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瓶颈――扭曲的教育资源配置

每年6月，中国有两大群人处于极为焦虑状态。一是数百万参加高考的高中学生家庭，正在等着自己的子弟通过高考“跳龙门” 。据报道，今年中国参加高考人数达723万，较去年增110万。农村考生人数首次超过城镇，占考生人数达55%；二是大学毕业生的家庭成员正在焦灼地等待子女顺利就业的消息。四年以前，他们期盼自己的子女“跳龙门”，却没想到跃“龙门”之后，竟是无法就业。

大学生就业率持续四年走低

鉴于去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低于50％的不良成绩单，中国政府禁止报道今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尤其是不得泄漏有关数据。笔者查遍所有的媒体，都无法见到一条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报道，只能看到中国教育部与劳动部在媒体上各自表达的“决心”：一定要在今年9月1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按照中国政治文化，既然就业率成了有预期目标的“政治任务”，那就决无达不到目标的道理，否则乌纱帽难保。相信到了七月底，中国政府披露的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真实数字，则成为“国家机密”，对外不公开。

表一： 2001年～200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情况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还只是中国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态，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大陆称之为“海归”）还不计在内。而“海归”的贬值仅举一例：近年来留学瑞士的中国留学生已经高达10万人，据说该国每年每名留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高达3万美元，所学专业集中于酒店管理与旅游专业，四年下来共计花费12万美元，而回国后能够谋到一份月薪为2000元至3000元的工作就算是幸运儿。教育的高投入与低产出于此可见一斑。

不能说中国政府不着急，据他们自己反复强调，他们一直将城市下岗工人、大学毕业生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当作最重要的政府工作来抓，不过既然就业难已经成了这三大社会群体的普遍状态，中国还有什么群体能够轻而易举地就业呢？

今年中国政府为了安排大学生就业，可谓奇招迭出，一是让军队大量招募大学毕业生入伍，许诺各种优惠条件，比如在部队服役时立二等功（有的军区放宽至三等功）者，退役后可保送研究生，并每年给予6,000元人民币奖学金等；二是逼迫高校教师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为毕业生找工作，比如河南科技大学就将学生就业率与教师收入挂起钩来，达不到标准要扣教师工资；三是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公布本校就业率，并将就业率与招生指标直接挂钩。辽宁省率先实行这一制度，规定从今年开始，辽宁省将定期在全省高校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评估结果要作为高校专业设置和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对评定为不合格或就业率过低的高校、专业，将根据情况减少招生数量或限制招生。四是用政治动员的方式，要求学生们到中国的西部工作。多年来饱受失业人数过多之苦的辽宁省又率先行动， 由省政府颁布了一个《关于实施2004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辽西北计划通知》，规定由省财政拿出钱来，实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每名大学生到辽宁本省的西北穷困地区服务期间，每年一人补助1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乡镇（村）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也可兼职担任所在乡镇团委副书记、中小学副校长、乡镇医院副院长及其它方面的管理工作――但笔者须指出的是：这是个计划，而计划主要功能是上报给上级政府，比如给中央政府看的，能否落实，列计划时无须考虑，一般来说，上级政府也不会来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五是报道女大学生志愿当专职家庭主妇的消息，据报道称有20％的女生“自愿不就业”，选择在家做家庭主妇。

与此同时中国媒体也大造舆论，指称中国人认为大学毕业就能够就业是个思想误区，必须纠正。因为据“国际经验”，大学毕业生不工作是正常状态。只是这些报道并未指出这是哪些国家的经验。

不知道那些坚持中国现在已经全面市场化的中国专家们从这条消息中能够读出市场化的信息来否？

一组数据所显示的中国畸形教育现状

一、公共教育经费居世界上最低。据中国自称，2000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全国GDP的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鉴提供的数据仅为2％），比1980年的2.5％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5.1%），更是远低于台湾近十余年高达6％以上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批评，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 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

二、只适宜前现代化农业社会的国民受教育程度：中国政府定的脱盲（即非文盲）标准是：城镇居民识2,000个汉字，农民识1,500个汉字，能够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文章，能够记简单的帐目，能够书写简单的应用文。即使以这一低标准衡量，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人文盲（15岁以上）数量还高达8,500万，成人文盲率也还有8.72%，此外还有一亿半文盲――笔者在此还得指出一个让中国政府不痛快的事实：中国报刊上常用汉字高达8,000个以上，按中国政府钦定的脱盲标准，上述非文盲既无法读报，更无法接受任何稍微复杂一些的技术训练。

