型方面,这4个国家当中,有的实行了震荡疗法,有的没有这样做(如匈牙利);捷克在私有化方面步伐很大,波兰则私有化的步幅并不大。在中欧国家,似乎不管是否采用震荡疗法、快速私有化、内部人私有化措施,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转型后的经济制度并没有明显差别。在政治转型方面,中欧四国的共同特点是,共产党放弃统治后政治局面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而有序的局面,民主化稳步进展,通过竞争型选举产生国会和总统,基本上未因政治对立而发生街头冲突,政治局势很少波动,更没有倒退。在政治舞台上,一方面出现了原红色政权反对派的大联合阵营;另一方面过去的共产党内部迅速分化出新的政党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最后形成了两种新的政党。第一种是民间原来的反对派力量集结而成的政党,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这些政党并不见得都必然是自由派或右翼政党。例如,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属于中间派,不左不右;匈牙利的民主论坛立场偏右翼;而波兰的团结工会则比较偏左翼。第二种新政党是原共产党解散后重新建立的、宣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党,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政党在竞选中亦曾胜选而执政。它们为了摆脱昔日共产党留下的历史包袱,洗刷过去的“红色污点”,有时往往会选择偏离左翼的政策。此外,一些原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多党合作”的非共政党,如波兰农民党,也参与竞选,并一度执政。中欧国家的议会选举、政党政治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成功秘诀。

    在多党竞争的背景下,中欧各国不但未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反而出现了政党轮替现象,即选民先支持右翼政党,然后改为支持左翼政党,之后再转而支持右翼政党。在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现象表明,选民希望尝试不同政党的政策主张;但在中欧国家政党轮替并未阻断经济转型过程,也未造成经济政策的反复变化。当然,它们的政治转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政治领导人比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但对坚持三权分立制度的运作往往经验不足,或有意无意地用政治影响力干预司法和行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欧四国,官员或政治家的贪污腐化并未成为普遍现象;民主化过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强的社会约束,不敢大范围和大规模地贪污腐败,这是中欧国家可以夸耀的地方。

    这四个国家的成功转型绝非偶然,而中欧模式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是迄今为止被世界上绝大多数观察家们所忽视的,即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的同步推进,而价值观和道德层面的社会重建对校正政治、经济转型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2、中欧国家社会转型的三项诉求:自我忏悔、灵魂净化、牺牲个人利益

    转型国家都面临社会重建的任务,要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重新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共产党政权下台以后这几个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异议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组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重建口号,即“自我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三个口号不仅仅针对前共产党官员或党员,而是面向全社会成员。这几个口号提出来之后得到了社会上相当广泛的支持;但这些口号的落实只靠民众的自发响应,而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强制。[1]

    所谓“自我忏悔”是指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曾配合共产党维持它的统治,连个人的沉默也属于默默的支持,在转型时期每个人要通过内心的反思和反省,认识到共产党统治的错误何在以及把这些错误从自己的思维中一点点排除的必要性。比如,国营企业工人如果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福利是制度优越性等等说教,就需要忏悔。“净化”指的是,忏悔后人们要把思维中共产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逐渐清除出去,达到灵魂的净化。这是个人的思考过程,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牺牲”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转型期的行为选择,为了终结共产党体制,个人有必要作出一些牺牲;与此同时,不应当在经济转型中维护自己共产党时代的既得利益。

    这三个口号的实施主要由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号召,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于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出现了深刻变化;同时,在社会重建的氛围里,原来的国营企业工人很少提出保护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诉求,原来的红色精英不得不作出一些个人的牺牲,比如提前退休。转型时期主流社会舆论的基调之一是“牺牲”,而非“一切向钱看”,社会各阶层都不热衷于从改革中捞好处,重建民主社会和自由经济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中欧国家之所以能推行这三个口号,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红色政权都是苏联占领军在二战后培植起来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共产党统治、傀儡政府和外国殖民统治几乎划上了等号,而清除共产党的影响与民族独立、国家独立直接挂钩;谁如果反对“净化”、“忏悔”,就意味着他站在苏联的傀儡政权的立场上,会遭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唾弃。因此一些由原共产党成员组成的新政党也坚决支持社会重建,谁反对社会重建,谁就会在社会上遭到孤立。

    3、谁成为转型期的精英?

    在转型国家谁可能成为转型期的精英?大致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社会转型成功,转型期的精英中旧面孔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如果社会转型不成功,在转型期间往往是老的红色权贵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精英。在所有转型国家当中只有中欧四国呈现前一种结果;而所有其它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为后一种情况。

    在共产党国家研究当中,谈到“党国精英”时经常使用一个源自俄语的专用词nomenklatura,其俄文原意是“归属共产党组织部门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是苏共组织部的专用词汇。中国人不难理解它的意思,在中国的党政机关里nomenklatura与没有多少升迁机会的普通文员之间前途和地位也天差地别,前者通归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后者则归人事部门管理。“党国精英”是否在转型期间复归,如果只从民主化和市场化的逻辑出发,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换言之,民主化和市场化既可能造成老权贵复归,也可能导致老权贵出局。而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决定着“党国精英”们在转型期间的命运。美国社会学家伊万·撒列尼(Ivan Szelenyi)1970年代开始研究东欧国家改革时期精英的构成变化,他提出了精英再生产理论(笔者将它形象地称为“老权贵复归”)和精英循环理论(笔者称之为“老权贵失落”)。这两个理论刻画出精英构成变化的趋势,但并未有效清晰地解释,同样是推行民主化和市场化,为什么有些国家出现了“老权贵复归”,而有的国家则发生了“老权贵失落”?笔者认为,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可以解释转型国家精英构成的变化规律,是社会转型形塑了政治和经济转型,进而确定了老权贵的命运。

    中欧四国的社会转型比较成功,但在那里并未出现刻意整肃“老权贵”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浪潮。中欧国家在转型期内左翼和右翼政党曾轮替执政,也就是说,反对“老权贵”的右翼政党和可能同情“老权贵”或与“老权贵”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左翼政党都先后当选、执政。“老权贵”的沦落,主要是他们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的自然结果。许多“老权贵”在转型期间无法再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他们要么选择降职,要么选择提前退休(1993年匈牙利33%的“党国精英”退休了,而在波兰这一比例是27%);与此同时,新的精英当中来自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届民主政府的成员,大多数是人文知识分子;而在转型期仍然得到机会的老的“党国精英”则主要由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组成。[2]

