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
疫情从武汉出发，短短两个多月蔓延全球。许多国家陆续采取了停工、居家隔离等防疫措施，一下子，全球经济似乎瘫痪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球上发生了许多战争和瘟疫，但是，从来没有哪一次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整个世界处于不安和懵懂状态。虽然疫情仍在继续扩散，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这次全球疫情中发现一些极其深刻的教训，而这些教训与经济全球化有直接关系。
一、“有‘朋’自‘天’上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也出现过瘟疫，但那时疫情的传播只发生在地面上；即便有患者跨洋出国，搭上船也得在海上且飘一阵，所以那时的瘟疫传播得比较慢。如今，人类的国际化帮助瘟疫病毒办到了它自己办不到的事，十几个小时之内，它就免费坐着“波音的”，横跨浩瀚的太平洋，空降北美大陆，武汉顿时“‘誉’满全球”。
自从中国发生萨斯之后，这次的疫情是第二回。为什么萨斯没造成那么严重的全球后果，而这次却如此快速地传染各国？关键是国际旅行普遍化。萨斯时期，虽然有一些中国人出国，但那时获得发达国家的签证并不容易，也没有长期旅游签证，因此，出国者人数有限，从疫区直接逃离到西方国家的人更少，所以萨斯基本上没祸害全球。与中国的萨斯类似的还有发生在非洲的埃博拉瘟疫，虽然迁延多年，基本上仍局限于非洲大陆。埃博拉没能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广泛传播，主要原因是，非洲不是发达国家旅客的主要旅行地，而非洲人也没钱打“波音的”随时走遍世界各国。
由此可见，疫情瘫痪全球的前提条件是，瘟疫发源国是国际旅行者进出频繁的地域，病毒通过四通八达的国际航班传遍全球；当然还可以便利地“出口转内销”，就像此刻中国正经历的。就疫情的国际传播而言，病毒本身的传染力是第二位的，病毒携带者的国际旅行便利程度才是第一位的影响因素。疫情与打仗不同，战争时期可以明确区分前方、后方，前方危险，大后方还基本上是安全的，经济社会活动不至于瘫痪。而防疫所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战线和隐形的敌人，既没有前方后方，也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地球虽然足够大，但对那看不见的敌人来说，地球村其实小得很，大洋另一边的大陆上发生了疫情，一个国际航班就立刻把看不见的敌人送到你的身边；一夜醒来，你的邻居、邻街可能突然就变成了“敌营”。《论语》开篇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今却成了“有‘朋’自‘天’上来”，瘟疫随时从“天”而降，任何国家都防不胜防。
二、天涯若比邻？
自从中国搭上了经济全球化这班列车之后，不仅出口大幅度增加，而且富人和中产家庭财富增多，于是到国外留学工作的越来越多；还有不少富人和官员亲属已经国际化了，拿外国护照、绿卡的、在国外置产的比比皆是，出国都无需签证；同时，国际旅游也日益流行，中国的国际旅游者受到不少国家的欢迎，在旅游签证方面给予诸多方便。整个世界都没料到，作为经济全球化产物的国际旅行便利程度，恰恰为这次疫情在地球上实现“天涯若比邻”铺平了道路。
2020年1月仅通过中国国航出国的人数即达到70万人左右。而据“民航资源中国网”公布的数据，武汉1月23日封城前，从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短短三周中，从武汉天河机场出国航班座位数来看，从武汉直接飞往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旅客有11万5千人；同一时期搭乘国内航班离开武汉的旅客有80万人，其中到其它机场转搭国际航班的人数可能也有数万人；两者合计大约相当于全国1月出国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一个省会城市的出国人数占全国五分之一，显然不合常情，差不多武汉常住人口的百分之一都在这三周内出国了，如此大规模的出国人流表明，许多旅客是紧急避瘟出行。其中，从武汉直飞美国的国际航班很少，去旧金山的2,925人，去纽约2,484人，许多武汉旅客是从其它机场转机赴美的。这十几万从疫区飞往各国的旅行者大大加快了疫情的全球扩散，结果就是，看不见的敌人跟着他们快速进入几大洲，这种“一城不健康、全球都恐慌”的局面，二战以来从没出现过。
问题还不止于此，前一阵是中国关心国内的情况，外国关心离开中国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现在中国各省市又开始关心从欧洲准备回家的十来万中国人，欧洲的疫情一转眼就成了中国的新隐患；可以预计，随着纽约疫情加重，中国国航从纽约飞往国内的航班将成为关注的重点。
三、国际组织的时代？
全球化时代出现了一个新观念，认为跨国经济活动的大范围扩展使得各国政府的作用弱化，而国际组织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因此，世界各国对国际组织的尊重越来越高，国内甚至有些人以为，国际组织就是全球化时代地球上的“超级政府”，地位崇高，作用巨大。与这次疫情直接相关的国际组织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但这次疫情的全球化却明确暴露出国际组织的重大弊端，世界卫生组织不但反应迟钝，而且帮助中共掩盖真相，导致所有国家的疫情不能及时控管。