三、城乡居民的低收入与高等教育的昂贵收费：

表二： 2000～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高等教育收费 人民币：元

注1：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为8.3：1；

注2：本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高等院校收费标准则从各种报道收集而来。

四、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18－22岁）的比重。由于中国是按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这一统计口径，无法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本处采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资料：2000年中国仅占7.2％，2001年实际为7.8％，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的水平。

五、在校贫困大学生比例偏高。近年来，由于“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推行，不少中国家庭无法支付日益昂贵的学费，贫困大学生数量增大，成了高等教育中一道让人感到悲哀的风景线，据调查，在北京大学、清华、复旦这类一流学校中，贫困大学生（每月伙食费150元人民币）比例为15％，而在普通高校中，则高达30％以上。这些学生因长期吃不饱饭而营养严重不良。在就业机会稀缺的中国，不少大学生被迫卖血、求乞，女大学生被迫卖淫。作家何建明经过两年多调查，写了一本反映贫困大学生群体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里面记述的悲惨故事催人泪下，笔者读后数日郁郁。另一位叫陈杰人的记者去年5月22日发表了一篇“女大学生卖淫调查”，引起当局震怒，受到惩罚，刊登该报道的《青年参考》杂志主编被撤职。

现在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教育赔本，在大学教育这条独木桥上走的人还越来越多？

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的原因何在？

中国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由于中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且农村经济凋敝，大量低素质劳力过剩。而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则被分割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这里的所谓“现代部门”是指那些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比较高、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就业机会通常非常有限；“传统部门”是指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且不稳定的一些个体小企业和临时性工作机会，低素质劳动力往往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如矿山、建筑业寻找低薪而辛苦的工作。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扩张过快，向社会供给的知识型劳动力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现代部门又未能同步提供就业机会，结果必然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虽然有人提出了大学生也可以从事体力劳动，但事实上大学生去从事体力劳动，从个人来说，意味着教育投资的失败，从社会来说，意味着教育资源的浪费。

在中国，“知识型劳力过剩”既是教育深化的结果，同时也刺激教育的过度扩张。在90年代前期，中国的失业者主要是国企工人与农民这类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父母为了避免子女成年后面临失业的风险，只得倾囊而出，让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而到了90年代中期，中专毕业的劳动力也难以找到工作，家长只得被迫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为子女就业增加“资本”。但单个家长和学生的“理性选择”，最后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越低，愿意在大学本科教育上大量投资的人反而越多，这就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农家子弟今年报考人数反而上升的原因；反过来，这又刺激了大学的持续膨胀，毕业生“供给”继续增加，从而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进一步下降。这种结局一方面意味着“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在中国将会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又表明大学教育的过度扩张造成了对劳动力的“过度教育”。

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这种因果关系，最后造成教育投资效率低下。第一，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处在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导致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也为社会埋下了不安定因素。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也出现过知识型劳力大量过剩的现象，毕业即失业的结果是迫使大批青年投奔延安；其次，教育的过度发展又虚耗了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资源。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其国情相适应，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教育投资越多越好。比如中国目前这种情况，受益于教育产业化政策的主要是高等教育部门，并非学生及其家庭，甚至也并非抽象的“国家”。

能否消化“知识型劳动力”，是检验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展程度的标志，无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什么水平，少数都市的发达程度有多高，只要存在着“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现象，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可能陷入了瓶颈。上述分析展示了一幅奇怪的图景：中国目前人口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文盲半文盲率偏高；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远低入经济增长速度（世界各国是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偏低，而教育产品的消费偏高，远远超过了一般家庭承受能力，成为中国人消费的奢侈品；号称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却消化不了高素质劳动力，导致中国在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形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问题。而政府能够想得出的解决办法，居然是在吃财政饭的人员过多（1∶28人，即28个人供养一个官员，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的情况下，还要推出“一村一个大学生”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凡考察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国民教育。综合上述数据，可以断言，中国的教育有病，病根则在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写于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