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对中国真是个戏剧性的年份：上半年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中国的繁荣与崛起，下半年中国政府出动军警坦克镇压各地社会反抗的消息频传；而中国自称一年为“改革年”，而美国国务院即将发布的“2005年中国人权状况”这一报告，却将中国2005年形容为“人权状况多年来最糟糕的一个年头”。
外国人的“中国梦”蒙上浓重阴影
指责中国的人权，倒不是老美不给中国面子，实在是因为中国政府践踏人权越来越肆无忌惮。更何况美国是个民治政府，民意对政局的影响很大。尽管去年上半年由BBC的“中国周”开锣唱戏，美国《新闻周刊》与CNN紧紧跟上，大唱了一番“中国是个好地方”，但接下来发生的种种事情可不给中国长脸，比如河北定州事件中，警察用棍棒枪支将为保卫土地权益的农民打得死伤狼藉，这盘由村民自己录制的录相带被《纽约时报》播放后，影像画面的真实性大大刺激了美国公众；广东汕尾出动军警与坦克车对付抗议的农民被俄罗斯卫星录制播放，世界舆论惊呼“六四”血腥画面再现。紧接着又是中国政府打压媒体，监控网路的恶行曝光。这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一件证明中国政治在进步。
盖洛普公司今年就美国人民如何看待外国所做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只有4%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非常正面的态度，现在中国的国际形像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差的。而环球扫瞄民调公司于2005年12月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西方22个国家民众的心目中，中国的形像在过去12个月里急剧恶化，很多民众认为中国对世界没有释放积极的影响力。
中国人将警察列为公害之一
但中国人的人权受到严重剥夺的状况，外部观察者永远难以体会身受者的痛苦。外国人在做中国梦时，中国人自己已经没有梦。因为他们生活于一个警察无所不在的国家――这里谈的不是维持社会秩序、为公众服务的警察，那样的警察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日行日远。中国人面对的现实是：警匪勾结已成普遍现象，中国近年来的“扫黑”运动中，每一个黑社会组织后面都牵出一大批政府官员，尤其是警察与司法部门法官与黑社会组织的勾结，往往是一个地方黑社会组织坐大的根源。而近年来每遇底层为了权益反抗时，政府往往让黑社会组织与警察出面唱双簧，黑社会组织唱红脸，大打出手；而警察则唱白脸，劝谕老百姓不要闹了，对黑社会打手殴打民众，警察的“责任”只是旁观，让其掌握尺度，尽量不打死人，以免事情闹大。也就是说，警察成了黑社会施暴的同谋。
警察的行为如此糟糕，连中国公安部最近也被迫承认：自1997年至今，9年内，全国共有10,034名违纪民警被停止执行职务，5,856名民警被关禁闭。在督察过程中，发现“个别地区有警匪勾结”现象。其实，实际情形比这严重得多。
这种与“匪”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警察，公众自然不能指望其“为人民服务”，背后称他们为“祸害”，能够避开他们的骚扰就已经是万幸。但另一种警察中国人想避也避不了的，那就是网路警察与思想警察。
隐身的“舆论引导员”
世界上没有几个政权整天为国民的“思想“操心，但中国政府恰好就是这样一个政府。自从有了互联网之后，这一操心又多了一项内容：除设网警管制网路之外，还专门设置舆论引导员引导网上舆论。
这种舆论引导员又称“网评员”。这本非什么光彩事情，但中国政府对打压舆论习以为常，在国内那种用权力操控舆论的环境中，官员们大多都视政府下达的政治任务为冠冕堂皇之事，喜欢造势。江苏省宿迁市委宣传部正因为如此看待此事，才在不经意之间将公开招聘网路舆论引导员的事情公之于媒体，至此，人们终于明白，所谓疑云重重的“网路特务”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
《南方周末》2005年5月19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宿迁：引导网路舆论实践”，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这支 “新闻宣传队伍”的组建情况。这支“新闻宣传队伍”的26名网上评论员，分别来自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各区县宣传部门和市直属大机关，而市直属大机关的人选基本为机关新闻科长或新闻发言人。选拔过程如下：先由内部推荐，再由宣传部筛选聘用。选拔标准是“懂政策，有理论，政治可靠，业务精通，熟悉网路。”