据路透社报导，2020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已经”有限度人传人，但之后却修改报导为“可能”有限度地人传人；WHO随后对发电邮查询的媒体澄清说，并无证据显示病毒人传人，而且在社交网站上表示，因为据中国政府调查，找不到清晰的人传人的证据。中国的这次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曾建议派人到中国协助调查，被中共拒绝；明明中共有掩盖萨斯疫情的劣迹在先，世卫组织仍然选择无条件地“信任”中共，被动地“转播”中共对疫情的掩盖式报导，严重误导了全球的及时防疫。随着中共开始对武汉封城，世界卫生组织也改变疫情评估。据法新社报导，世卫组织1月26日深夜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报告指出：“中国面对的疫情风险非常高，而在区域与全球的风险水平属高。”世卫组织在报告脚注中表示，该组织于1月23日、24日及25日发布的报告中称疫情风险“中等”是不正确的。然而，当媒体要求世卫组织对此做进一步说明时，世卫组织发言人沙伊布（Fadela Chaib）轻描淡写地表示，那是“用词上的错误”。也就是说，对这样的国际组织来说，并不存在追责机制，误导了全球疫情，该组织及其负责人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错不可罚，就是这些国际组织最大的弊端。
最先发声批判世卫组织的是荷兰。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RIVM）是荷兰预防传染病专家机构，也是该国防疫的重要顾问。据大纪元报导，该机构传染病控制中心主任夏普·范·迪瑟尔（Jaap van Dissel）3月22日接受网路媒体NU.nl采访时表示，欧洲各国之所以成为重灾区，根本原因在于一味听信来自中共以及世卫的信息；他说，“世界卫生组织对当时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评估，称传播的风险似乎很小。我们荷兰与其它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均采取同样立场，这是世卫组织WHO当时的基本立场。”荷兰的防疫部门在本国国民的问责面前，把“锅”甩到了世卫组织头上。
四、当前的全球经济碎片化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来说，这次全球经济活动“停摆”是场飞来横祸，类似于自然灾害突发造成的冲击。但它与自然灾害的不同在于，自然灾害的冲击是强加给人类的，对人类来说，因自然灾害而经济下行，属于经济遭到不可抗拒之力的破坏；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人类为了自我保护而主动限制经济活动的常规运行，导致经济下行。用个比喻来形容，相当于人类为避免相互传染而暂时拉了经济活动的“电闸”，要等到确认没有危险后再“合闸”；这种情况与“供电系统”停止运转、停止“供电”是两回事。目前各国经济陷入不同程度的半停顿状态，不是因为经济本身发生了重大“事故”，而是因为各国都临时“拉闸”。然而，全球经济“拉闸”之后，30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全球化了多年的经济活动一下子被“碎片化”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发生疫情，屡见不鲜，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这么大的冲击。
目前的全球性不安主要是健康担忧造成经济受冲击，而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灾祸的全球延展。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一辈子没经历过这种什么都无法把握的不确定现实社会，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突然被切断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调适。现在的不安都还在浅层次，诸如工作、学业、家庭自我隔离期间日常生活的维持等等。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人还没充分意识到的深层次的不安，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体会到，世界发生改变了，很多此时此刻的不确定性可能渐渐地表现出一种新的模式。比如，“世界工厂”里部分企业没按期收到订单，发达国家一些商店发现某些商品的供货公司库存快空了；国际旅行要重新考虑了，上飞机时似乎一切OK，下飞机时已禁止入境了，对那些把国际旅行当作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的个人、公司、非政府组织来说，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不再紧密相连了，在许多国家所有国际旅行者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五、全球化重置已经开始
