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最近由中央政府操盘的两件大事表明，中国公私合营2.0版即将启动。一是国务院于9月12日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他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北京于9月中旬召集百家中国国企在深圳开会，要求它们加大对港资企业的投资并深入控制香港，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

公私合营2.0版早就板上钉钉

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颁布之时，我就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一文中指出，新一轮公私合营的路向已定。该文指出：一、《方案》定下“混合所有制”，但强调“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仍是基本经济制度，是巩固与发展的重点，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因此，所谓“混合所有制”下，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二、确定了党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领导地位。三、“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国企改革光顾的主要目标。

中国政府在境内看中的民企，想逃避收购肯定没门。此后几年，中国政府虽然曾发文安抚民企，但谁都知道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

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

中国官方近几年一直在营造舆论，欲将反腐扩张至民营企业，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在各种灰色地带的财富积累方式。中国民营企业有“原罪”是事实，因为制度环境太过恶劣，在政府官员将所有资源（土地、项目审批）、税收、消防检查等公共职能都视为寻租工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要想生存、做大，都得与权贵、掌握实权的官员结成政商同盟关系，通过行贿获取某行业的经营特许权、土地、套取银行贷款等，偷税漏税等各种逃税行为几乎是司空见惯现象。江胡时期的中共政府默许这类行为，纵容官商共谋闷声发大财，迅速养成了一批超级富豪，并给予各级政协委员以示盟好。但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后，情况变了，从2012年开始的官场反腐，几乎每位官员倒台后都牵扯到一批商人。

建立吹哨人制度，从行贿、非法经营、逃税等三者入手整治商界，是中国政府用之稔熟且非常灵验的法宝。

处置“民营”企业的几种模式

中共推出混合所有制之初，民营企业家都非常反感。2014年是国企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阶段，王健林、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从那时开始，与中国权贵瓜葛甚多的王健林、肖建华、吴小晖都试图往外转移资产，数量都达到一二百亿美元之钜。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让这些富翁挟资外逃，采用几种方法分而治之：

一是软禁拘押或采用政治高压，让有政治靠山的超级金融大鳄们将转移至境外的财产转回国内，吴小晖、肖建华、王健林都属于这类情况。

2018年6月，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将海航与万达、安邦、复星三个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同列为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来源，原因是它们通过大举借债为境外收购提供资金。这些境外收购多系中央政府明确反对的房地产、影城、酒店、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涉嫌资产转移。号称“超级白手套”的肖建华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参股30家金融机构，号称“明天系”。据中国当局内部评估，明天系的资产总值2万亿元，所累积的风险，足以危及中国金融安全。据《南华早报》2018年6月的报道，肖建华被关押在上海松江，由解放军看守，其业务就是变卖境外资产，转回国内偿还银行债务。

上述金融大鳄之中，粉红色大鳄吴小晖下场最惨，获刑18年，没收财产超百亿。

二是马云模式，主动交班，将自己的公司“献给国家”。

马云在壮年交班，外界大都认为这是马云在政治压力之下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马云此举，与互联网行业积累财富的中国特色有关。中国的政治环境一方面给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但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成功阻止了外国的竞争者，通过防火墙让他们做成半垄断的生意。政府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其结果就是政府发放的牌照有如芝麻开门的符咒，马云也真成了“阿里巴巴”。在这种环境中，企业选择与政府合作，既得到经营特许权，又可求得政治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无法硬气。

马云对交班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在2013年的一次演讲中，马云称“阿里巴巴始终坚持的信念是‘只和政府谈恋爱，但不结婚’”，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股价一路飚升，2015年初中国工商总局发文点名批评阿里系网购平台，短短四天阿里付出了市值缩水370亿美元的代价，马云从此知道一点：自己既要依靠政府成为行业里的“王”，“王冠”就随时可被“造王者”拿走，于是乖巧地声称“我可以随时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香港富豪捐地：国企“入住”港资的前奏曲

我在《“二次回归”是陆港的共同噩梦》与《官商共治终结  香港“二次回归”启动》，都分析过中央政府近期内提前启动二次回归，原因是占中运动发生后，北京认为许多北京重点扶持的港商擅长寻租、分利，在关键时刻却不肯尽政治义务，因此要让自己人即国企掌控香港经济。

李嘉诚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之时，中国官媒明言，香港人因为住房问题郁积的愤怒积压多年，中央政府在代香港地产富豪背锅。并广为转发香港民建联要求政府考虑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向持有约930万平方米农地的香港四大发展商等收回农地兴建房屋。观此势头，港商大都明白结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在即。因此，在9月25日于香港举行的2019财年业绩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四大地产商之一的郑氏家族旗下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宣布：将与非盈利机构“要有光”合作，以象征式的1港元租金，捐出香港28,000平方尺（约3,111平方米）地皮兴建社会房屋，以帮助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

香港富商们多金多投资管道，如李嘉诚早已将资产置于中共长臂伸展不到之地。这些富商的未来财运，取决于他们的资产安放在何处。

吹哨人制度的目的是寻找民企污点

在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吹哨人制度建立之前，民企反腐就已经开场。据法律人士介绍，民企涉及的腐败犯罪共包括15个罪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腾讯、京东、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多家大型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内部反腐的阵营。官媒宣称，“这些民营企业以大刀阔斧的姿态向内部腐败宣战，不仅主动清理门户，而且敢于自揭家丑”。

浙江民营企业发达 ，其做法也许将为全国仿效，据浙江在线刊文披露，杭州市政府将抽调100名官员，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代表，宣称这种做法是“服务重点企业，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开展信息沟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项目落地推进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但谁都明白，冠冕堂皇的说辞伴随的是寻找污点的行动。根据以往经验， 凡民营企业涉及腐败、偷税漏税问题，这家民企不是收归当地政府，就是财富烟消云散，公众莫知资产所踪。

面对政府这种公开的“寻污”行动，身负原罪的中国资产者一是知道“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西方的原则，中国没这讲究；二是明白中共的厉害，在无法逃遁的情况下，多半会走马云、香港郑氏家族道路。他们深知，一旦吹哨人检举，连舍财保身的可能都变得极微。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10月1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eqinglian/hql-092720191057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