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关于定州事件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引起笔者的注意。这个细节记述了死者灵棚上方悬挂的条幅，上面写着这么一句话：“为了执行中央土地政策，为了全村群众的利益而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

不要忽视这句话透露出来的政治文化信息。近年来不少在农村做过调查的人都记述了中国农民对各级政权的评价，评价的好坏决定于农民与官员亲身接触机会的多少：对于与村民接近的基层干部，村民们普遍认为“坏”；对县一级官员的看法较乡、村两级干部要好一些，对于与农民距离最遥远的中央政府，农民们普遍认为“很好，只是我们够不着”。

人们当然不可能要求农民超越自己的经验去评价这些官员背后的制度。农民们日常生活中与之打交道者，主要是向他们催粮要款的基层干部，对于高级别的领导接触甚少，只能从电视里一睹真容。与浑身上下散发着乡土流氓气息的农村基层干部相比，这些在电视里出现的中央领导形象自然好得多，反正催粮要款计划生育的麻烦事也不用他们亲自出马，更何况中央领导还偶尔帮个别农民工追讨欠薪，有时地方官将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时，不还得依靠中央政府出面管管吗？――当然，一些调查者们也做过这样的设想：一部分农民可能是出于策略，才反贪官不反皇帝。如果连皇帝都反对，只会导致失败。

不过，如果以为只有农民们有这种“好中央政府、坏地方官员”的看法，却又大谬不然。 最近温铁军在安徽做了一场演讲，演讲题目是“李昌平的悲剧和胡温的难题”。在这里，温铁军通过李昌平、黑龙江省与全国清查土地等几个故事，演绎出一个理性温和也有点无能的“好中央政府”与许多尾大不掉、坏事做了不少的坏地方政府，这些坏地方政府由许多不择手段，追逐私利，且已经结成盘根错节利益关系网络的不良官员把持。由于有了这些“坏地方政府”，中央的“好经”都被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温铁军由此总结，造成目前中国现状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基层矛盾错综复杂；第二，部门利益尾大不掉。

以温铁军的聪明，他当然知道他谈的这些与农民兄弟“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没有本质区别。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也只好这样说说。知识界人士当中，不少人现在也是做如此假想的，“胡温新政”之说从江胡正式交接班前就开始不胫而走，用炮制者的话来说，是“我们先做双鞋给领导者穿上，促使他们往前走”。可惜的是，如今这炮制者之一也不明不白地进了监狱。

其实，所谓“好中央政府”与“坏地方官员”，只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自慰罢了。出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大家被迫用这种精神自慰的方式来尽爱国之责，也真是其情可悯。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第一，制度失灵显然存在。按照现行的集权政治，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至少还存在严格的政治从属关系。在政治权力金字塔底端的地方政府，又是出于什么考虑，不肯执行“好中央”的政策呢？而中央政府又为何居然容忍地方政府如此欺下瞒上，鱼肉百姓？不能否认，制度失灵的问题显而易见，在此情况下，一个“好中央”是无法对付成千上万个“坏地方政府”的。

第二，笔者还有个愚蠢的问题，即我们的“好中央领导”大多也是从地方一层一层干上来的，难道他们在地方可以超越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之上，出污泥而不染，因其清正廉明而得到提拔？或者是他们在地方上也同流合污，到了“好中央政府”就痛改前非，已经成为“好中央政府”中的好官员？

不管是自慰也好，还是认识不及也罢，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即“坏地方政府”是谁造成的？如果说地方政府是大树的根，那么这条烂了的根上又怎能长出“好中央政府”这棵树来？如果说中央政府是根，为何这条好根又长出了坏地方政府这样一棵充满毒瘤的树？

答案只有一个，根不是中央政府，也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却不是精神自慰能够解决的问题。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5年7月14日，总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