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位举报腐败的中国女子之悲惨遭遇发人深省：为什么她们满心希望当局考虑“国家利益”，惩治腐败，而受到惩治的最后却是她们这些勇敢的举报者？
这两位女子，一位是因检举希望工程的腐败问题而饱受磨难、并在含冤莫白的痛楚中长辞人世的柳杨女士；另一位则是在中央电视台3月27日“新闻调查”节目中播出的“举报人李文娟”――李文娟因举报其工作单位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的严重违法行为，两次被辞退，并被监禁劳教一年，其间种种非人遭遇，令人不忍卒闻。
在中国发生的多起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中，这两位举报人的痛苦遭遇也许还不算最悲惨的，柳杨女士尽管抱恨终天，但毕竟还未蹲过监狱；而李文娟女士虽然饱受磨难，但最后还因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多少算是讨回了清白之身。
这两件事情之所以值得一提，在于其破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构造的几个集体名词神话：
首先，这两件事情让人不得不彻底放弃对“党与国家”的信任。
这两位女士在检举之初，曾笃信“党与国家”出于维护“党的形象”与“国家利益”之需要，愿意惩治腐败，“挽回国家损失”。但她们几年惨痛的经历，却让她们彻底明白了正义的“党与国家”只存在于宣传之中。在现实中，代表“党与国家”的却是一个个有着具体利益需求的政府官员。而这些官员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也早已因利益而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柳杨与李文娟要维护的“国家利益”，正好是官员们私人利益与集团利益的来源――也许两位女士不会用笔者这类语言思维，但她们绝对明白这一现实。
哀莫大于心死。柳杨活着时，不仅受到疾病的折磨，更受到这种彻底绝望的煎熬。她虽然未曾诉说过自己的绝望，但从方进玉认为她的死于她已是一种解脱这种伤心之辞，已可看出她最后几年完全生活于绝望之中。
李文娟举报时，曾预计过自己会遭受本单位领导的刁难与打击，但基于“比较相信我们的纪检领导”，她还是“捧着一颗心”去“反映问题”。经过长达几年被跟踪监视、捏造罪名刑事拘留、劳动教养这种非人折磨之后，她心灰意冷之余，在电视节目上公开表示如让她重新选择，她“不会再举报了”，因为“在保护举报人这方面的措施实施和被打击报复认定方面，国家在实际操作当中很难，甚至说状告无门。”
其次，中国的社会土壤已经无法护持正气。任何正气之树只要露头，就会被残酷铲除，而社会评价也早已只识利益，不辨是非。
“希望工程”的腐败披露已有数年。这些年当中，除了《南方周末》那次夭折的报道之外，国内媒体几乎不敢涉足这一案件，只有一个方进玉在无望地奔走呼号，而方本人也早已因介入这一事件而陷入“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困境，虽然他一再表示相信党中央最终会扶正匡邪。但我听起来，总觉得这是他在努力为自己寻找精神支撑。
李文娟的家人因她的勇敢而遭受无妄之灾，对她有怨气可以理解。但周围人几乎都自觉与她保持距离，认为她傻，却只能说明中国人早已甘于犬儒式生存。我曾读到过一封国内来信，这位境遇不错的写信者写道：“在中国，如果你是穷人，90％的人将不理睬你；但如果你总是批评政府，你将失去所有的朋友。”
－－哪怕是巨人安泰，也需要从大地母亲汲取力量。如今的中国，连国家利益的代表也不想再维护国家利益，那么维护者柳杨、李文娟们总得找到一个理由，比如“为人民利益”而反腐败。然而“人民”作为抽象的集体名词固然美好，落实到具体的人，其表现却让人失望，“人民”当中的个体少有人认为李文娟的行为可钦可佩，最后让李文娟感到“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都认为这个举报好像是冒天下大不韪的事，其实这个事我觉得是很正义的，但是却走不上前台来”，举报犯罪者竟然成了社会成员要疏离的对象，成了国家法律要惩治的犯罪者，这才是这个社会让人彻底绝望伤心之处。
写作此文，不仅是为了悼念柳杨，而是想指出柳杨、李文娟的悲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她们用自己的勇敢见证了中国政府的腐败，更在于她们用自己的勇敢无畏见证了这个社会的堕落。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4月27日，总13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