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曾在青海、山西担任封疆大吏的骆惠宁于退休之际接任中联办主任，对这一任命，各种猜测都有，有认为他被任命是因为无派系；有认为这是习近平无人可选，最后只好选一位政治忠诚度高的。骆惠宁与香港素无瓜葛，有看作是长项，认为可以超脱于利益集团争斗之外；也有看作是短处，认为无治港经验者治港，两眼一抹黑。还有人认为，这一任命根本没考虑港人感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也因此，我决定将一直想写、在推特上偶然会发上三两个推的一个话题说透，说透这个话题，就明白骆惠宁此行重点是什么。
被掩盖的修例风波之缘起
2019年2月，香港政府正式宣布提出修改《逃犯条例》和《刑事互助条例》，删除原有引渡法例不适用于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的限制条文。从这部法律所要解决的目标来看，应该是帮助中纪委全球追逃。无须否认，香港是中国资本外逃的中转站，也是中国权贵家族与他们的白手套洗钱的后花园，许多与权贵家族有瓜葛的富商从习近平反腐开始，都躲在四季酒店（其中一座中国富豪喜欢住的楼被称为望北楼）里。有几篇报道尽述其事，例如《香港四季酒店的大陆富豪们》，对这座酒店的功能总结得也很传神：四季酒店已经成为部分内地富豪贪官的临时避难所与各种信息传递之地，跑路也非常方便。
但是这部法律实在生不逢时，陆港矛盾已经持续升温多年。2014年底，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了一场要求自由选举的运动，占领市中心街道长达11周，此即“占中运动”或“雨伞运动”，这场运动虽然终结，但埋下的火种与不满却从未熄灭。2015年10-12月间，香港发生过铜锣湾书商被绑架事件；2017年1月，号称中国权贵家族的“超级白手套”的富商肖建华在四季酒店被绑架回大陆。尽管在中共眼中，铜锣湾书店涉及造谣污蔑领导人，肖建华涉及腐败犯罪。但在香港人看来，这种行为触犯到香港的法治——“两制”下香港与大陆最主要的区别。更兼香港经常有人到大陆去就失踪被捕，因此几乎所有的香港人都有担心的理由：在大陆投资的商人担心某天因过往的贿赂行为被抓；记者与学者担心某条言论犯禁而在大陆失踪。香港本来就有一个由亲民主活动人士和议员组成的群体，于是数十万人在香港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计划，随着运动的推进，很快就变成要求双普选，最后归纳成五项诉求，“光复香港”这类被视为港独的口号也经常出现。
北京一直认为，一场持续这么久的运动，需要资金与物质运输，背后一定有各种势力，尤其是“望北楼”一系力量在其中操作，香港商界当中也会有人暗中资助。北京的“香港二次回归”计划当中，结束香港的官商共治列为第二大任务。并非没有人提到望北楼一系与逃犯条例的关系，反送中运动开始后十余天，国内就有一篇《迎来送往：香港望北楼与逃犯条例》，但少有人注意。路透社12月21日发布消息，引述來自中方匿名官員的信息，指出中纪委是香港《逃犯条例》的幕後推手，我在推特上再度发送这条消息，提醒大家注意。
骆惠宁长于理乱、治吏
回到习近平为何挑选骆惠宁做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做官比较低调，不事张扬。他的从政之路从1980年代开始，具有那个时代平民子弟从政的所有特点：当过知青，恢复高考后上大学，毕业后从政。因为无家世背景、无过硬靠山，主要依靠一步一步在官场打拼，任职之地几乎全是中国的贫穷多事之省。从履历来看，骆得以步步升迁，全赖他能沉稳任事。1998年中国长江沿岸发生重大水灾，时任巢湖地委书记的骆惠宁主持防汛工作，保住当地未出现溃堤险情。2003年4月，骆惠宁调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2010年1月任青海省省长，4月青海玉树地震后，骆惠宁兼任青海省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灾区救灾、赈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016年6月转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理山西官场地震后的经济与吏治重建工作，用官方的话来说，是重建当地政治生态。2019年6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到山西考察，在骆惠宁陪同下调研吕梁、忻州、太原等地。据媒体公开报道，习近平此行对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估计这几天伴驾述职，习近平对这位几乎同龄的部级官员颇有好感，这就是此次任命的由来。