其实此前20天新华网上一条同类消息却被读者无意间漏掉了。那条消息很简单地介绍中共江苏省宿迁市委宣传部招聘网路舆论引导员的作法，并称“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和苏州等城市，也已经或者正在组建这种地下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另外，江西和福建等省，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工作。”该条新闻还说，中纪委监察部去年底对来自全国的127名网路评论员完成了培训，并专门组建网络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名为“反腐倡廉网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并且和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以及人民网，新华网等组成了网络宣传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管理和调控网络新闻和舆论。这个小组的名义固然是反腐倡廉，但实际上却以控制网上舆论为职责。
公开现身的“网路警察”
针对美国朝野批评雅虎等互联网公司向中国政府屈服一事，中国政府作出回应。面对庞大的金盾工程与数十位网上言论者被捕这些铁的事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除了声称“绝没有人仅仅因为在网上发表了某些言论而被捕”之外，还宣称，“我们没有网路警察这个警种。”
中国有些异议人士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回答说：“确实有网警，只是可能不叫这个名字”――刘副局长是公然撒谎，而这些异议人士却是没上网查询这一消息。
就笔者所记忆，网路警察在中国之存在无可怀疑。于是笔者使用中国国内的搜索引擎百度，在搜索项中仅敲入“网路警察”四个字，用时0.001秒得到的搜索结果就高达15,200页，仅在百度首页上就搜到几个网站，如：郑州网路警察网站www.zz-police.com、苏州网路警察网站suzhou.cyberpolice.cn，河池网路警察 www.hcnetpolice.org，新乡网路警察 police.j666.com，漯河市网路警察网 www.lhwljc.com，三门峡网路警察wljc.smx.com.cn。
这些网警并无要做“隐身人”的意思。其中河池市公安局成立了网监科，漯河市与濮阳市公安局下设网络警察支队，只有苏州的网警被编入刑警队。其余如北京、成都、深圳、武汉、广西等地均有网路警察，且都设立了网站。
各地新闻亦有“网警大显神威抓获犯罪分子”的报道，以杭州的报道最为肉麻。
据说，中国政府现在已派人前往古巴等控制网路技术不高的国家，指导这些国家的政府提高监控网路的技术。
指导网警工作的业务宝鉴
最有意思的是网上还有《网路警察实务全书》销售广告，该书2003年4月由金版电子公司出版，第一章的标题就是“网络警察――中国最年轻的警种”――这等于完全否定了刘正荣对全世界公开的撒谎。
为了让读者明白刘副部长撒谎本领实堪追比萨达姆的新闻部长，不妨多提供点资讯：该书广告网址为www.bookhd.com，售价798元。共分三篇，第一篇共两章，介绍中国网络警察的产生、 网络警察的职责、 网络警察的组建、 网络警察的招募、 网络警察的机构设置；第二篇共两章，介绍网络警察网上抓逃与破案、计算机网络犯罪的类型、常见黑客犯罪手法与抓逃；第三篇共四章，介绍网络警察网络监管、测试、侦听等技能。从其内容来看，完全是一本网路警察业务指导实务书籍。其高昂的售价相当于中国目前就业市场不景气状态下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购买者自然不是个人，而是那些使用网警的政府部门。
当年毛泽东时代控制言论，是大张旗鼓地明着干。毛用红色恐怖让所有的人闭嘴后，还要堂而皇之地宣称：“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什么，他才坑了三百个，我们却坑了几十万人（指反右，但将数字缩小为四分之一）”，正所谓创立朝代者，虽是流氓却尚有几分王霸之气。而现在处于末世乱象纷扰中的中国政府，有如街头小混混，又要干坏事，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完全成了京剧里的“二丑”一角，只睁着眼睛撒谎，千方百计愚弄人民，欺瞒国际社会。
大学里的“信息员制度”