这种深层次的不安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国际社会还会发生哪些变化，更不知道哪些因素导致这些变化，也不清楚该如何评价这些变化；由于对变化是什么、为什么发生懵懂，自然也就不知道，该默认这些变化，还是强行把可能发生的变化改回原状；此外，那些已经发生的变化，哪些是无法挽回的，努力挽救也白搭，我们还是不甚了了。
实际上，这次全球经济“拉闸”是经济全球化首次比较完整地展示出它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说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个完美无缺的跨国经济运行系统，它有一系列弊端。第一，由于担心冲击经济，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不敢断然封关，导致疫情恶化，待到疫情恶化再封关，为时已晚；第二，旅行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它也同时让一国疫情变成了全球疫情；第三，经济全球化的重点国家经济停顿，便造成多国经济受冲击。
以上教训提醒我们：一、过去对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包括中国，西方国家基本上把它们的体制和政府运作看成与发达国家类似，从来没有风险防范意识。这次事件后各国跨国公司和金融界不得不重新校正自己的经营模式，防范类似危机的再度冲击。二、从非典1.0版后有了这次非典2.0版，终于酿成全球经济大震动，没有任何人敢担保，今后中国不会有非典3.0版乃至N.0版，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必须要有防意外冲击的“防波堤”，而不能每次都不设防，事到临头再慌乱无措。三、所谓的防波堤，起码要考虑全球化布局必须避免对单一大国的依赖。此前经济全球化已经从一国化布局向多国化布局“转轨”，这次经济“拉闸”之后全球供应链重组会加快。四、跨国公司的国外运营必须更多地依靠远程通讯，而减少不必要的国际旅行，至少一段时间内频繁去中国做商务旅行不是商务人员的最佳选择。如果跨国公司过度依赖对中国的工厂检查、产品检查等现场作业，不能靠远程通讯解决供货问题，他们可能会考虑以后减少对这些工厂的使用。
过去中国只考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甜头，很少想过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苦头。那么，现在至少可以预计以下几点。首先，各国跨国公司和金融界的风险防范意识开始大幅度提升，特别是防范可能来自中国的意外冲击。其次，跨国公司从“一条腿撑着”逐步变成“两条腿走路”或“多条腿走路”，也就是说，把“鸡蛋放到不同篮子里”。美中贸易战之前，大批跨国公司把“鸡蛋”都放在中国“篮子”里，在中国“造鸡蛋”，再从中国“买鸡蛋”供应本国市场，不但美国公司如此，欧洲、日本、亚洲的企业也如此。现在它们终于体验到了深刻的教训，必须改变同一产品单地下单的经营策略，改而安排同一产品多国生产。中国目前许多出口企业无法正常运转的局面，会加快这些跨国公司转移订单的速度。再次，有关经济全球化的重新布局，跨国公司过去只看美中经贸谈判的关税变化，或许还犹豫不决或心存侥幸；现在不得将供应链重组列入长期规划，逐步落实；过去跨国公司的同行竞争比的是谁更多地利用“世界工厂”，今后可能变成比谁能减轻对“世界工厂”的依赖，从而保证产品来源的多元化和供应低风险化。
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工厂”的鼎盛之时，也是它走下坡路的开端；一旦走上了下坡路，就不再有重新爬上坡的可能了，几年后跨国公司在其它国家开设的工厂正常运转后，“世界工厂”要么变成“世界各国工厂的零部件厂”，要么变成“世界空厂”。关注这方面的动向，与其看北京的表态，不如看各家跨国公司的运营实况，因为跨国公司才是“世界工厂”的真正“老板”。中国从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后到现在，最大的经验和教训就是：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被一国垄断，“世界工厂”更不是卡各国跨国公司脖子的“葵花宝典”。中国经济，兴靠经济全球化，衰也因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中国享受到经济繁荣，也因为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又将经历伤筋动骨的年代。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本来就不该是全球供应链一国化，当全球供应链接近一国化状态之日，就是这个国家告别经济繁荣之时；十年后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从全球眼光去看，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载大纪元，2020年03月2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26/n1197832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