    在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中,由于社会重建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象在中国那样成为红色权贵的“盘中餐”,也不象在俄国那样成为国企经理和员工的既得利益保卫战,而是成为中欧四国特有的恢复后共产党时代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键举措。社会重建运动大大削弱了国企工人群体和企业管理者在私有化过程中捍卫自己既得利益的话语权,使他们难易为自己的利益而插手运作,结果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较少出现“内部人操纵”或经理层贪腐问题。[3]无论是经理还是工人,都不能直接从私有化当中受益。

    中欧模式并无深奥神秘之处,但在俄国和中国却没有仿效之可能。

     

    六、俄国模式:走不完的转型路

    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俄国走上转型道路之时,没有人想到,20年后俄国居然又朝着原点回归。通过修改宪法以及连任、替任等种种花样,前克格勃官员普金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终身总统。俄国确实踏上了民主化道路;可是,20多年之后今天的俄国好像离现代民主制度越来越远,而离个人威权却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俄国的政治转型失败了吗?可以说,没失败,因为普金仍然保留着国会、行政当局和司法机构三权分立的制度形式。但俄国能算是民主国家吗?世界上哪有一人独裁的民主制度,但普金确实总得到多数选民的选票。与中欧模式相比,俄国的转型显然问题丛生,前途莫测。这一节主要讨论,为什么俄国的转型如此曲折艰难,它的扭曲道路留下了什么启示。

    1、为什么俄国逃避社会重建?

    俄罗斯民众在共产党下台之前曾强烈支持民主化,但他们同样强烈地反对社会重建。恰恰是因为俄罗斯社会拒绝社会转型,如今俄国的政治制度开始倒退,有的俄国民众为此欢呼,有的则不得不咽下这枚苦果。苏联解体之前,虽然民众和大多数苏共党员已能明辨政治制度上的是与非,知道民主制度优于专制腐败的制度,但他们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的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把苏联制度的失败推给了被取缔的苏共,但却回避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红色革命摇篮国俄国尤其如此,因为太多的家庭与共产党革命有扯不断的联系。[4]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一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

    为了解俄国民主化之后社会重建方面的实际状况,笔者查阅了1995年圣彼得堡市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内容[5],结果发现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部门采用了混淆是非、逃避争论的实用主义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结果把整个历史切碎了,再糊里糊涂地拼在一起。例如,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坏共产党领导人全部剔除,但留下了好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于是在中学教育里肯定十月革命,但不谈列宁;肯定卫国战争,不讲斯大林;介绍苏联在莫斯科奥运会上取得多少奖牌,不谈那时的国家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总之,俄罗斯在转型时期对社会价值观重建的基本态度是,肯定共产党政权的成就,但把共产党抽象化、把领导人抹杀了;无论是俄罗斯的文化精英,还是政治精英,都未真正全面地批判共产党的统治及其价值观。用这样的态度推行制度重建,必然会走上歪路;既然不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评价,也就谈不上全社会范围的忏悔和净化意识。所以,俄罗斯在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混乱的历史教育,同时又在头脑里装进了与肯定红色苏联直接挂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于是这一代人长大后把选票投给了代表着俄罗斯重建荣光的普金。

    2、从私有化过程看俄国转型的特点

    俄国经济转型的私有化过程充分体现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苏联解体之前正是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官方的全国总工会已失去影响力,俄国出现了3个全国性的独立工会组织。这些独立工会曾多次组织全国几百万人在几十个城市同时发动的抗议活动,其政治口号之一是阻止权贵私有化,因为在苏联晚期已出现企业经理阶层和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把国有企业转化为他们的私有财产的现象。俄罗斯独立之后,叶利钦政府面临独立工会的巨大政治压力,必须尽快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阻止原共产党官僚们倾吞国有资产。

    俄国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是将中小企业大部分私有化。由于俄国老百姓当时的人均储蓄数额远不足以购买庞大的国有企业待售资产,而且民众的储蓄还被通货膨胀“吃”掉了大部分,所以政府决定给每个公民发一张价值数万卢布的“私有化券”,以便把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公平地私有化给全体国民。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在私有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到工人的诉求。当时俄国的工人们仍然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价值观念,比如工人应该是企业的主人,这与中国私有化之前国企工人的价值观相同,而中欧国家的工人经过社会重建之后已不相信这套说法了。俄国政府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拟定了3套方案,而每个企业选择哪一方案,由本企业职工投票决定。因此,俄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比中国透明得多,俄国企业的厂长、经理想把企业卖给谁,必须要经过工人同意。这3个方案的区别在于,是否允许外部投资者购买本企业股票,以及卖给本企业职工的股票价格高还是低。俄国政府的设想是,既然不能限制本企业职工买自己工厂的股票,就规定企业职工买本企业股票时要付较高的价格,以此来鼓励外部投资者多投资。但结果却出乎政府的意料,大部分俄国工人宁可选择用较高的价格买本企业的股票,也不愿意让外部投资者拥有自己的企业;他们用政府发的私有化券再加上个人的现金,购买自己的企业,于是俄国大部分的国有中小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都落在本企业职工手里。这样的私有化过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基本上阻止了厂长、经理私吞国有企业资产、把企业私有化到自己手里的企图。

    俄国企业的管理层绝大多数人都在本企业长期工作,私有化之后他们也是本企业的所有者。在私有化的第一阶段,这些人与工人们联手,阻止了外部投资者的收购,因为厂长、经理们也害怕外部股东会解雇他们[6];以内部人为主的私有化完成、厂长经理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有少数人秉持工人当企业主人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尊重职工的股东地位,维持与工人的良好关系;但不少管理者开始压制工人股东的权利,甚至动用企业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票[7],再把如此收购来的股票转到自己名下,这种情形在中国非常普遍。俄国私有化的第二阶段是将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政府为了给财政筹集资金,用大型国有企业的股票与一小部分新兴的经济权贵交换现金,结果不少大企业落在了私营公司的权贵手里。官商勾结、腐败、黑幕是这一阶段的特色。

    3、红色精英的成功转型、政治倒退和普京现象

    在民主化时代俄国的精英构成与中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俄国的异议知识分子很难成为新的政治精英。在转型时期的最初几年里俄国的政府更换频繁,其原因与中欧国家有相似之处,即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各阶层不满意的结果,比如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等,而在民主化状态下民众用选票表达他们的不满,希望“换人做做看”。虽然俄国政府、国会里的人物不断变化,他们基本上都是原来的红色精英。可以说,俄国的社会转型被耽误了,而红色精英们却成功地完成了个人转型,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人士。伊万·撒列尼把转型时期中欧国家的精英构成与俄国的情况作了对比,他分析俄国、波兰、匈牙利转型期间老权贵的命运和新精英的阶层背景后发现,转型期间仍然能保留精英地位的老权贵,在俄国是64%,而在波兰和匈牙利则只有38%和20%;而从转型时期新精英的背景来看,俄国的新精英里有51%属于老权贵,波兰的这个比例只有41%,而匈牙利是33%。[8]

