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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王立军事件，至今只有三个关键因素确切无疑：一、王立军去过成都美领馆，一天之后又“自愿离开”；二、国安部副部长邱进等数人在成都美领馆之外将走出来的王押解进京；三、此事件的发生对薄熙来政治前途非常不利。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2006年至2007年间北京流传的一条消息。在胡锦涛进入第二任期时，江泽民写信给胡锦涛，建议不能再走指定接班人的老路子，要通过党内民主，在省部级干部当中推选。胡听从此建议，在省一级干部与中央党校的干部学员中推选，据说习近平得票最高。因此，习近平成了中共党内集制度化资源（党内民主推荐）与非制度化资源（太子党身份）于一身的第五代领导人选。于是在2007年有了前文提到的对习薄两位太子党不同的安排。由于李克强当时已经成为朝廷心照不宣的下届总理人选，颇有雄心的薄政途前景很不明朗。
第一，薄熙来的“入常”之路为何如此艰辛？
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驻成都领馆事件，让薄熙来长达三年的问鼎之旅进入戏剧化高潮，使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更显扑朔迷离。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制度性资源（党政干部考核与任免）与非制度性资源（父辈家世、官场关系）一直相互为用。要分析最近重庆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先得从这里入手。
在政治权力交接上，即使在共产国家当中，中共的权力交接也很有特点：既不象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推选出继任者，血缘原则在权力交接中基本不起作用；也不象北韩金氏政权那样只认血缘，从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继，或者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离权力最近的“太子党”可以得到种种进入官场的便利与晋升优惠。
这一权力交接模式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毛时期另有特点。邓小平以退休元老的表面身份掌控朝政，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机制。在废掉两任总书记之后，指定江泽民任总书记，为了让他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还隔代指定了胡锦涛在江后接任总书记一职。因为邓氏指定的接班人既非其子女亲属，太子党直接继承父辈权力从制度上看似断了路。邓并不反对高干子弟经商，但地位仅次于邓的陈云却反对，主张从太子党中培养接班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由此中共形成了一明一暗、相辅相成的干部选拔机制。制度化的“明规则”就是邓小平主张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有地方工作经历”，选拔时要经过推荐、考察等一系列程序；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就是高干子弟们在政治晋升上可以优先考虑，但其升迁必须符合“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