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下旬在杭州讲学，一位听课的大学生递上条子，讲他们这一代学生花费相当大的成本与代价才考上大学，但到了大学里以后，才发现一些大学教师传授给他们的“知识”是伪劣产品。作为消费者，他们本来有权拒绝购买这类伪劣产品，但由于教育是个垄断性市场，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继续被迫接受这类伪劣产品。据此，这位学生认为教育这个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

这位学生的指责很有道理，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是落后的教育体制的受害者。但是这位学生的指责还只说出了一部分情况，因为中国教育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可以说，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教育的落后有直接关系，教育的落后一方面体现在教育内容的落后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教育普及的层次较低上。教育的落后使中国人民与发达国家人民在知识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

首先，教育的落后造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一般而言，教育的收益不仅为受教育者所拥有，它的边际收益可以扩大到家庭。事实表明，一个人受教育，往往会增加家庭或社区中其他人的学习机会。最为人所知的例子是代际影响。有数据表明：父母亲所拥有的知识可以提高家庭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在秘鲁，家长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在越南，如果家长没有受过教育，则生活于该家庭的人生活于贫困线以下比率为54%；家长受过中学教育，该比率为41%；而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其家庭人口的贫困率为12%。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脑体倒挂的情况得到改善，也已出现家庭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的趋势。最能预示儿童未来教育成就的因素是其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相近而父母接受较少教育的孩子相比，父母接受了较多教育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多，而且他们一般在考试中成绩也更好。一般而言，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比父亲的更大，其原因是因为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更大。对于教育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改善对女童的教育尤其重要。因为女性教育的益处今天已被人们广泛认同，它包括改善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及降低生育率等。受过教育的母亲一般而言，能够培养更健康的孩子。但是在中国，对女性的教育一向受到忽视（有句古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近几十年女性在教育方面的机会平等在中国大中城市中基本得到解决，但在广大农村与小城镇中却还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困难家庭，如果只能有选择地让孩子上学，一般都会让男孩子上学，哪怕女孩的学习成绩更好。

其次，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形成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传统农业经济的农作技术是通过父子相传完成代际传播，但现代经济部门中的任何一门技能都很难通过这种传统方式完成，尤其是在知识更新相当快的今天，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产品周期，并大大加速人力资本的贬值。不少国家为了培养一支能跟上技术发展不断变化潮流的劳动力大军，不断在加强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于像中国这样存在近1亿文盲与5000万残疾及弱智者的人口大国来说，还有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让人民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如写字、识数与分析推理能力，这些技能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竞争所必需的。从中国国有企业大量下岗工人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缺乏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作的基本技能与知识。其中一部分年龄较轻者还可以通过技能培训重新就业，而不少人将因自己无法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而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边缘。从根源上探讨，中国劳动力素质低下与中国教育的落后有密切关系。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教育都是传播知识与创造知识的关键，基础教育是培养健康、有技能和富有活力的劳动力大军，以及保证本国成功地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的基础。

第三，教育可以增强国民有关环境保护的知识。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目前在繁荣的背后，面临着环境劣化的巨大压力。根据去年对长江水灾的反思，可以发现一点，文化水准越低的人群，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越差。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人们受的教育越少，在环境生态上也就越容易出现竭泽而渔的情况，如贵州某地乡村农户炼锌，竟将三百多公里的地带毁损得寸草不生。四川的大小凉山地区，森林覆盖率正在急剧下降。在近几年的调查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环保意识也越强。而下一个世纪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口与环境问题，要想成功地传播环境管理的知识，让国民了解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必须先普及教育。

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不足最终会引起社会与经济问题。美国曾进行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在1992年的任何一天中，18～34岁男性辍学者中几乎有1/4处于坐监狱、缓刑或假释的状态，但他们只占该年龄组别高中毕业生的4%。中国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全面调查，但从高智能犯罪之外的一般刑事犯罪中可以了解到，刑事罪犯中的大多数都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因为这些人受到的教育少，缺乏知识与技能，在合法的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工作的机会较少，这种状况迫使他们转而寻求其他的谋生手段。

经济增长中不能由有形的、可认定的生活因素，如劳动力或资本来解释的因素，可由知识来解释。不能由有形的、可认定的生产因素来阐释的经济增长——计算中的残数——可归因于生产率的增长，即通过知识而更明智地利用其他因素。由于经济学家Robert M. Solow在本世纪50年代最先使用这一方法，这个残数因此被称为“索罗残数”，该残数所要测算的是传统意义上所称的总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后来经济学界才引进“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以更好地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现在各国都已认识到，人口受到较高程度的教育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学习采用更好的技术，美国1929～1982年间人均GDP的增长中，25%可由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来解释。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的经济增长，教育也起了无可怀疑的作用。前苏联人民虽然受到较高程度的教育，识字率几乎达到100%，但因前苏联对外国投资、外国协作与创新实施严格的限制。当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新信息时，前苏联的劳动力不能适应世界经济且缺乏应变能力，其结果是前苏联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

(原文发表于《环球企业家》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