    很明显,在社会转型比较成功的中欧国家,老权贵成功转型成为新精英的机会少得多;而在社会转型不成功的俄国,老权贵就比较容易成为新精英。事实上,社会转型的迟误与红色精英个人的成功转型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因为社会转型的迟误,才给红色精英个人的成功转型提供了更多机会;而红色精英个人的成功转型越普遍,他们阻止社会转型的能量也就越大。

    虽然1991年夏苏共被解散了,但俄国的民主化仍然保留了新共产党的活动空间。苏共的官员一部分人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一部分人成了商人,还有一部分人则组成了代表社会中低阶层退休老人的俄罗斯共产党。俄国从1992年到现在经过多次选举,俄罗斯共产党的选票从未多过四分之一。显然,俄国选民并不希望这个新共产党上台。该党的支持者大多数是退休职工和过去的党政干部,这些人不愿意走出对苏联时代的怀念和记忆,在他们身上有着很深的“红色情结”,而且通过家庭教育还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两代。对他们来说,重新认识史实和道德重建,不是一个辨明是非之后就可作出决断的事;即使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已被揭露,被扭曲的事实已经澄清,他们仍然拒绝接受。

    在转型过程中俄国和中国有两个相似之处,其一是出现了大量的官商勾结和贪腐现象,其二是警匪勾结和黑社会活动猖獗(黑社会的背后是克格勃官员)。这些社会政治问题并非民主化的必然产物,而是红色权贵政治文化的产物,旧权贵转变成民主派精英或商人之后,继续沿袭转型前的行为模式,贪腐成性、无法无天。在一个价值观和道德重建都不成功的社会里,民众不一定把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问题与社会重建的迟误挂起钩来;相反,他们很可能从红色文明的残余中找出对威权人物的崇拜,希望威权人物动用行政力量去解决转型期诸多令民众不满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普金利用了这一点,再加上爱国主义、大国崛起的口号,他赢得了选票和“权杖”。

     

    七、中国模式:用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转型不成功的一个特征,那么,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必然结果。在中国,不仅权贵资本主义泛滥,而且权贵资本主义还不断强化着共产党的统治;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在经济转型中通过走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巩固了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权。这是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再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理论都无法合理解释的现象。

    1、威权政府下做而不认的震荡疗法

    中国的经济转型由威权政府一手主导,它确实造就了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并非威权政府的独家特产,中国的繁荣还有更复杂的原因,笔者已另文讨论[9]。威权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与中欧、俄国民主化过程中的经济转型有一个重大区别,即民众为政府的政策付出代价时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

    有一种说法在中国非常流行,即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秘诀是拒绝俄国采用的震荡疗法,而选择了渐进策略。所谓经济转型中的震荡疗法,主要指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两个实行自由经济的关键性步骤。价格自由化就是放开原来由政府管制的物价,其目的是取消计划经济的控制基础,允许企业和消费者根据供求来决定商品的价格;而私有化则是将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变成私营企业,以削弱公有制和经济集权控制的基础。因为价格自由化会导致物价突然上涨,私有化会重新分配公有资产,而这些资产的分配是否公正,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所以这两个改革措施因其社会震荡效应而被称为震荡疗法。事实上,中国在经济改革中一共实行过三次震荡疗法,一次失败了,两次成功了。第一次是邓小平在1988年下令“价格闯关”,但此举完全失败了[10]。第二次,中共挟“六四”镇压的威慑,在1993到1994年再次实行放开价格的震荡疗法,基本上完成了价格自由化。第三次,从1997年底开始中共再度施行震荡疗法,对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私有化。在这3次震荡疗法中老百姓都付出了重大代价。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导致物价暴涨,老百姓的存款大幅度缩水,第三次则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生活极为艰难。但因为宣传机器严禁报导,中国老百姓对第一次震荡疗法的具体决策情形不了解,对后两次也不甚了了。

    2、中国式私有化:造就共产党资本家

    与俄国的私有化相比,中国的国企私有化充满了黑幕和腐败,把大批囊中空空的经济管理干部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共产党资本家。1997年中共为了防止国有企业拖垮银行系统,不得不部分地放弃用国有银行保国营企业的传统做法,把十多万家国有工商企业当中的大多数视为“包袱”而甩掉,让它们自生自灭,这样便拆毁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国有企业系统。中共为了自己的统治,曾于上世纪50年代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后又为了自身的存活,消灭了这一制度。“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绝大多数企业的国有制;而要改变现有企业的国有制,唯一的选择就是私有制。一旦现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虽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所有转型国家的必由之路,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中欧国家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是一条路,而中国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则是另一条路。

    推行私有化政策时中国政府不愿出面直接甩“包袱”,否则社会上所有的怒火都会喷发到当局身上;中共采用了一个含义暧昧的改革词汇—“改制”,对把国有企业改变成什么样的所有制,则完全不作交代。一方面,这是用“暗度陈仓”的办法来“忽悠”国有企业职工,希望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中共让国企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身上,以便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的好处就是几乎不花分文就私人吞没了各自管理的企业。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改制”真相,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国企改制”的真相。

    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始于1997年下半年,结束于2009年。从1997年到21世纪初的几年,“抓大放小”是个非常流行的口号,即当局抓住大型国企不松手,但放开中小企业,让它们实行破产、兼并、拍卖、转让,各级政府乘机甩掉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性手段,将资源迅速向垄断型国有企业集中,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上市的大型国企既保留50%以上的国有股,又通过管理层持股,让红色权贵们成为拥有大型垄断国企部分股份并参与决策管理的资本家,同时通过对普通股民发售大型国企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为这些公司汲取社会资金。整个私有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到2001年基本结束,历时4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私有化到厂长、书记的口袋里,多数人凭借他们在国有企业内的权力和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用企业的资金为他们个人购买企业的产权。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其手段包括上市、管理层持股、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是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2万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股份化、但国家仍然居于控股地位的企业。

