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性产业之“繁荣”，凡去过中国的人无不知晓。最近一位中文名字叫杜兰瑞的美国女子写了一本《洋妞在中国》，根据她有限的了解，为英语世界描绘了一幅“二奶”阶层的幸福生活图景，而600多万从事性产业的女子的痛苦、无奈，在她笔下几乎抹得干干净净。
搞笑“二奶合同”竟被当成真事
不少外国人已经在中国享够了“齐人之福”――与港台商人不同的是，洋人不用付出金钱，因为许多中国女子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帮助出国定居，这种以情人为幌子的免费性服务算是这类女子的“风险投资”。
一些外国人一直在煞费苦心地考虑如何介绍中国的“二奶”，最开始译成“副太太”（Vice－Wife）。可惜至今为止，这一译法没有被英文世界吸纳为新词。
而杜兰瑞根据自己在中国11年的生活经历，写了一本《洋妞在北京》，其中她所引用的一份网上广为流传的“二奶合同”，被《泰晤士报》等媒体津津乐道，且将其中条款引述如下：
- 通常包养人包二奶是为了得到性关系与面子，而二奶接受包养则为了得到优越的生活；双方都必须在公众场合注意言行，以赢得他人的尊重；
- 为了让其他男人对包养人产生嫉妒，有时二奶的衣着需要极为性感，而有时则需精致高雅。二奶身上的衣服及鞋子必须是名牌，由知名设计师设计；身为二奶，穿着仿冒品是不被允许的；
- 二奶必须提供包养人各方面的性需求，必须同意一日三次的性关系，或是在床上提供两小时的欢愉。二奶不应对包养人做出任何会伤害男性自尊的事。
这份“二奶合同”确实在中国网路上广为流传，但任何对中国网路文化以及当代中国黑色幽默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某个网友闲来无事鼓捣的搞笑作品而已。但杜兰瑞显然将其当成真的了。她竟然未去想一下基本事实：二奶群体根据容貌、际遇而有不同档次的生活待遇，上述第二款中穿知名设计师的品牌服装之优渥待遇，又岂是普通二奶辈能享受到的？而中国包二奶者，既有政府高官，也有富商，但数量更多的是中小商人与普通人，比如香港货车司机大军在广州深圳包养的二奶，近年来由于香港经济不景气，大多就是为其“二奶”租一套月租金千把人民币的廉租屋，再甩下千把两千人民币生活费，到深圳广州等地运货时将所谓“二奶”住处当个歇脚之处而已。这些人哪有机会穿什么名牌？而政府官员与富商们包养的二奶，往往又不止一位，得宠的二奶生活优裕，而失宠者未必有上述待遇。但不管得宠者还是失宠者，官员的二奶一般都处于地下状态，很少有机会与包养者出入公开的社交场所。而其中许多二奶在男人结束包养关系之后，迅速沦为娼妓，下场悲惨。
杜兰瑞这部引起西方人好奇的小说，只能说掀开了中国二奶文化的一角，离真正了解二奶文化还差得很远。
中国的性产业从业者到底有多少？
要理解二奶文化，还得将其放置于中国的庞大性产业中来观察。而所谓二奶群体，在中国庞大的性产业大军当中，应该算是幸运者，因为她们与包养者之间那种阶段性的包养关系，收入比较稳定，可免去公安打黄扫非时进牢房的灾难，还可以免去黑社会的敲诈勒索。但90％以上从事性工作的女子，其境遇均十分悲惨。
中国的性产业从业人员到底有多少？中国政府当然不会提供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因为至今为止，尽管中国“繁荣娼盛”并非秘密，但中国法律仍然明文禁止娼妓的存在，就算有这类数据也肯定被列为“国家机密”。而国内个别学者的估计，也无人敢将其当作真实数据引用，所以只能引用国际组织的相关估计。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估计，中国的妓女人数总共达到600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代表保守估计，这些妓女的总收入已超过三十亿欧元，如果加上为其带动的上游产业、下游产业，应该远远超过此数。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卖淫的女子当中，有部分人并非贫困无依者，而是出身于城市中的殷实人家。但从总体上看，这一产业的兴旺发达，缘于中国就业机会稀缺，许多农村女子加入这一队伍，是为了维持家计，包括为他们的兄弟提供学费、婚娶费用、家里建房或者还债。
性产业从业者的阶层等级
中国的性产业从业人员按容貌、文化水平以及才能（比如能歌善舞或演奏乐器），而自然分成等级，只是这一等级并不严格。
