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就业问题，终于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寒冬时期。在今后的20～30年间，就业市场过度竞争将会成为一种中国人不得不忍受的社会常态。
先来看一组冰冷的数字。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2001年全国共有115万大学毕业生，2002年共有123万，2003年将有212万大学毕业生。据“有关方面透露”，这几届大学毕业生与研究生，有不少迄今为止尚未找到工作，包括被视为“紧俏专业”的MBA在内。
2003年在北京、广州的大学生毕业生招聘会上出现的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表明：中国已经真正进入“就业的严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遍布的民工这类“农村剩余劳动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硕士贱如狗，博士满街走”。
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状况已延续了好几年，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社会将这种现像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增长35％，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国79.9万人报考硕士研究生。在教育资源如师资、设施等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研究生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结果是导致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的压力终于以非常荒诞的结果显现出来了：
广州《新快报》1月17日曾报道一则消息，大学生们竟然接到这样的招聘试题：“当工作需要你出卖肉体时，你会怎么办？” 这则报道的作者愤概地评述：“不知道这家公司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出这道试题，不过清楚的是，这家单位大概经常需要员工出卖自己的肉体或者灵魂，或者，在商业社会中，出卖肉体是经常的交易，大家都是动物，都有动物的需要，然后以动物的方式来交易。”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学生们对这道试题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种不肯定的暧昧回答。
最容易做的事情当然是指责这些“新生代”大学生们缺乏人格尊严。然而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他们在经过至少16年的寒窗苦读－－那是怎样的一种人生长跑啊，从小学开始，每天背着一个硕大的书包，有学不完的课程，上不完的补习班，每天的家庭作业要做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等待他们的却还是无业可就的命运，面临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过度竞争。这种竞争已经到了让人崩溃的程度，就在2002年12月，我的母校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心脏病猝发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贫困，过度竞争引起的焦虑，就业压力。”一些女学生因为求职艰难，竟然已经“自觉”地利用色相为自己在求职中“加分”。而这些“社会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职业以后，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压力过大的工作环境，人称“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 “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竟是“站在财富与时尚的风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降落伞，不知道怎么平安著陆。”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份报告，中国平均年自杀率为23／10万，即每10万人中有23人自杀，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自杀者竟是万千中国大学生们渴慕的成功白领。
知识型劳力过剩的出现，迫使中国人面对“就业的严冬”这一残酷现实。这与80年代开始日趋庞大的过剩农村劳动力，以及90年代陆续出现的城市失业大军不一样，前两个群体被认为是素质偏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在城市社会的漠视下，农民们在城市里忍受着最恶劣的劳动条件，不少人被迫将自己送上挖矿这条几乎等同于“鬼门关”的路－－说是“鬼门关”，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每年矿山事故最高、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不少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底层被迫将女儿妻子送上为娼之路，为的只是挣口饭吃以便“活着”。在城市就业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大学生们“高学历低就业”的情况早就在前几年就出现了，各地人才招聘会上的愁云一年比一年浓密。而现在大学生们终于发现自己的尴尬，因为连走“高学历低就业”这条路都困难重重。前不久，安徽庐江县委书记就对本县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们说：家乡欢迎你们回来投资，但不欢迎你们回来求职。献身家乡建设都已经无门，今日中国大学生们还能怎样调整“求职心态”？
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表明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整个社会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发生梗阻，它将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将导致教育的萎缩。道理很简单：当全家人节衣缩食、负债累累供出来的大学生、硕士、博士都难以就业时，人们将不会再在教育上继续“投资”。另一个必然结果则是长此以往，将突破中国人的忍耐底线“活着”。当众多国民连“活着”都感到困难时，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略必然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
（写于200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