    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外资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一直把国企私有化真相当作国家机密对待。中国政府准许境外的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进行调查,以便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11],为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市场经济要求铺路;但这些调查结果不准在国内出版,国内媒体也不许介绍。从境外研究人员和中国全国工商联调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私有化的工业企业当中,大约60%成为厂长经理的囊中之物[12]。这些“买下”国有企业的新红色资本家自己不可能有千百万资金,通常都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用这些借来的款项把企业买下来,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然后再动用企业的资金去偿还购买企业产权的债务。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道地、标准的倾吞公有资产。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当中非常普遍。[13]

    在中国的厂长经理“空手套白狼”、一夜致富同时,政府还鼓励他们把工人当替罪羊,让厂长经理削减支付给工人的失业下岗补偿和下岗后的生活补贴、医疗保险开支,每当工人们组织抗议时,政府便出面支持保护厂长经理,镇压工人。这样,本来应该由政府和企业支付的工人的下岗补偿和下岗后的生活补贴、医疗保险开支被大大压缩,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下岗工人因生活无着而自杀,政府则逃避了承担社会保障开支的责任。显然,中国的私有化不仅违背社会公正,也冷酷无情。政府先通过私有化甩掉对国企工人的社会保障支付责任,等失业工人自生自灭之后再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如此则政府的经济负担最小,而工人的处境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的工人状况更悲惨。

    3、中、俄私有化过程和结果之对比:谁受侵害谁得益?

    若把俄罗斯和中国的工业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和结果作对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同[14]。第一,俄国政府有统一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们投票决定选择哪一种;而中国政府从未明确宣布过企业“改制”的具体设想,企业的私有化方案是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在密室里策划、黑箱作业,一般不让工人了解实情。更恶劣的是,在中小国企私有化期间,中国国务院关闭了唯一的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而为地方政府和国企经理上下其手打开方便之门。第二,俄国的厂长、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对工人的意愿比较尊重,所以很少因私有化而发生劳资冲突;但在中国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帮着他们侵吞,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第三,俄国工人入股基本上是自愿的,用的是政府发的私有化券,入股之后他们的股东身份能够得到承认;而中国的很多工人则是被厂长、经理威胁着强迫入股,只能用个人储蓄,但入股本厂之后,其股东身份常常得不到承认,甚至经理偷偷把企业卖给第三方,侵吞了工人股东的财产,工人股东也毫不知情。第四,在俄国,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比中国工人的10%多得多;俄国的企业经理层虽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比中国的经理阶层少得多,因此俄国的厂长经理靠他们个人控制的股份,往往无法把企业变成他私人的,因为工人也拥有大量股权。第五,私有化之后俄国工人敢于讲真话。笔者在几十家俄国工厂做过大量调查,许多俄国工人敢当着我这个外国人的面,直言不讳地指责他们的厂长、经理贪污腐败、滥用特权、无能;在中国,工人如果敢这样做,早就被开除了。中国在私有化之后工人的地位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经理阶层对工人开始实行军事化管理,即把工人当奴隶对待,特别是在山东的一些煤矿,但山东省政府却把军事化管理当做企业文化的样板在全省推广。第六,俄国私有化过程中解雇现象较少发生;而在中国,强迫工人下岗待业,是厂长、经理普遍采用的降低企业收购成本的手段,而且这个做法得到了政府的充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已经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私有化时期中国大量的劳资冲突就是这样发生的。

    由此可见,在私有化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对待国有企业工人远不如俄罗斯政府那么善良。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态度。而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

    4、经济转型阻滞政治转型及红色精英“异族化”

    在转型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接受一种理想主义假定,即市场化有利于民主化,或者说,经济转型会促进政治转型。其理由是,中产阶级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他们会支持民主化,而红色精英在现代市场环境中将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在中欧国家,这一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俄国,经济转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转型却在走回头路;而中国模式则证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红色权贵们操纵,其结果是建立红色权贵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会阻滞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帮助和强化红色权贵们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从中、俄经济转型的比较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关于转型规律的认识:经济转型是有利于政治转型还是阻滞政治转型,其关键在于两者的先后顺序。当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同步时,比如俄国的情形,由红色精英“变身”而来的民主派不会反对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不见得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致富;但红色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遏制,无法肆无忌惮地利用私有化来化公为私,在俄国和中欧国家都可以发现这个特点。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样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

    中共强烈的永不放权意识的形成,并非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红色资本家的威胁。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注重“人民”话语,而毛泽东最喜欢的那套“造反有理”话语在“多年接受党的教育”的中国社会一代又一代民众中留下了深深的影响。社会底层民众中有许多人会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从马克思、毛泽东那里找到“批判的武器”,来反对权贵专制资本主义。所以,对红色权贵们而言,不管是讲普世价值,还是讲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输家。他们憎恶民主化,是从“丢江山、掉脑袋”的角度去认知的。对红色权贵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法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他们对全社会其它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国家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早该抛弃了;用红色权贵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可以实现他们期待的“红色江山万年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过去十多年来“维稳”经费和“维稳”队伍的不断扩大表明,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但巩固了、而且强化了共产党的专政。这种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就此而言,当局主导的转型的“中国模式”止于经济转型,而不会再延伸到政治领域。

    今天中共的洗脑教育系统仍然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这个意识形态才能为红色权贵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维系提供合法性解释。尽管中国模式本身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秘诀恰恰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红色权贵们内心深处那种始终难以释怀的对社会大众的恐惧,最后往往引导他们移民国外(起码也得弄个香港居留权),以求得安全感。红色精英的“异族化”,一方面表现为具“外国”身份的红色权贵们在中国掌控大量财富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在国内的行为日益“占领军化”,呈掠夺式短期行为特征,似乎中国并非他们的祖国,他们对待中国的姿态更象是对待被占领国土和臣民的态度。因为有了随时“撤出”的可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在乎中国的未来和普通国民的命运。

    5、重回个人威权领导模式:“钟摆规律”还是异常现象?

