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要进入现代化进程，首先得完成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历史命运就是一个民族现代化命运的缩影。就在中国企业被产权改革、下岗、再就业、消除不良资产等一连串举措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又被“知识经济”一词弄得目瞪口呆。据说在发达国家中，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初为20%左右，70-80年代为60-70%，90年代后则相对提高到90%。以此来衡量，我们虽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了100多年，但仍然是迟到的后来者：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1996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表明，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科学技术要素排名28位。其它几个二级指标的排名更不容乐观：基础研究排名第32位，技术管理指标排倒数第三位。研究与开发资源（R&D资源）居第6位——这一项指标排在前面主要得益于总人数位居第二与企业人数位居第四，科技教育排在第39位，获得合格工程师的难易程度排队第44位，企业技术开发财力则排到第45位，倒数第二。
以这种国家竞争力去追赶别人，当然很累。建基于这种知识底座上的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这压力也不是凭借企业组织形式的改变，如组建“强强联合”的企业集团之类就可以消解的。因为知识底座是一个国家综合教育的结果，全民素质最后都会反映在企业竞争力上。企业管不了教育，面对发达国家强大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办？
中国的现代化是种追赶型的现代化,尤其是近20年，从企业组织到国民，几乎都处在一种“追赶”别人的状态中：刚从大学出来，发现自己刻苦学习的许多东西竟然都百无一用，政治经济学一课中所学的知识全然“货不对板”；企业刚学会讲企业文化，以产业为主导，突然又发现自己在已来临的“知识经济”中一无是处……真是追得大汗淋漓，追得气喘吁吁，追得惶恐不安。如果说原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也是在追，但那追却似乎压力没这么大，至少那时由于半封闭状态，可以自欺欺人地回忆一下四大发明这老祖宗留下来的光荣，谈一下体制的优越，倒也自得其乐。问题是“开放”以后，稍有判断力的人都没法再认为自己有多优越，于是只剩下技不如人、文化不如人……的惶恐，对于一个“后发外铄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在现代化中没有原创性的文明贡献给世界，就只有被人家拽着跑的份，这一点毫无办法，求助于民族主义这种新型宗教，说几声“不”也无济于事。
事实表明，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起步时，所拥有的资源比发达国家当初进行现代化的时候确实要少，所拥有的人口要比发达国家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努力过程中，确实要保持头脑清醒，考虑将自己的企业安置在自己的知识底座上。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经济学著作中令人难解地被隐藏起来，即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不发达国家发生了并正在发生一种总的说来有害其发展前景的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是范围上的，而是性质上的，认为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只是落后了若干年的“时间滞差论”，其理论基础是“发展阶段论”，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偏见基础上的。
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追赶了一百多年，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识我们落后的本质是什么。建基于零星引进的先进技术上的企业，有如建立于沙滩之上的大厦。如果再不在建造知识底座上下功夫，根据自己的知识底座建构自己的企业体系，恐怕再过一百年，我们也还是现代化道路上的落后者。
（原载《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