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先后推出三批混改共计50家试点国企，人称第二轮公私合营。第一、二两批19家试点由中央政府直接指导操盘，而第三批混改与前两批不同，以地方国企为主，出现民企主动投靠，国企张开双臂迎接的局面。但考究双方动机，绝非官方宣布的“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与管理水平”，双方均缘于债务压力。
国企的债务压力从何而来？
中国政府实行国企混改，其实就是债务给逼出来的。
企业的债务隐忧早就出现，2009年，中央政府投入4万亿外加地方融资平台的20多万亿，大都投入到基础设施与房地产，但根本没达到预期的效益。政府的解决方式就是继续印钞，加大企业投资。因为如果不继续印钞，企业就会资金失血，无力偿还前期银行贷款，结果必然是企业破产，并形成巨额银行坏账，使严重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企业破产及金融风险，政府将股市与房地产作为货币蓄水池，利用民众担心通胀压力这一心理，将天量货币引入房地产领域。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的住户贷款余额是5.07万亿，2017年末则上升到了50.5万亿，增长近7倍。在政府努力之下，部分债务从企业与政府部门转移到了居民头上。高盛研究发现，与2016年相比，2017年，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81%下调至178％，政府债务总和占GDP比重从62%上升至67%；居民债务从34%上升至39%。
与此同时，则是债务违约事件频发，债务违约金额逐年递增，2015年126亿，2016年是237亿，2017年是392亿，违约金额呈现逐渐递增的态势。今年前4个月，违约金额超过130亿，超过2015年总和。
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专家都承认，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金融系统风险超过美国次贷危机前水平。
金融拆弹：通过混改降低国企负债率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6月中旬在陆家嘴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到的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包含银行巨额坏帐（其中的房地产业贷款与国企贷款风险最大）、巨额地方债务（媒体前些时候称今年22万亿地方债或爆发违约潮）、影子银行系统的各种金融平台爆雷。解决方针可用12个字概括：金融拆弹，定向爆破，压力测试。国企混改的目的就是降低企业负债率，减少银行坏帐的重要方法。
从上世纪90年代中以来，国有企业降低负债率的办法有三，1、处理不良资产；2、瘦身（减员）；3、通过资本市场用债转股等扩大股权融资，引入各类资本，开展混合制改革、股权多元化改革，用市场化方式增加企业资本。目前处理不良资产已经无计可施，减员涉及社会安定，用第三种方法风险最小。
2015年中国政府出台《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就是希望通过民企入股国企，降低企业债务率，将国企做大做强。以第一批试点中国联通为例，2017年8月完成混改，联通共引入14个投资方的780亿人民币投资，其中包括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等四大互联网巨头（均为民企），同时还引入中国人寿、中国中车、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国企，仍然保持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民企并无话事权，经营未见明显改善，但负债率却明显降低：资产负债率由2017年6月的62.6%下降至2018年6月的46.5%。另一家混改试点东方航空在定向增发完成后，资产负债率由2016的74.08%下降至70%左右，其余混改的企业的情况均与此大同小异。
地方国企热衷混改还有其他动力
有了这两批试点经验，中国政府于今年7月推出第三批国企混改，犹恐地方国企混改动力不足，9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为国企定下一个硬指标：到2020年年末，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要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
地方国企没有中央国企靠山硬，拉不来大个头的民企入股本企业，但他们也有敛财新招数，接盘有上市资格的民企，以便借壳上市，筹集资金降低负债率。
民企纷纷主动投入国企怀抱又为哪般？由于银行去杠杆压力加大，上市公司纷纷陷入资本困境。很多民营企业在债务危机、股价下挫、质押爆仓、业绩疲软重压下主动向国企“求入股”。据同花顺i问财数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10日，A股共有331家上市公司发生股权交易，其中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或机构的占比达35.34%。券商中国统计，仅9月上半月，已有6家上市公司计划向国资转让股份、控制权，包括豫金刚石、英唐智控、环能科技、怡亚通、梦网集团、华英农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资作为受让方的股权转让中，超过58.06%转让方式为无偿转让或行政划拨。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大股东以“1元”转让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北京海淀区国资委。
这些企业之所以愿意以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股权，是因为在去杠杆的环境下，在银行拿不到续贷，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比如北京金一文化公司有大量融资在上半年到期，被抽走30亿元的流动性，公司经营随即陷入困境。梦网集团主动加入混改，乃因近几年经营不善，公司实控人余文胜及第三大股东孙慧均高比例质押，而且在股价的持续下跌中已经有部分触及警戒线，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扭转公司业绩下滑的现状，将面临着很大的爆仓压力。
中央政府双管齐下，支持地方国企混改
对这一轮地方国企混改，据国内专业人士评论：这是经济剧烈下行压力下，民企的“自救措施”，是市场化机制在起作用。这些评论忽视了政府双管齐下地用政策逼迫使民企主动求国企混改：先是利用去杠杆收紧对民企贷款的政策，让民企陷入困境；再发布有利于国企的财税政策让国企可以空手套白狼。
在民企尚有力量时，都拒绝加入国企混改。2015年颁布《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之前，曾在一年前颁发过该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不赞同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入股国企，王健林、郭广昌、肖建华、宗庆后等人都公开表示过这类意见。到了2017年上半年，上述人物除宗庆后之外，基本都因大量海外投资涉及资本外逃、危及金融稳定而遭遇极大压力，郭、肖甚至失去自由，被迫变卖海外资产回国偿债。收拾了这批人尤其是邓府孙女婿吴小晖之后，2017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一、二轮国企混改顺利进行。这些央企今年前7月在股市融资618.78亿元。
民企与国企的负债率都很高，2017年末，民企整体平均负债率为52%。国企负债负债率达65.6%，民企远低于国企。但本轮结构性去杠杆的方针是：总体上把握杠杆构成，分部门、分类型去除。分部门是指对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企业（国企和民企）、居民三大部门杠杆的好与坏，优与劣进行区别对待。随着国企去杠杆这道口子的撕开，高负债率的国企很难获得贷款的同时，民企的贷款势必被更加严格控制，特别是高负债率的民企休想轻易获得银行贷款，超过70%的民企都感到压力山大。在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只有两条路，一是负债跑路，二是找国企做庇护伞，相比之下，后一条还能算条出路。
在9月中颁布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中，阐明了对国企混改的5条财税支持政策：企业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股权（资产）收购、合并、分立、债务重组、债转股等重组行为，可享受企业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债权损失可按规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企业重组过程中，涉及的货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可不征收增值税；企业重组改制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以上就是此轮市场化因素促使混改的政策背景。
两轮“公私合营”有何不同？
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成果之一是培育了一批民营企业，经此一轮混改，民营企业难免零落成泥。如同我在《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分析过的那样：中国早就陷入制度的结构性锁定，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顽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轮国企混改方案早在胡温第二任期就已制订，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内就跃跃欲试，现在将其作为金融拆弹的一大重要措施，轻易达到了国进民退之目的。
与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不同，那轮“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政府是用政治暴力作后盾豪夺；这一轮则是通过金融去杠杆政策硬性挤压，迫使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后“主动”投靠国企。算是巧取。
由于本轮混改的重点在“混”不在“改”，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没有改变，浪费资源、低效的痼疾一如其旧，几年之后必然会再度陷入困境。
（原载大纪元时报网站，2018年9月24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9/24/n1073776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