    本文第二节指到,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都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来回摆动;从个人威权变回集体领导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都停留在集体领导阶段,不重回个人威权领导模式,但近年来在中国却出现了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逝去之后,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这种经济压力不但没有倒逼出政治改革,相反却使领导模式重回个人威权。

    习近平上任之后强力推行反腐败,阻止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捞钱的门道。有人以为,反腐败只是一时的风头,避一段就过去了,这是错估形势。习近平的反腐败并不触动政治体制,他主要依靠党的纪检系统,对各级官员造成政治上的高压,而且准备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设立党政合一的监查委员会,把反腐败法治化、长期化。如此则既可借反腐败来降低统治成本,堵住红色精英造成的经济资源向海外的“跑冒滴漏”,也可借此清洗不顺从的官员。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高层权力斗争中逐渐削弱了毛泽东之后高层的集体领导模式,使得中共领导模式的“钟摆”再次“摆”向个人威权。许多人将这种转变视为反常异态,认为只有继续实行集体领导模式才是“正宗”。其实,若将观察的眼光从单看政治斗争变为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即共产党领导模式的“钟摆”“摆”回个人威权模式,与当前及今后当局的统治策略调整有关,是一种中共政权的自救手段,这恰恰是“钟摆规律”的实质性特征。

    最近笔者在《繁荣缘何而去》一文中指出,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出现的“出口景气”与“土木工程景气”都不具有再生性,当局很难重造经济繁荣[15]。因此,江胡时代那种红色精英们“闷声大发财”的局面失去了经济基础。在习近平时代,当局在经济发展方面很难再找到开源生财的路子,唯有节流省钱、降低统治成本,才能在经济困境中尽量延长统治;因此当局不得不放弃过去20年当中听任红色精英腐败、发财的方针,试图斩断红色精英的“异族化”和“占领军化”生存模式。既然要把以往对精英们的慷慨变成斤斤计较,最高领导人只能把统治模式从以往的收买为主,改变成以威压为主,通过重建个人威权,逼迫精英们让步。当然,这并非解决中国当前和未来问题的出路,而只是延续统治的手段。与此同时,过去几年来当局在政治和社会控制层面越收越紧,在言论管控、微信监管、打压非政府组织、打击维权律师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不再会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不会再有思想解放,也不会对政治进步有任何宽容,持续不懈的政治高压将成为当局维持统治的主要工具。这种局面今后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至于将持续多久,则取决于经济状况,当经济情况恶化到国家财力难以支撑维稳需要时,其社会控制能力才会因资源不足而逐渐松动。如果中国将来出现政治变化或政治转型,可以肯定,这必然发生在社会转型无法正常进行的背景下;而中欧与俄国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社会转型,政治转型必然艰难曲折。

    6、中国模式的社会后果:价值观混乱和道德沦丧

    在经济转型时期,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轨迹不一定朝着令人乐观的方向移动,它也可能逆向移动;也就是说,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可能变得越来越坏,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主要是在政治层面摧毁道德和价值观念,以阶级斗争划线,出卖亲情、朋友、师长,都被视为正当行为。1978年到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起航之时,中国的社会道德一度出现了向正常状态复归的可喜现象。那时人们之间的信任和友善增加了,共产党暂时停止了大规模政治迫害,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氛。这是一种出于人类社会自身正常需要的自然的、朝向积极方向的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但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中共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摧毁道德和价值观念。“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没有道德标准,也就是说,捞到钱就意味着成功,至于怎么捞,是否违背道德,可以不管不问。这样的方针实际上给各种不正当或非法的捞钱手法赋予一种正当性。从8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的干部子弟率先倒卖计划物资指标,把低价的计划内分配的紧缺产品高价卖到市场上,从中赚差价,或是倒卖进口指标,这些非法、欺诈型的做法在中国被称为“捞第一桶金”;90年代后期国企私有化允许企业管理干部私吞国企,就更是无法无天了。到了今天,从青少年到50、60岁的人,基本上已不再考虑赚钱的道德底线了。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认同不择手段的发财道路,社会道德便开始败坏;人们变成了非道德论者,只认钱、不认是非,所有违反正常道德标准的经济行为都被正当化了。当“一切向钱看”成为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正常社会的价值观便被破坏殆尽,道德沦丧成为常态,而诚实工作、不欺诈、不贪污、不行贿却被视为不会做人。道德和价值观的破坏造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环境。当有毒有害食品蔓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破坏处处可见,恶劣的社会行为无人制止时,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扭曲已经定型,几乎难以恢复正常。人们只能明哲保身,对一切不良社会后果视而不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即便中国可能走向民主化,民主政治的正常功能也会被扭曲了的社会价值道德观念瓦解。

     

    八、三种转型模式的优劣评价

    中欧、俄国和中国这三种转型模式孰优孰劣?笔者认为,社会公正是一个可以综合反映政治、发展、社会问题的维度,它不仅涉及转型成果,也包含对转型的不良后遗症的评估;同时,它还代表着国际公认的一些基本价值标准,那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它走过的道路之良劣成败,不能用精英的财富地位或都市里部分具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状况来衡量,而是需要考虑社会各阶层的状况,至于经济增长率或城市现代化建设水平等指标,只不过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一个侧写而已。

     

    1、重新审视发展的迷思

    中国官方多年来的洗脑教育和宣传一直在灌输“发展至上、发展就是一切”的教条。然而,经济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常常用国家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说法来解释发展的意义。其实,这种来自官方宣传的说法刻意混淆了国家机器和国民的区别。“国家”这个词在中文里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国家机器,即政府;其二是祖国与人民。中国人经常分不清这两者;而在英文里,国家机器是state,而由国民组成的社会是country,两者绝不会混淆。[16]在民主国家,当谈到国家的成就时,老百姓讲的国家指的就是我们大家(my country),而绝不可能是国家机器(my state)的成就。他们很容易就区分得清清楚楚:国家机器实力的增强并非老百姓福祉的增加,这完全是两回事;民众衡量自己国家的成就时,其标准是国民的实际消费能力或购买力,而不是政府拥有多少警察、军队、航空母舰或核弹头。

    198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曾出现过一场针对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推动的“洋跃进”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那场讨论批判了“发展至上论”,而被批评的人当中就包括邓小平。当时华、邓、李为了积累政绩,急于大量引进外国重化工设备,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难。这场经济学界的讨论得到了陈云的支持,他想通过这场讨论夺取经济政策主导权。那场讨论批判了为生产而生产、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当时提出的问题中就有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究竟是为了增加钢和化肥的产量还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政策话语体系中,华、邓、李推行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优先顺序延续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传统;而陈云支持的另一种投资优先顺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正好与农村包产到户之风相契合。这场争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这个原则。但随着华国锋被排挤下台,经济学界的相关讨论也嘎然而止,而且从媒体上消失了,因为陈云已经通过这场讨论达到了目的,而邓小平的权力更大了,自然不允许再就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下去。

    可悲的是,近40年前这场讨论的结论因邓小平的得势而被“清零”,直到今天我们还得重新澄清关于发展的迷思。其实,这个迷思的破解非常简单,只要把30多年前讨论过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换成“发展的目的”,直接引用当年的结论就可以了,那就是,发展本身并非目的,发展的目的是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与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根本区别。“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以全体国民、而不是“一部分”人为考量,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体现社会公正。如果澄清了发展的迷思,就可以明白,光鲜亮丽的公共工程都是以国民生活水平无法改善为代价的;如果依靠这些工程来实现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而各级政府却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填补教育、养老系统等资金窟窿,恰恰就说明,中国的发展严重偏离了它原本的目的—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平。大致可以说,偏离发展目的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不良发展,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2、评价转型模式好坏的价值判断三原则:透明、参与、公正