中阶者多受过教育。在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稀缺，女大学生人数较少，在社会上曾一度是很受尊重的人群。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中国高校扩招，学费日益昂贵，一些女大学生为了筹措学费与生活费，走上卖淫之路。随着一篇调查报告“武汉地区高校学生卖淫、色情陪侍现象严重”，各地有关女大学生卖淫的报导越来越多。发展到最后，竟然有女大学生在网上公开征求包养者的事例。
所谓“成功人士”愿意为卖淫女的高素质支付高嫖资，一些无良人士从中看到无限商机，专门成立“公司”提供陪侍服务。江苏省会南京就曾有各种以“形象公司”名目出现的这类公司。比如南京鼓楼区一家形象公司，招聘许多外貌佼好的在校女大学生做“形象小姐”，对外宣称其业务是给企事业单位开业及其它活动提供服务，“形象小姐”的工资待遇按实绩提成，每做成一笔生意可获得提成25％。公司每天都在某早报上刊登广告，安排专职人员接听热线电话。小姐的服务范围包括陪出差、唱歌、跳舞、喝茶、打保龄球、游泳、充当女朋友、作情人、出台等等。公司的接线小姐会根据客人的要求，如小姐的长相、年龄、学历、身高、身材，介绍其为客人服务。客人的电话、住址或接头地点由公司接线小姐告诉形象小姐，然后由小姐与客人联系。
一些在本属正经行业的职业，在中国竟成了隐蔽的色情行业，比如旅游业的中的“导游小姐”，就成了陪侍小姐。2002年，中国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下令整顿导游小姐，其后各省、市旅游局召开治下旅行社负责人会议，再次申明：“各单位要进一步认真学习‘三个代表’伟大理论，……严肃整顿导游小姐，坚决查处、防范、杜绝导游卖淫，确保旅游业是一片精神文明的净土。”
上述女子多受过中专、大专或者大学教育，上述工作可使她们广交男人，幸运者可被收纳为二奶，成为性产业服务人群当中的上层或者中上层。
沦落底层的风尘女子
但更多的风尘女子来自中国农村，这些人当中有未婚者，也有已婚者。近年来多项调查均表明，许多农村女子迫于生计，一些人独身到城市从事性工作，但也有不少是由父母、兄弟、姐妹带到城镇里从事性工作。去年一位叫苟丽的发廊妹被嫖客杀害，她留下的日记里记载的全是她如何爱丈夫、家人的泣诉。苟丽自幼失去父母，其兄长供她念完中专后，无法找到工作。她结婚后却因家贫欠债，而不得不与丈夫来城市打工，几经磨折后只得从事色情业。而今年1月11日福建永安市一位43岁的妇女在卖淫过程中被杀害。据警察调查，该女子卖淫完全是家计所迫，她的女儿正在读大学，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一两万元。小儿子8岁，在念小学，常常需要住院、吃药。丈夫做搬运工，工资不高。她本身还患有卵巢囊肿，动手术还花了不少钱。这两件案子见报后，引起读者广泛的同情。
其实，无数这样的故事时时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许多“小姐”和“发廊女”的皮肉生涯，在其家人乃至故乡的邻里乡亲那里，都已经成为公开甚至是同乡人羡慕的生活选择。在中国这种以“血缘伦理”为纽带的乡村，这种“宽容”的背后，该有过怎样的挣扎和抉择？当然，贫穷决非唯一和充分的理由，但当苟丽这样的乡村女子注定无法凭借合法、循规的努力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时，寻求与其他“正当”途径比较而言的“超额收益”，就成了合乎风险/收益评估的“理性”选择。当追求金钱成为社会时尚以及腐败泛滥之时，笑贫不笑娼也就必然成为社会风气。
性产业既然非法，何以如此兴旺发达？
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性产业中从业的女性，大多处于自由状态，但到了90年代以后，色情行业逐渐为黑社会势力所控制。由于中国法律禁止色情业，因而控制色情行业的黑社会组织往往需要有政府官员暗中支持。可以说，如果黑社会组织没有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政治保护关系，根本无法经营黄色产业。中国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几年前曾对重庆、云南、海南等地的娱乐场所做了近两个月的深入调查，结论是：娱乐场所背后都有地方官员尤其是警界人士充当“保护伞”。地方官员不仅默许妓女卖淫、而且自己也去嫖娼。不少警察利用自己的管辖权，既让妓女提供免费服务，还是色情行业的股东。一些政府官员则将公款用于私人行乐，下级官员为讨得上司欢心，向上司无偿提供妓女的性服务，这种服务列入招待费或者餐费报销，成为公款消费的一部分。