骆惠宁祖籍浙江义乌。江浙自明清以来就是科举重地、官宦之乡。浙江人性格温和，行事婉转细致，做官为吏基本不脱这一特色。习近平起用这位长于理乱、治吏的官员主理西环治港，显然不是希望他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般地治港，而是慢工出细活，将香港长期以来的“官商共治”这团利益关系乱麻、以及乱麻与曾庆红班底这条线的关系理出头绪。至于采取何种对策，应该是在全面了解情况后再行定夺。
骆惠宁西环治港有几成胜算？
骆惠宁在香港无利益瓜葛及人脉，成为一些分析者眼中的“利”，也成为另一些分析者眼中的“不利”。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却忽视了一点：在一定的条件下，运作得当，利可以转化为弊，不利可以转化成利。
在廖仲恺之子廖晖退休之前，香港一直是廖氏父子的地盘。曾庆红接手之后，很快成为曾系的地盘。所谓“香港特殊论”，在香港人眼中是一国两制；在北京眼中，则是必须由“知港派”主理西环治港。曾系与中共掌门人同心之时，自然好办；但习近平当掌门人以来的反腐，极大地触动了党政军警特各派系的奶酪，有的利益集团几乎是连根拔，也因此，习近平与江曾一系的权争之局至今也未了结。当习近平在国内反腐之时，香港的望北楼成了中国的法外之地，动了个肖建华，最后引发长达七个月的“反送中”（中共认为是“乱港”）运动，虽然被说成是无中心、无大台，是民间自发参予、组织，但富有斗争经验的中共并没幼稚到采信这说法，就在1月8日，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在公开发言中称，香港抗议者曾接受外地训练。只是真要找出幕后黑手的实锤证据，网络时代也并不那么容易。恐怕将勇武派的青年抓进去问，大概也是一问三不知，因为所有联络工作，包括物资发送，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了解以上种种并不难，多看多问就行，难的是在利益纠缠之外用心理出头绪，提供出合适的对策敉平香港事态，这就需要身在利益纠葛之外的人主理西环治港。
骆的长处就在于理乱与治吏。话说山西吏治之败坏、官商纠葛之复杂广泛，在中国内地省区大概也算前三名之内，王儒林面对如此乱局，维持会长做得艰难。骆2016年中转任山西省委书记后，三年之内，硬是将一个几近瘫痪的山西官场推入正常运转状态。与薄熙来督渝弄得鸡飞狗跳相比，山西由乱入治还能波澜不惊似乎更高一筹。其继任者楼阳生对骆惠宁的评价是“经验丰富、做事严谨、待人宽厚，善于把方向、谋大事，善于创造性开展工作，善于抓班子、带队伍，勇于担当”，熟悉官场套路的人都知道这不完全是套话，套话不必要用“做事严谨、待人宽厚”这类考语。这手以柔化刚的工夫，在如今的香港很可能就适用。比如骆惠宁入港之后与记者见面时，一反历任中联办主任在大楼外面会见传媒的惯例，说知道外面风大，所以安排职员让媒体到大堂内，这种体贴之意立时就将港媒的敌意化解不少——人性相通，香港中联办与国务院港澳办均是中共官员，人性、官场习气都相若，香港商界、政界与北京沟通时，起作用的也是中国人的共性，就看如何处理。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香港人会面对另一种相对柔性的西环治港模式。现在就断言骆惠宁必败言之过早，但如果认为他能积极应对香港反对派的诉求那也是奢望，是否让香港实现双普选，那不是他的权限。港人下一步的目标也需要调整，以光复香港为任务的“港独”当然逾越了中共的接受底线，“一国两制”的空间尚有可谈余地。可以说，勇武派确实为香港赢来了一些空间，我相信香港人赞成勇武派抗争，但未必就愿意承担勇武派“揽炒香港”的后果。接下来，得看香港政界与民主派阵营如何博弈了，利用好这次契机既需要技巧，更需要眼界。
（原载苹果新闻网，2020年1月14日，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114/CQZEZWVMUD6CCE5KZIK6TNHLJ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