    经济增长率之高低,不能作为判断转型模式好坏的标准,因为转型时期各国可能因经济结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以及政府的一次性政策效应而出现增长率波动,笔者指出的中国的一次性“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就表明,曾经的高增长未必有持续性(“新常态”的提出即承认高增长的终结)[17]。另外,在共产党国家高增长率是可以由政府人为造假的,最近辽宁省政府承认经济增长数据多年造假,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8]

    笔者认为,评价各国转型模式的好坏,可以采用三个标准,即透明、参与、公正。第一条指改革的决策过程、决策内容、实施结果是对社会大众公开,还是由掌权者“黑箱作业”。第二条是指,谁能参与这场改革,是一小撮权贵,还是社会大众。需要指出的是,让社会大众参与转型决策的讨论,本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宣传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那么,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有什么理由不让“国家的主人”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们”参与讨论呢?第三条标准指的是改革的结果是否公正。如果用这三条标准来对比中欧模式、俄国模式、中国模式,中欧模式显然比中国模式好得多。在中欧国家,转型决策比较透明,社会各阶层能充分参与转型过程,转型的结果也比较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而在中国,经济转型决策是黑箱作业,公众不但不能参与,还必须为腐败的政治经济精英“买单”,甚至为了让他们暴富而下岗失业。比较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俄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基本上是透明的,民众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中国民众则经常蒙在鼓里,更谈不上参与;虽然两国都出现了红色精英的腐败,但俄国经济转型的结果比中国更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

     

    3、转型中的社会公正之基本原则:“种祸者不赏”与“受害者不罚”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是指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由此保障公民平等的经济权利。由于转型前各种权力和资源都掌握在红色精英手中,而转型过程中他们又往往得风气之先,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利用以前的特权和现在的机会致富;再加上经济转型中必然要实行私有化,当庞大的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时,谁利用特权获得原公有资产,谁就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这无异于抢劫致富。如何防止劫掠公产或利用职权致富,是转型国家面临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有一个道义原则,那就是,因创建、维护一个失败了的制度而成为精英的社会群体,是否应该在转型过程中给他们奖赏。在不同转型模式下,社会认知截然不同。对转型当局来说,如果听任原红色精英侵吞国产而自肥,就等于默许这些原红色精英在摧毁共产党制度的过程中得到奖赏,于是这些红色精英曾因创建、维护苏联模式而获得赏赐,又因终结那套失败的制度而再次获得奖赏。显然,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转型结果是最大的社会不公。

    中欧国家虽然没有公开讨论“种祸者不赏”这个话题,但他们的社会重建运动包含了这一理念,因此中欧模式在这一点上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公正;俄国模式虽然从来回避这个话题,但也没有公开宣扬奖赏“种祸者”;而中国模式下红色权贵们堂而皇之地抢夺国有资产,通过占有国有资产或者占有垄断资源而成为富有的资本家,虽然他们的“老子们”的“革命功劳”事实上被“改革”否定了,这些红二代们仍然想世世代代霸占这座“江山”。从“种祸者”是否“受赏”这个角度,很容易就对不同转型模式的社会公正程度作出清晰而明确的判断。

    另一方面,制度转型是一个伴随着痛苦和承担代价的社会过程。所谓承担转型的代价,主要有几种形式。其一是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下降;其二是在某些机会面前无法自由竞争;其三是因为价格变化而导致财产缩水或购买力萎缩。观察中欧、俄国、中国三种转型模式的情形,可以发现,如果某一现象均衡地发生在不同社会阶层当中,比如,所有人的存款都缩水了,这不涉及社会公正问题;但如果某一现象只发生在某一个或几个社会阶层当中,那就有必要考察,是否存在着歧视性转型代价承担安排。如果“种祸者受赏”,就可能同时伴随着“受害者被罚”。如果单纯让共产党制度的“受害者”来承担转型的代价,比如中国让下岗职工承担国企制度失败的经济后果,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不公。

    4、转型中出现的三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责任承担者不同的命运

    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分别由三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主导,结果造就了三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笔者称它们为“异议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dissidents’ capitalism)、“党员同志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和“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19]不同转型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完全不同。这三种转型模式的共同点是改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因各自的主导力量不同而性质各异,其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是否实行民主化,更大程度上表现为转型是否体现社会公正。从社会公正的维度看,这三种转型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转型过程中共产党制度失败的责任承担者完全不同:中欧模式由异议知识分子主导,表现为“老权贵失落”;俄国模式由原苏共干部主导,基本上是“老权贵复归”,但老百姓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中国模式则属于“种祸者受赏”,由中共政权主导,老百姓虽然生活有所改善,但经济转型的大部分好处由“种祸者”独享。中国政府虽然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抛弃了,但它继承了毛泽东留下来的政治制度,同时拒绝为毛时代经济制度的失败承担任何责任;另一方面,在私有化过程中政府要国有企业的工人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付出代价,但这些企业的经理们不但不付任何代价,相反还“空手套白狼”,成了企业的新老板,把国企私有化到自己手里。显然,中欧模式在社会公正方面比俄国模式好得多;而中国模式则完全背离社会公正。

     

    5、转型时期社会不公的综合经济表现

    改革和发展的目的本来应该是改善和提升绝大多数民众的福祉,而不是帮助精英致富。如果单纯把今天老百姓的平均收入与几十年前比,似乎总能得出改善甚多的结论。中国的经济转型已历四载,要评价改革或发展的结果,应该分析“改革的红利”或经济增长做大的“饼”究竟是怎样分配的?如果要找一个综合性经济指标来测度转型时期社会不公程度的演变,而不是单凭直观感觉去例举种种,可以观察各年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之轨迹。假如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现象日益严重,那么,由于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能力疲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可能呈下降趋势;反之,如果社会不公现象日益改善,这个比重就可能呈上升趋势。