企业界人士结纳政府官员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为官员送情妇。前几年福建福州黑社会头目陈凯就曾想方设法物色美貌处女，满足一些官员的需要。他本人曾经看上一位美女，花重金结纳后，但因某官员看上，陈于是将此女完璧奉上。几乎每个贪官的腐败案件卷宗里，都有不少这类故事。而近些年来，某些官员拥有情妇的数量非常惊人，有一位贪官拥有上百位情妇。
官场将此举称举谑称为“扶贫工程”，意指如果官员包养一位情妇，就为这位情妇本人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而情妇一家也因“涓滴效应”而受惠，如果是农村女子，则因攀上了富有的恩主而解决了建房以及兄弟婚娶费用。
中国已经成为性病大国
在各地政府官员们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中国的性产业繁荣兴旺。但由于中国政府死要面子，不肯承认其合法存在，中国的性产业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正当管理的无烟工业，其结果之一就是性病泛滥。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医学院传染病中心的主任科恩教授（Dr. Myron Cohen）和中国国家性病控制中心的同行合作，研究中国从1989到2005年期间感染和罹患性病的趋势。结果显示，近年来梅毒等性病的案例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1993年，中国每十万人当中的梅毒病发个案仅有0.2例；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每十万人当中有5.7例。而中国病毒学专家认为这一数字有可能被严重低估。而母婴梅毒传染率在1991年到2005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速高达70％以上。报告指出，“梅毒在中国的传播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剧的，直到最近才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其中性生活过滥人群容易感染梅毒。
这篇研究报告刊登在英国著名医学专业杂志《柳叶刀》的最近一期上。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广东、海南和浙江，梅毒案例最多。科恩教授说，几乎可以肯定，实际情况只可能比已经公布的数字更糟。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将近有一半人口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如今要想把迅速扩散的梅毒等性病控制住，中国政府方面必需加大公共领域的投资力度。
与梅毒同样可怕的是爱滋病。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爱滋病患大国，除了输血感染之外，性产业发达而卫生监控严重落后也是主要原因。据联合国驻华机构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绝对数很大，艾滋病防治形势不容乐观。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
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感到性病与爱滋病的压力，开始做一些防范工作。比如广州是黄色产业泛滥之地，广州市专门成立了一支由医疗卫生人员组成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到“小姐”们的活动的娱乐场所和居住地，向她们宣传防艾知识,并免费发放安全套。同时，他们还在广州举办了两期的高档娱乐场所“妈咪”防艾培训班，总共有30多位“妈咪”参加。而黑龙江省哈尔滨的防爱滋病的小姐培训班，就遭到种种阻力，主要原因是该地“小姐”大多是本地人，她们不愿意让人了解她们的“工作”性质。
但与全国各地正在迅速蔓延的性病势头相比，这种最初级的培训工作远远跟不上需要，而所谓定期卫生检查更是不知何时才能出现。目前只有一两位性产业研究专家在呼吁，将黄色产业从地下转入合法状态，以便开展卫生监控，但政府基本上对此采取放任自流状态――关键在于如果合法化，许多官员的财路将断掉。
（写于2007年2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