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想过我的文化“归属”问题。但最近的一些提法却使我对此感到糊涂，迫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归属”开始在意起来。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出版以后，杂文家丁东写了一篇书评，说是北京为中国思想界龙头，上海次之，广东较前两地自有不如，但近年来在全国引起极大震撼的三本书（《山坳上的中国》、《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现代化的陷阱》）与最近撼动中国知识界的长文《胡风事件：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精神事件与政治事件》（林贤治著）却都是广东学者写的。他由此提醒大家注意广东文化这一精神特质。在与深圳一些朋友的谈话中，也发现不少人认为“陷阱”一书代表了深圳学界的水平。开始还不太在意，听多了以后，便开始思索：我到底与广东文化（不是岭南文化）有什么渊源？我能代表深圳学界吗？那天朋友L与我通电话时，因他也来深圳数年，好歹算是“共一城风雨”，于是我向他谈了这一困惑，他断然告诉我：拿一个与广东毫无文化渊源、只是寓居深圳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这一地域区域性文化的代表，本身就很牵强。
我对L这一看法颇为赞同，于是开始认真思索这一问题。
根据我的想法，构成一种文化恐怕必须具有几个要素：一是共同的兴趣与话题，二是有共同的文化阵地，三是还要有某种相通的精神特质。比如构成中国思想界就是有这几个要件：首先大家都关心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二是有共同的文化阵地，如《二十一世纪》、《东方》、《读书》、现在还加上《天涯》；三是这几个刊物上常发文章的主要作者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以这一标准衡量，不用说深圳，就连广州也还只是初具雏型，如广州以中山大学、华南师大、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一批学者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化圈。但距离成熟却还有几步艰难的路要走，关键是还没有出上几个在全国思想界有代表性的学者，也没有在全国得到公认的有水准的思想性刊物。不过那些学者都很年青，大都是四十五岁以下，且有治学宏愿，假以时日，或能形成新的广东非主流学术文化（主流文化指政府认同的文化）。
深圳显然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圈，或者有，但那至少不是我的学术活动天地。
深圳学界本身显然没有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话题，如有之，那也是由于某种别的原因。
在深圳谈各人的文化渊源显然没有意义，因为深圳年轻，没有多少人是“深圳文化”培养薰陶出来的。但至少有几样构成“圈子”要义的东西不可没有，这几样东西是：第一，深圳提供的公共论坛；第二，深圳提供的学术资源（包括研究经费与养活学者的生活资源）；第三是学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有“圈子”才有代表，否则又能代表谁？
上述三个条件对我来说并不存在。首先，我那些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关注的学术文章没有一篇发表在深圳或广东，深圳没有给我提供活动舞台；其次，我没有享有深圳为我提供的任何学术资源；第三，在深圳几乎很少与人切磋学术思想，多年来几乎是在一种绝对孤独的状态下完成我的所有研究工作。在精神上认同我的朋友大多都北京，还有少部分散居在全国以及世界各地。我是谁，我正做什么，我做的东西对中国当代具有什么意义，越离我近的人越是不知道。这两年由于一些在报刊杂志工作的朋友渐渐知道了我，才开始有点随意之笔在深圳的报纸上偶而露露脸。至于北京等地约我写的稿子，从题目上来说就不是深圳学界的公共话语，如“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祭”，“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谈”等等。
我“流寓”深圳──这词或许不太妥当，但陈寅恪始终被认为“流寓岭南”，在此不揣冒昧地借用──对这个繁华金粉地始终抱着一种看客心态，不失时机地观察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所谓职业在我看来，有如伦理学鼻祖斯宾诺莎以磨镜子解决谋生一样，始终不是我纵意驰骋的领地。一些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生活方式和一般深圳人大不一样，深圳的一切流行东西与我几乎绝缘。
只有一样属于深圳，那就是我的研究对象资源。但那也不是我独有，来深圳的人也有好几百万，不少体制内的学者还拥有我这一体制外的学者无法拥有的优厚学术资源。在研究对象资源上，我与他们是平等的，没有更优越。
深入思索上述问题时，我的一个想法逐渐明晰起来，那就是文化本来不应该划地为牢，强要划分什么“地域文化”之类。
一些属于人类共同的文化从没有地域划分，也难于按地域划分。马克思身为德国人，但他的煌煌巨著《资本论》等却都是在英国完成，难道他就因此代表英国文化？但英国人确实有理由因马克思而骄傲，所以当德国要求将马克思迁回德国重新安葬时，英国人理所当然地驳斥：你们当初将他赶出国门，如果不是我们容纳了他，世界上还会有马克思吗？冈纳 缪达尔的《亚洲的戏剧》是他在南亚诸国调查十年的结晶，但他并不代表南亚文化，他代表的是经济学中的瑞典学派。多年来《二十一世纪》成为全世界华人（或华裔）学者的公共论坛，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谁也没有说自己代表法国或美国文化，大家都是将自己看作炎黄子孙。这份杂志的主编原为大陆80年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至今流寓香港近10年，可从未有人将他看作香港文化的代表。韩少功时下寓居海南，但他代表海南文化么？
我的精神故乡在哪里？当追问到这一点时，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掌故，当10余年前《知识分子》杂志从美国移师回中国时，曾宣布是回到它的“精神故乡”北京。北京之于中国思想界的意义，在这里绝对不是地域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前些时刘小枫来深圳，交谈中他突然问我，对北京感觉怎样？我告诉他，北京自有其恢宏博大之处，但现在来说于我已不合适，我已不习惯在喧嚣中做学问，也不喜欢牵涉到学派之争之中。他说自己深有同感，但在随后那一刻静默中，我明白我们两人想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大概都是将北京认作精神故乡，因为那里到底是中国文化的堡垒，那里有对我们最到位的理解，那里的朋友不管见过面还是无缘见面的，都是我们治学精神的最佳解读者。他们对我这些年来的研究，比与我相距咫尺的深圳人要熟悉得多。多年来就是北京与香港等地给我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活动舞台，提供了深刻的理解和精神支持。当我向他们征询“我是否代表深圳文化”时，他们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过还存在这一话题。
但是我之存在于深圳这一文化现象又确实值得研究，因为在深圳还有两三个与我一样的人，其中之一是蒋庆。蒋庆研究的儒学也完全与深圳无关，他的活动舞台、理解者也基本上不在深圳。我与蒋庆未认识之前，一些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认为我们简直无法谈到一起，因为学科相差太远，一个秉持传统儒学，“道”与生命已经融为一体；另一个则满脑子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观念，这样两个人又怎能谈到一起？但奇怪的是我们认识以后居然有不少共同话语，后来一想，共同点在于两个人所秉持的学术良心，在于两个人都以思想为“志业”，都在苦苦“求道”；在于每一个学科除了专业话语之外，都还有人文关怀这一相通话语。北京一些朋友早就谈过，深圳这地方有趣，虽然不少人都以追逐金钱与权势为人生价值取向，但却也还有我们这几个“异数”存在。
我们属于哪里？这看来是一个无解的话题。我们确实属于深圳，因为深圳给我们提供了饭碗，让我们的肉体生命得以延续，同时这块土地也让我们看到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支撑我们从事这种独特的学术研究，我拷问国人灵魂与改革路径取向的《人问》篇即《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确实是在这块土地上完成的。
但我们的思想精魂确实又不属于这里，我们的思想精魂一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空飘泊。即便一些朋友早已远赴异国它乡，他们的思想精魂也和我们一样，始终在中国的上空飘泊。我们不属于某一区域，我们属于中国。
不知与我共一城风雨的深圳人认同这种想法不？
（原载于《深圳商报》1998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