    笔者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年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发现这些年当中社会不公状况的改善和恶化与这个比重的变动完全对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在当时农村居民非常贫困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占支出法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48%;农村“包产到户”后农民收入大幅度上升,城乡之间的社会不公现象明显改善,这个比重开始上升,1981年达到最高点53%;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初始效应逐年递减,城市职工工资开始增长,改革快速改善社会不公的效应不那么明显了,这个比重也稳定下来;“六四”以后国企经营状况开始恶化,工人收入增长放慢,城市里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个比重开始逐步下降,回到了1978年的水平;1997年开始的国企私有化造成大批工人下岗,社会不公日益明显,这个比重进一步下滑;从2004年开始,由于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缓慢,而权贵集团暴富的速度加快,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个比重也逐年下降;到了2013年这个比重只剩36%,比改革前低12个百分点,呈现令人吃惊的反常状态。在发达的民主国家,这个比重基本上是稳定的,比如,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比重就长期稳定在70%左右,这表明经济增长与国民的总消费大体上同步增长,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落在老百姓身上。在发展中国家,象印度,这个比重相对稳定在50%左右。在转型国家,比如俄罗斯,这个比重也基本上在50%上下小幅度波动;由此可见,俄国的转型并没有造成象中国这么大的社会不公。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这个比重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这一现象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不公可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21]之所以中国会出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从未发生过的现象,是因为绝大多数国民的收入处于很低或中低水平;与此同时,占人口很小一部分的中、高收入阶层占有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许多外国记者和外商以为,中国是人口大国,消费市场庞大。实际上,在收入和消费结构高度畸形的状态下,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消费能力相当有限,而中高收入群体则热衷于购买外国商品,其消费转移到了国外市场。这样畸形的收入分配结构必然导致居民总的消费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低得反常,而这一比重的持续低落充分说明,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实实在在地表现为多数国民被抛弃在受益者行列之外。长此以往,社会不公的固化必然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对立。

     

    九、三种转型模式的若干启示

    1、轻松的转型 vs 艰难的转型:转型国家命运的天差地别

    在所有踏上转型道路的国家里,中欧的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早已完成了转型,其过程短暂而顺利,短短的十来年之后就回到了延续这些国家二战前历史的轨道,没有暴力冲突,一切都那么平和而自然。在这样的社会里转型过程已成为历史名词和历史记忆,而转型的经验教训只不过是本国现代史课堂里讲授的一部分。这样的“天鹅绒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状态,然而,多数转型国家却与此无缘。中欧各国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社会价值观的重塑,而这个历史任务只能在异议知识分子主导下的转型过程中才可能推进,在原共产党权贵们主导转型的国家则绝无可能;至于为什么只有中欧国家的转型过程能由异议知识分子主导,这当然与中欧各国二战后社会上对红色傀儡政权的反感与敌意有关,更与这些国家民众的独立思考习惯、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以及对独立知识分子的尊重信赖等因素密切相关。换言之,是中欧各国民众对异议知识分子的拥戴和异议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重建运动,为“天鹅绒革命”铺平了道路,为它的成功缔造了社会基础。

    虽然转型的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优劣清晰可断,但各转型国家却未必能从容地从上述三种转型模式中任意地作出选择,因为转型过程的路径依赖起码受两大因素影响。其一是转型的主导力量之选择。与中欧国家不同,多数转型国家的转型主导力量是老权贵,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转型引向违背国人意愿的歧途。其二则是社会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导向,不同价值观主导的社会通常会走上不同的转型道路。因此,中欧模式始终未被其他转型国家效仿,毫不奇怪。对多数转型国家来说,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运作和民主制度设计虽然表面上大同小异,结果却天差地别。与中欧国家相反,俄国及前苏联的诸多加盟共和国以及巴尔干地区的不少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始终徘徊不前,老权贵横行,腐败丛生,经济凋敝,民众痛苦而无奈,对未来充满了茫然无措之感。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一度属于转型国家中的先行者,现在却沦为转型国家中的后来者(late comer)。中国改革已历四载,经济转型丝毫未促进政治进步,相反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两极化和社会对立,多数国人对政治社会现状不满,尖锐的社会矛盾虽然被政治高压所抑制,但仍然不时有火花爆发。中国的转型已经停滞,政治变革成为当局的禁忌,社会转型更是无从谈起。“天鹅绒革命”在中国毫无生发的土壤,不仅仅因为中共排斥政治变革,也因为期盼变局的大量民众仍抱持红色价值观,而暴力革命却在底层社会当中颇有市场。

    除了中欧国家以外,多数转型国家的教训表明,制度转型并非单向直行道,它既可能是环形道,也可能是U形道,政治上的专制复归值得警惕。由此看来,中欧国家短暂而顺利的转型过程是一种特例,在多数转型国家,转型过程可能延续很久;如果把社会转型考虑在内,在有些国家整个制度转型(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也许需要一个世纪。之所以许多国家的转型会如此缓慢,其根源在于社会价值观重建的迟缓;没有中欧式的社会重建或社会转型,而听任社会价值观自然而然地慢慢演变,那么,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民众的选票未必会有效推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选民们只看重政治家的短期经济承诺,而轻忽对腐败文化的清理掘弃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司法独立及法治,那么,民主选举中可能是那些有钱有势、敢于胡作非为的人当选,而清廉的政治家反而可能落选,俄国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派政党“苹果”党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被民众的选票淘汰出局,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2、从“郭氏推特革命”看未来中国的“革命”前景

    自2017年3月开始在Twitter中文圈发生了一场极为奇特的“郭氏推特革命”,大批网民以支持郭文贵“爆料”为理由,视郭文贵为他们的“革命”领袖,对不表态支持郭文贵的人竭尽批判攻击之能事。这场在网络空间里以匿名参与者为主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虚拟的,不可能转化为实体行动,但它折射出中国社会潜藏的种种社会矛盾、社会动向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倾向,值得分析。

    中国国内公开或暗中支持同情这场“郭氏推特革命”的人大体上分为三个社会群体:首先是对反腐败不满的官员及其亲友,他们迫切希望王岐山被整肃,从而终止反腐运动;其次是部分反专制的知识分子,期待郭的爆料会引发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动摇中共的统治;第三则是底层民众,他们希望借郭之力“翻身求解放”[22],他们在郭的行动中看到了“希望”。其实这三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与目标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对立,比如,底层民众的打击目标就包括官员和中产阶层;但这三个社会群体各自急切的求变心态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形成了这次虚拟“革命”。郭文贵多次声明,他爆料的初始动机是个人的“保钱、保命、报仇”,而他的支持者因求变心切,故意忽视了他们各自的动机与郭文贵的动机完全不合。这种求变心态反映出中国社会目前的焦躁和深度不满以及不择手段的求变愿望;但这三个群体求变的目标却南辕北辙,官员们希望恢复“吃喝嫖赌”的“幸福生活”,知识分子希望舆论环境宽松一点,底层民众则对政权、官僚阶层、富人乃至中产阶层充满仇恨,希望“天翻地覆”。

