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徜恍迷离，1982年我做了些什么？ 因无记日记之习惯，竟大部分都不记得了。但有一件事却至今印象清晰，因为它最后促使我改变了治学道路。
1982年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四年级。这年冬天，我与16个同学去湖南省常德市下辖的蔡家桥镇中学参加教学实习，由我带队。那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在三湘四水间素有“金常德、银益阳”之称。我们去的虽然是个镇，但物产之丰富，每天从镇上赶集的农民所卖的土特产中就可稍见一斑。
我们借住在镇政府的一栋旧平房里，每到下班之后，镇政府那两层楼的办公楼里就人去楼空，只有炊事员周师傅留守在院子里，未免有点孤单。
周师傅其实刚过40岁，看起来却象有50多岁，背驼得厉害。每天系着做饭用的白围裙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尽管那围裙早已经不白，上面斑斑点点，尽是陈年饭菜污迹。我们在蔡家桥的40多天里，从来没见他换过装束。也许是在镇政府做工的关系，周师傅说话就自然带出了一些干部们常用的词汇，“无论如何”“总而言之”是他常用的口头禅。
我们被安排在学校食堂吃饭，在镇政府食堂用开水。因每天在厨房里提开水，与周师傅慢慢就熟了，开始听他唠嗑一些农村的事情。我因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还未去过农村，只是从报纸上知道那几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大多数城里人一样，将当时的热门电影“月亮湾的笑声”里展现的“农家乐”当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现实。由周师傅这样的“乡村野老”自己叙说的农家琐事听起来与报上讲的很不一样，但却更有血有肉，更具有真实性，因此听得饶有兴味，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他家里的“兄弟伙”之间为重分土地打架的事情。
周师傅家里5兄弟，他是老大，出来“吃公家饭”－－虽然只是镇政府雇的合同工，但在农民眼里已经算是吃“公家饭”了－－老婆孩子在老家生活。因5兄弟中只有两个结了婚，父母亲认为老大、老二结婚欠的债当时由全家人共同承担，他们有义务帮弟兄们成亲，因此坚决不让分家。1981年初开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他们家里所有人都按人头分到了地，但老父母也没让成了家的儿子分家另过。全家人合伙种了一年责任田后，老二媳妇有意见，每天摔碗打盆的摆脸色给老人看，弄得鸡飞狗跳，没法再不分家。这就使这个大家庭面临一个问题：分地那时，老二有个儿子还没出生，从公社那里没分到地；老三明年要娶媳妇，也不能再从公社那里分地。现在要分家，这两个人都提出要从家里的地中分一份土地。而除了老二全家与老三之外，所有家庭成员都认为这种分地方法不合理，是对其他兄弟的剥夺。有了这些分歧，兄弟们成天吵架，激烈时还动了手。老父母急得要命，老母亲还气得服过一次农药。但吵了一年，还是没有个结果。他作为老大，心里着急，但也没办法说话。因为老二媳妇与老三已经放出话来：老大在城里有工作，要老大让出自己那一份地来。
我问他，是不是只有他家有这问题，别人家没有？周师傅说，有的家里父母开通点，赶在公社分地之前分了家，比如他伯伯家里就是这样做，目前没这些“糟心事”。“但所有农民家里，以后儿子长大了要分家，在分地这事上总会有矛盾，因为地就那么多，不会再从天上掉下来，而人是越生越多。这事瞎子看不见都‘默’（想）得到”。
我记得当时的报纸上总是在讲农民进城当民工，离土不离乡，解放了生产力。似乎农村问题可以通过这条途径解决。于是就问他，农民进城打工可以谋生，你们还那样看重那块土地干什么？周师傅讲：“你们城里人不知道，我们农民是土命，归根到底还得回农村过。比如我，做了七、八年合同工，每个月在食堂吃饭不付钱，但工资一分不用也就28元钱（笔者注：当时城市工人一般是34元工资，学徒工18元）。在城里吃口自来水都要花钱，这点钱在镇里生活，起（盖）不了屋，养不起家，供不起子女读书。但拿到农村过日子，就很不错了。况且我老了没退休金，还得靠那块地养命。虽说在老家我也只有6分地，但城里挣的工资积下一点，自己种点菜吃，养几只鸡鸭，可以过下去。要没有了地，老了吃饭吃菜都会成问题。”
6分地能产出多少？折算成生活物质，能够养活一个人吗？我有点好奇，于是拿这问题问他。周师傅告诉我，这么点地，靠土里扒，即使是种蔬菜与经济作物，也无论如何挣不出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费，更供不起子女念书。还得靠做副业，到城里做工。“土改分地，我们那里每个人还分到了两亩半地。现在人多了好几倍，土地这些年也没多出多少，每个人就只能分到这么点地。刚分地这几年是比人民公社时好过些，但再过几年，每个家里总要生几个孩子，这点地就无论如何不够了。我现在两个儿子，我屋里的还想再生一个女伢，我要她无论如何不要生了。”
我当时学历史专业，还立志要做个历史学家。而那时候的历史学据说是“四人帮”为害最烈的“重灾区”，百废待兴。但兴废继绝的盛举，除了恢复“文革”前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家们提倡的阶级斗争，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少数民族问题、古代史分期等“五朵金花”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让学生有兴趣的现代史学理论。在分析经济现象，特别是分析农民的贫困时，就只有一个公式，归结于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与统治阶级的腐朽。但这公式解释不了1949年以后的事实，因为那以后已经没有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1982年以后又取消了限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大锅饭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的整体贫穷应该另有原因。
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经济学，尽管那时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探讨人口与资源关系的书籍，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进入我的眼界。第二年毕业，我没有如原来计划的那样，参加中国近代史研究生考试，而是经过两年“改行”的准备，投考了复旦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从此以后一步一步走上了现实研究这条荆棘之路。
我1988年写的第一本书“人口：中国的悬剑”，研究的就是中国从清代中叶开始日趋紧张的人口与资源关系。回想起来，这与1982年冬天听周师傅用最朴素的语言谈到“地就那么点地，不会再从天上掉下来，而人是越生越多”这一点，应该很有关系。
（写于2003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