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7月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见面晤谈了5小时，中国外交部声明中写道：双方都认为，此次对话是实质性的，也具有建设性，有助于增进彼此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并为两国未来高层交往积累了条件。布林肯谈及此次会晤也用到了“实质性的、坦诚的和有建设性的”等词汇。随后布林肯对外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底举行视频会谈，目前双方高官正密集接触，美方姿态放得较低。台湾方面在受到美国半官方来访者的鼓舞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美中高层会谈的结果，因为拜登政府目前处于内外交困，外交战略处于剧烈的摇摆期。
拜登政府的内外交困
拜登政府现在陷入内外交困，对内，通胀高达9.1%，为41年来最高。蒙特茅斯大学投票研究所7月5日发布的民调称：88%美国人认为美国正走向错误方向，仅10%的人认为方向是正确的。
对外，美国从介入俄乌战争以后诸事不顺，除了本国的通胀更上一层楼（从2022年1月底的7.9%上升至9.1%），还将欧盟带入高通胀与动乱当中；美国冀望借主办美洲峰会重置与拉丁美洲关系于6月召开的拉美峰会，不仅多国缺席，与会者还多所批评；想去斐济的南太平洋论坛展示世界“一哥”风采，结果只落得白送援助附加不迫使人家站边的表态；中东之行更是一无所获。从2020年以来对他袒护有加的美媒这次也忍不住对他开挂了，《经济学人》杂志7月12日发表《中东为美国提供了什么？》，称“美国总统开始漫无目的的旅行”，“乔·拜登于 7 月 13 日开始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近 48 小时的访问，目的是进行平庸的练习：握手，看几个景点，然后返回机场。在最近的记忆中，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在谈到该地区最棘手的冲突时几乎无话可说。”德国之声7月14日发表文章《拜登中东之行很难安抚国民》，BBC则于7月15日发布《拜登中东之行：石油及伊朗问题如何暴露美国国力局限》。
所有媒体都预测今年国会中期选举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将惨败——只是所有媒体都假设美国投票系统是正常运作的。
美国对华外交：从“四不”到“六不”
拜登上位以来的中美会谈，早就变成了“一会两表”，双方都挑自己有利的公布，隐瞒不利部分。但中方隐瞒什么，全世界媒体都乐意挖掘；而美方隐瞒什么，只有北京与大外宣愿意挖掘。
今年3月18日拜习视频会谈，据中方发布的内容，拜登表示，“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将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我愿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愿同中方坦诚对话，加强合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有效管控好竞争和分歧，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为美中关系把舵定向。”——拜登承诺的“四不”，大批华语美粉说美方没报，是中方捏造的。但美国官方未予以任何否定。
7月9日，在G20部长会议期间，布林肯与王毅见面时，在对华政策上，布林肯将拜登的“四不”扩展成“六不”：美方不寻求对华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挑战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寻求围堵中国、不支持台独、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多了“不挑战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这“两不”，以表与北京修好的诚意。
据新华社报导，王毅指出美国患上了“对华恐惧症”（Sinophobia），若放任不管，美国对华政策将是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另外，他也阐述中方对台立场的“三个务必”，要求美方必须谨言慎行，“务必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务必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务必不要犯葬送台海和平的颠覆性错误”。他同时要求美方遵循“四不一无意”承诺，并提出四张清单：要求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中美八个领域合作清单。
可以想见中方在这一会谈中的咄咄逼人之态。布林肯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发布会上形容，讨论是“有用的、坦诚的和具有建设性的”，从这一番话，可以预测7月底拜习通话将在“六不”框架内做文章，在台湾问题上不会有更多进展。
那么如何看待美国政界人士络绎不绝访台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比如美前防长埃斯珀7月中旬在台湾的访问与表态？不久前埃斯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一个中国的政策需要重新审视。面对中共解放军入侵威胁，台湾需要让2300万人民知道如何使用武器保卫城镇、社区、街道，以小规模、“起义模式”作战。台军需确保有能力击败两栖进攻，包括使用反舰及反坦克武器和地雷，估计在台湾也会这样阐述他的意见。
我认为，台湾对美国两条线的运作应该要有到位的理解：埃斯珀访台，应该是自选运作，因为他的政党背景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理念占优势的国防部格格不入。美国外交有个传统：政府算一条主线，此外会派一些总统所在政党的议员、退休高官访台。这种做法，有利于鼓舞台湾信心，但政府也为对华外交保留了余地。这属于王毅见布林肯时，要求美方必须谨言慎行，“务必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之列。
台湾应该看清美国的战略摇摆状态
关于拜登政府的外交困境，主要是美国政治上层对美国现在身处国际社会的角色缺乏定见造成。
拜登的外交困境，缘于其摇摆于美国不同时期实施的地缘政治构想之间， 混乱不堪。对华外交，受“第二次冷战”思维影响，比如拜登政府时不时使用民主VS专制这类话语来形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根据该设想， 地球正日益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阵营，以美中为首的两大阵营将陷入一场激烈的争斗，即 “何种哲学和政治制度最终将主宰地球”。这一构想暗示着美国应构建一个“遏制”中国的全球联盟，防止中国主宰世界上任何 一个关键地区，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恶性”影响。
但拜登的“四不”与布林肯的“六不”，又反映了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克制”构想。该构想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安全的维护者，认为美国的大战略首先要大力阻止在欧洲、东北亚或中东地区出现敌对霸权。这一设想能合理避免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遏制政策，继续美国为维持全球自由秩序而承担的治安责任，但其战略姿态比“第二次冷战”更温和，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军事活动维持稳定的全球力量平衡。
前者代表过去，后者基于现实。如果在某一时期内实行某一种，情况也许会稳定得多。但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上述两种外交战略的构想间剧烈地摇摆，导致其外交政策既不基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也不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对于拜登领导下的美国，盟友缺乏信服感，对手则产生轻视感，如果不是美国拥有极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连目前的话事权都难以保持。
（原载台湾上报，2022年7月20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49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