    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原本含义就是“天翻地覆”,而“天鹅绒革命”则是最佳途径;但是,并非所有的“天翻地覆”都属于制度转型,如果求变企图是以红色价值观为主导、以暴力革命为取向,这样的“天翻地覆”只是专制的改朝换代,与民主化和政治转型毫无关联,尽管可能披上民主化的外衣。这次“推特革命”过程中底层支持者表现出两个特征,其一是平权诉求为表,财产诉求为里,类似于共产革命的“剥夺剥夺者”,有着“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革命印记;其二是专制和暴力化倾向,一些人明确表露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心态,与红色极权体制不容异见一样,动辄围攻批评者,痞话脏话铺天盖地,而且毫无是非感,显示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倾向,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仇恨、蔑视更是溢于言表,其话语与当年的“文革”大字报相近,甚至有人公开鼓吹血淋淋的暴力,毫无文明底线,类似于中共革命初期的言论。“郭氏推特革命”的上述特点表明,它并非推动民主宪政建设的社会运动,相反却带着毛式共产革命的深深胎记。

    究其端倪,底层民众这类中共掘墓人其实是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目前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矛盾是富“马克思主义者”(统治集团)与穷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底层)之间的矛盾[23]。富“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坚持,只是为了维持政治合法性,因为舍此无以抵御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与官方意识形态教条实际上背道而驰;而底层民众自小通过学校教育、影视作品等无处不在的浸染,早已将“底层神圣”、“打土豪分田地”、“剥夺剥夺者有理”等马克思、毛泽东的革命口号内化为价值观的一部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更促使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当官的用权力抢钱,穷人就要用暴力将钱抢回来。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富“马克思主义者”与穷马克思主义者在阶层利益和政治立场上严重对立,但在价值观方面却共享相同的红色意识形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假如出现政治变革契机,打着“民主化”旗号的社会运动可能被推入又一场“红色”暴力化革命,然而,诞生的却不是民主制度,而是穷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种专制;其结局不是红色制度的完整转型,而是专制的同类复归。

    这次“推特革命”给我们两点重要启示:第一,目前的中国并不具备发生“天鹅绒革命”的社会条件,却孕育着张献忠、洪秀全再世之类的新“红色”革命;第二,虽然独立知识分子的启蒙功能被当局压制,但要为中国争取和平转型的机会,他们仍然肩负着艰难竭蹶的任务,不得不在富“马克思主义者”和穷马克思主义者的夹击中,为重塑社会价值观尽自己的历史责任,如此才可能把未来的中国导上和平转型的正常轨道。

    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曾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24]。本文的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终将导致制度转型;制度转型的“天鹅绒革命”模式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乃最佳选择,而避免新“红色”革命则是未来中国转型道路上最大的挑战之一。

    程晓农,旅美独立学者,原《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1] 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2] 出处同上。

    [3] Hilary Appel,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Privatization Programs: Reconside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Liberal Economic Reform, Lessons from Privatization,” the speech at Woodrow Wilson Center, Oct. 25, 1999, 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event_id=3813&fuseaction=events.event_summary.

    [4] 程晓农,《怀旧与国运—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之一)》,《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9月1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cheng-xiao-nong-huai-jiu-yu-guo-yun-yi-ge-guo-jia-neng-fou-cheng

    [5] 出处同上。

    [6] Kiril G. Holodkovsky, “Rossiskaya Privatizatsia: Stolkhnovenye Interesov (Russia’s Privatization: Clash of Interests),” Moscow, Russia, Mirovay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oe Otnoshenie (The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1, 1995, 72-86.

    [7] Linda Cook, and Vladimir Gimpelson, “Exit and Voice in Russian Managers’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1995, Vol.7, No.4, 465-83.

    [8] Ivan Szelenyi (伊万·撒列尼)等,《东欧社会转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产》,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在俄国、波兰、匈牙利这三个国家,撒列尼在研究中对老权贵的抽样调查样本规模分别是854、888、662,对新精英的抽样调查规模分别是958、960、783。

    [9] 程晓农,《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美国,《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2期,第75-83页。

    [10] 程晓农,《改革的艰难――赵紫阳在1988年》。

    [11] Shahid Yusuf, Kaoru Nabeshima, and Dwight H. Perkins, Under New Ownership: Privatizing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hington, DC,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06, 81; Ross Garnaut, Song Ligang, Stoyan Tenev and Yao Yang, China’s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utcomes,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05, 5; Gan Jie. “Privatization in China: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James R. Barth, John A. Tatom, and Glenn Yago, eds. China’s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erlin, Germany, and New York, NY: Springer, The Milken Institute Series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8, 2008.

    [12] 全国工商联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北京,《财经》杂志,No.4,Feb. 20, 2003;Gan Jie, “Privatization in China: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James R. Barth, John A. Tatom, and Glenn Yago, eds. China’s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erlin, Germany, and New York, NY, Springer, The Milken Institute Series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2008。

    [13] Cheng Xiaonong. “Making Capitalists without Economic Capital: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Russia.”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ction onComparative-Global Economic Sociology, Aug. 11, 2013, New York, available at the website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for its members.

    [14] ChengXiaono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Nov. 2015, pp.10-34.

    [15] 程晓农,《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中国战略分析》第三期,2017年5月15日出版,页75~83。

    [16] 2009年秋笔者曾经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参加一个讨论节目,当时曾讯问在场的留英中国学生们:你们的英国同学谈到“我爱我的国家”时用的是哪个词,是I love my country,还是I love my state?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全都笑了。显然,如果英国人说,“我爱我的国家机器(I love my state)”,所有人都会认为他大概是个疯子。

    [17] 程晓农,《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中国战略分析》第三期。

    [18]《揭秘辽宁统计数据造假:早已引起中央高层注意》,《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70119/30189410_all.html

    [19] Cheng Xiaono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20] 程晓农,《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中国战略分析》。

    [21] 数据来源:World Bank, “Household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 of GDP),” downloaded on 2/27/2016,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CON.PETC.ZS

    [22] 何清涟,《“郭氏推特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隐喻》,美国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tiananmen-guo-wengui-twitter-20170603/3886063.html;何清涟与笔者合著的新书《中国:溃而不崩》的最后一章对底层民众的诉求有更详细的介绍。

    [23] Xiaonong Che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24] 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中国数字时代,2015年11月28日,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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