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媒体的急转弯
2003年11月以来，伴随中国总理温家宝访美之旅，一向宣传反霸权主义（即反美）的中国媒体，其宣传攻势来了个急转弯，一方面是急吼吼地表示“中美关系必须要好”，“中美谁也离不开谁”，与此同时当然还要装模作样地对中国人民交待说，“从美国布什政府执政初期对华咄咄逼人的姿态到目前的前倨后恭”，才导致中美关系可能进入最佳状态。另一方面则吓唬台湾，并在媒体上登载台湾的“毒蝎作战”计划，称台湾将“在军事行动中要摧毁十个中国城市”，并声称中国准备用文武两手来对付台湾，等等。仿佛不是中国大陆要攻打台湾，而是台湾要冒天下之大不讳地进攻大陆。
中国的媒体是世界上最让统治者开心的媒体，不管任何场合，任何时候，中国的媒体总是能够随着政府的指挥棒转，说出让统治者最受用的话语。前几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时，那种豪气万丈不但让西方世界感动，更让中国媒体逮住从来没有过的机会自豪了一回：看看我们总理的强人风采！这次温家宝总理访美，与朱镕基完全不同的温和风格更是受到了追捧，在追捧温的同时，势利的亲中共媒体还不忘将当年被他们大肆追捧的朱镕基小小地贬了一回，声称温的谦和比朱的豪言壮语更让人感动，温的著名作秀语言“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最大的国殇，最深的乡愁”被形容成“温总理呼唤台湾统一的温情泪水”，将中国政府在香港用钱支持的媒体自个儿感动得热泪盈眶，连他的姓“温”都被形容成现任总理的性格品德，成了一些媒体拿来做文章的噱头。
中美两国之间到底由谁掌握发牌权？
但是中国媒体的这番跟着官方指挥棒转的急转弯式热诚作秀，总让了解中美关系最近状况的人感到中国政府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味道。因为最近这两年，双方政府的实际作为颇有点冷战时期的故技重演：在桌面上拉拉手，称双方是战略伙伴，而在桌面下却不免你踢我一脚，我推你一把的。从去年以来，美国亲中华人中不断有间谍案曝光，陈文英案件还未了，另一位与陈文英相类似的亲中“爱国侨领”干脆趁美国未起诉之前“失踪”，据说是逃到中国去了。那些试图携带美国技术机密回中国的访问学者、留学的博士之类不断有人被抓。与此同时，美国不少“敏感领域”开始限制外国人进入，大学的“敏感专业”也限制外国留学生入读，而构成外国留学生主体的是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赴美签证拒签率据说今年高达63％。
中国政府一向在媒体上反美，今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还在顽固地表演让美国人颇不受用的“挺萨秀”。对于这些把戏，美国政府当然心中有数，于是也在不断地喂“苍蝇”给中国政府吃：最近美国众议院通过340号决议案支持台湾公投；与昔日的敌人越南化敌 为友，越南不仅租借军事基地金兰湾给美国，还热烈欢迎美国军舰到访；前不久更是宣布对中国三种纺织品实行配合限制的决定，并将对中国生产的部分商品征收高额倾销关税，等等。
中国方面当时还试图挺挺腰，宣布推迟一个赴美购买农产品的官方代表团访问美国的计划，并威胁要将这起争端交给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官方还通过安全部在美国投资的一家媒体放出消息：温家宝访美行程可能变更。虽然这一消息未成为事实，但带太空人杨利伟出访的计划却宣布无限期搁置。
中国政府作出如此急转弯姿态，显然是权衡利弊，因为以下几个因素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
第一，中国对美贸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而对外贸易现在成了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虽然这是依靠建立在中国工人的血汗工资制度之上（即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只能够维持本人的最低生活），但中国政府确实从中受益不少。
第二，释放了因在网络发言而被捕的良心犯刘荻等三人，藉此在美国政府面前“改善形象”――其实，在美国那长达170多名的良心犯名单上，这三人只有刘荻排名于名单后面，根本没有可能成为中国对付美国“人权外交”的质押品。
第三，中国对外关系面临诸多不顺。与日本的关系正进入一个微妙的调整期，估计短期内不会向好。而与俄国那种无法把握的多变关系更是让中共政府头痛。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先是“以俄为师”，继而是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试图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走上“以俄为敌”之路，1989年苏联垮台以后则转变为“以俄为鉴”。而九十年代后期，由于江泽民政府异想天开地希望“联俄制美”，不惜与俄国签订条约承认俄国历史上侵占中国的28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一外交策略却再次被证明是中国方面一大败笔，前不久在石油管道协议签订问题上，普京逮捕了欲与中国签约的石油大亨，迫使中国不得不改变能源计划，并且导致国内汽油供应短缺。
――既然俄国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中国，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邻国越南宁可同昔日敌人握手，也不愿意与中国再修“兄弟之好”；北韩又是一个比中国还要善于耍无赖的国家，中国政府只好又谋求与美国修好，道理很简单：与国际社会的老大的关系是个“纲”，纲举目张，与上述其他国家的关系只算是“目”而已。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中国政府还另有一份难言的苦衷：台湾那边已经万分火急，如果美国不帮着弹压一下，真闹起“台独”，那么宣称了多年的“武力攻台”只好付诸实施，一直蠢蠢欲动的军人集团如果趁机攫取资源并找藉口干政，又岂是几个文官能够奈何之事？
因此种种掣肘因素，这一次中国政府表现前所未有的“谦恭”，要与美国修好的愿望更是诚恳无比。尽管布什总统的回应表面上也很热情，但所有迹象表明，这次达成的“理解”充其量只是暂时走到一起的“伙伴关系”，其基础其实脆弱无比。
在温家宝总理访美之前，中国官方媒体《了望》（新华社旗下）曾以自问自答方式表达了热切的希冀：“中美此次高层交往究竟是一次情人式的拥抱，还是朋友间推心置腹的交谈，抑或是对潜在对手的摸底？”
但事实证明，“情人式拥抱”在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的大国之间，目前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是个专制国家，舆论随政府指挥棒起舞，一个政治寡头集团就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政治领袖无论犯什么错误都无需向人民负责；而美国却是个民主国家，政府必须倾听民意，更何况明年是总统的大选年，执政者更需要小心在意。