当年听到一位朋友说过他的经历，他被一位研究生检举“在课堂散布反动言论”，为此停教一个学期。当时我曾以为这种“学生积极分子”只是个别现象；去年吉林省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也不幸被学生检举，说其在课堂散布不利于党的言论，卢被停课。笔者仍然以为这只是少数学生被中共告密文化毒害的结果。直到看了一位大学教师的博客，才知道中国的大学竟然启用了特务学生制度，监督教师课堂言论！
这种学生特务有个名词，叫做“信息员”。据这位教师介绍，这一制度2005年下学期建立。“信息员”制度内容大体如下：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选调一些非常听话的同学，安排到不同的院系，听各科老师的课。
这些信息员都被派到各个院系。一位教师上课有点名的习惯，有一次上课，发现多了一位，反应非常灵敏：“你是学校派的信息员吧？”这位信息员非常厚道：“老师，我是信息员，来自工程学院，您上您的课，我不碍事。”
学生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大陆之外的人看了真不明白。但我可以将这番话的文化密码解析一番。这位学生的话实际上是说：“老师，我来听课只是职务行为，完成任务。我不会告发你什么，请放心。”――这话我曾听过，当年，我在新疆讲学时，当地安全厅一位官员就列座于其中，晚上还要与我一道吃饭。为了安抚我，他让他妻子也如此这般对我说。
信息员表现得好，就可以“加官进爵”，成为入党积极分子。而党员毕业以后，就业优先。
老师们并未迟钝到不知信息员制度为何物，毕竟中国是一个政治运动隔几年要重来一次的“革命大国”，“运动经验”都还丰富。这位教师记载说，当时系里负责人给老师们传达学校将要实行信息员制度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制度！一所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居然在实行着朱元璋子孙们的制度。可怕，但是这是事实。”
这位教师接下来写下自己的感触：“在‘可爱’的信息员面前，作为老师，您还能针砭时弊？有些老师本来就昧着良心，经常向同学们宣讲中国形势如何大好；加了一个信息员，良知未泯的老师，恐怕也要噤若寒蝉。这样，充斥在学校课程上、教室里的都是‘一片大好’‘安定团结’的稳定和谐之声。”愚弄学生唯一的后果是，毕业后，学生们发现社会现实根本就不是老师说的那回事，这个“可爱的社会”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大中城市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
2月1日一条消息公布：深圳街头将安装20万摄像探头，目的是“加强监控社会治安”。据说深圳市并非最早的行动者，此前已经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安装同类监控设备。
这些“能看”的设备安装完毕后，意味着“金盾工程”的最后一期即将完成。与其说中国当局安装这类设备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社会治安，还不如是防止政治动乱与社会反抗。当年天安门广场上就是因为安装了这些用于监控交通秩序的摄像头，使中国政府在六四以后的政治清算中，很方便地根据录相资料抓人。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建华涉入香港记者程翔案，其罪证之一就是曾经在某宾馆发送一份传真，安全局掌握了陆当天到该宾馆发送传真的录相资料。
中国公众虽然也讨论过这种安装是否侵犯隐私的问题，但更深的问题他们也不愿意多想了。犬儒式的生存方式他们适应已久，更兼中国政府肆意践踏人权早已成了司空见惯之事。反对吧，枪打出头鸟，谁反对政府谁就没有好下场。还是做政府的顺民吧，十几亿人，大家不都这样活着？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时，有消息传来，参加2月4日由维权律师高智晟发起的维权接力绝食行动的人员受到打压，30多名参加绝食的人士失踪或被绑架，其中包括高智晟的3名助手，他家人也被24小时跟踪、骚扰。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共太强大，绝食行动应该停下来。而天安门母亲运动的领袖丁子霖亦认为不应该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堵绝后路。我无意对国内维权运动指手划脚，但我知道，一旦中国成为一个乔治•奥威尔描述的“1984”国度，任何社会反抗需要付出的代价将非常巨大。
我只能默默地祝愿维权人士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写于2006年3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