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访问美国，中国人权的议题并未成为两位元首讨论的重要话题，人权团体与观察人士对此不由得深感失望。
其实从前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就已经进入瓶颈状态。其主要表现是：中国国内人权状态越来越恶劣，尽管国内底层反抗与由维权人士推动的维权活动越来越频繁，国外借助网路也能够及时让信息广泛流播，但中国政府对人权活动的打压力度却越来越大，渐至肆无忌惮。这不由得让人发问：人权事业的推进，何以到了中国就如此之难？
这必须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较才能看出问题的根源。以中国政府与民间均奉为楷模的南非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为例，这一运动的成功至少有几方面原因：
南非政府在形式上是个民主政府，对反对力量的容忍度远远高于极权政府。而且南非政府没有推行一套君临一切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见可以多元化。最重要的是南非总统德克勒克的开明，没有他那大度的政治智慧，南非恐怕会血流成河，取而代之只会是对政府产生压力的小规模流血冲突和对政治人物的暗杀。因此之故，南非政权被颠覆的过程当中并未发生大规模内战，最终通过反对党和执政党之间的和谈达成协议。
这一运动在国内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至少黑人内部在争取权利方面达成了共识；还争取到部分开明的白人中上层的支持。
这一运动在国际社会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奥援，各国对南非施行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有力地推动了和谈。
第一、二两点算是“内因”，而第三点则算是外因。没有内外推力互动，南非的非暴力反抗种族歧视运动恐怕难以成功。
中国的人权事业进入瓶颈，一是“内因”未到火候，中国统治精英的上层人物当中显然还未产生德克勒克那样的开明人物；政府对任何反对力量都极为敏感，哪怕就是几句言论都成为封杀管制的对象；而维权人士虽然也有同道的一些支持，但其内部远未形成共同的纲领与维权目标，有时候开展一些重大行动，在应付外力压迫之时，还需要花更大精力“攘内”。
国内知识精英中的右翼对中国人权状态从来装聋作哑，左翼如新左派之类，其行为方式与其欧洲同道如出一辙，奉行“生活上向右看齐，思维上向左看齐”，言论上绝不吝啬给予底层以充分同情，但出钱出力之事则免谈。活跃在维权人士行列的只有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这些人因种种原因（其中当然少不了政府用卡住胃的方式），生活困顿，甚至常与牢房为伴，在犬儒化的公众当中缺乏号召力。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公众当中的大多数均认为，人权问题只是美国霸权主义打压中国的一张牌而已。这就使得中国的人权问题永远只由少数受害者面对，而不能成为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
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支持力度大大减弱。国际上众多非政府组织虽然一直在呼吁，但它们的呼喊声必须得到各国政府支持才能落实到经济制裁，化为外交压力。而目前中国政府的引进外资政策，使得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捆绑关系。正是这些实力强大的国际资本集团帮助中国政府游说，使得各国政府不断调低姿态，回避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解散，以及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组织原则的确定，就是各国政府这种姿态的反映。
如实认识上述问题，并非泄气之语，而是让大家一起来思谋因应之道。毫无疑问，通过促进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打开一个口子最节约社会成本，至少可以减少流血与破坏，将社会动荡降低到最低程度。但目前中国人权事业的推进却面临如此多的困境，让人不得不考虑，应该如何推进才能更有效？
最后还得指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内因”。在内因未完全成熟前，指望依靠他国牺牲本国经济利益来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进步，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奢望。这正如个别国内异议人士喜欢说“海外异议人士存在的价值就是为国内同道提供资源”一样荒谬，因为这一以他人为工具的说法缺乏对他人人格的尊重。比如本人愿意支持国内的人权事业与异议人士，但绝对不认为自己的生存价值仅止于此。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6年5月4日，总13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