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隔阂能够消除吗？
撑死了说，中美之间这次最多只能算作“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而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隔阂不可能通过一次交谈就消除。这既是中美关系的历史，又是中美关系的现状，而且还将主导中美关系的将来。
1949年以后，美国被中共视为头号敌人，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1969年3月中苏边境冲突之后。这次冲突以后，主宰中国的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把苏联当作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为此，中国希望寻求一个协同抵制苏联压力及其在全球扩张的力量。就这样，中美双方都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走上了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道路。
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六四事件”改变了这一状况。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中国有好感的公众从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7月的31％，而认为中国是美国敌人的公众从19％上升到39％。此外，国际形势更是发生了急剧变化，柏林墙倒塌，苏共垮台，东欧社会义国家的土崩瓦解等一系列纷至沓来的事件，使许多美国人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中国不再是值得尊敬的社会主义改革先锋。同时，苏联剧变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使得美国与中国之间共有的战略利益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在苏联崩溃后，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已失去意义”的想法开始在美国政界蔓延，此后政治制度的因素继续起着明显的作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严厉批评就是其基本表现，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只有在与他们相同的民主制度中才能真正实现人权。克林顿总统更是明确地认为，“走向民主是人权的最好保障”。他把民主看作是推进人权最好的方法，相信如果实现了民主化，人权必然得到改善，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提高美国的安全、支持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在国外促进民主”。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从1993年将最惠国待遇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到1994年5月26日切断最惠国待遇同中国人权状况之间的关系，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中对中美关系进行全面评估，做出关键性的调整，都是在国家利益和政治制度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
政治制度偏好主导美国对台态度
横亘于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其实不仅是因为“台湾是美国的老朋友，不能抛弃它”（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语），更具关键作用的因素其实是政治制度。在爱好民主自由的美国人眼中，台湾在解除党禁之前，尤其是刺杀作家江南之后，确实变得面目可憎。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台湾是威权政府，中国大陆是专制政府，在两者之间确实没有政治制度偏好问题。但是在台湾解除党禁，并于1996年实现“总统”普选，2000年通过选举实现执政权力和平转移之后，台湾已经建立起了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假如一个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大陆，用武力来统一民主制度下的台湾，美国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美国保守派人士根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可能由于两岸的统一而增强自己的国力和在世界的影响力，成为对美国更大的威胁――必须要说明的是，美国对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是个专制国家，人权记录极差。这样一个国家拥有强大军力，总是让人不能放心，因此 “中国威胁论”从未绝迹。
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布什政府执政初期曾一度抬头的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最终并没有成为美国的实际政策，它被布什政府中以国务卿鲍威尔为首的更为温和、主流和“现实”的派别力量抵消了。但是由于制度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分歧始终会存在，问题就在于双方如何估价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也正因如此，就在温家宝访美刚结束，中国方面还在媒体上一再表示温家宝此行如何圆满之时，民主的美国批评声音就开始飘荡。先是美国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的编辑克里斯托、外交分析家凯根和“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施密特这三名新保守派学者于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对独裁者们的姑息只能引发更多的恫吓企图”，继而是《华盛顿邮报》星期三发表以“布什先生的叩头”为题的社论，批评布什伤害台湾的民主，社论表示：独裁政府可能认为台湾防御性公投是一种挑衅，但如果美国也接受中共这一逻辑则是不可原谅的。
上述种种，决定了中美关系变数尚多，前景变幻难测。但笔者相信：制度偏好与意识形态偏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决定性牵引因素。
写于200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