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监督舆论传媒
台湾：舆论监督政府官员
最近台湾发生赵建铭事件，心中最高兴的当属中国政府，除了对当事人家庭背景大肆渲染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宣传“民主神话的破产”。整个6月上旬，充斥中国平面媒体的评论就是“民主制度不能避免腐败”，“台湾赵建铭案件证明了那些认为民主制度能够扼制腐败的言论是错误的”，“民主万能论可以休矣”之类，仿佛民主制度在中国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中国当局始料未及的是网上言论并未跟着官方的调门起舞。不少网客在这些官方消息后的跟贴上说：“还是民主制度好啊，什么时候咱们也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赵建铭不该生在台湾，生在咱们中国大陆不就没事了吗？咱们领导人的亲属什么时候因为这点事情进了监狱”？诸如此类，让中国当局觉得大势不妙：本想抹黑民主制度，没想到反而引起网客们反思专制制度“刑不上大夫”的司法特点。中宣部旋即下达内部指令，不再对台湾政情发表评论，中央与省两级喉舌立即遵命，而网路言论尚有漏网之鱼。
那么，中国的极权体制下，当道得令者如何对待自己及亲属涉及腐败的举报呢？
邓小平用坦克回应学生反“官倒”的要求
世界上凡与中国打过交道的人士，莫不知道“高干子弟”这个词在中国代表着家世与特权。这种特权在毛时期意味着一般平民没有的政治升迁与好的就业机会，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则意味着发财致富。
高干子弟下海经商这一风气由邓小平家族开创。邓的大儿子邓朴方当时开办的“康华公司”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官倒”――“官倒”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对利用权势倒卖国家统管紧俏物资的特权阶层的称呼，即今日官商的前身。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肇因就是反腐败，而且反的就是以邓大公子康华公司为代表的“官倒”。据说邓小平当时对学生们反“官倒”的口号上升到他的家族与人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高度。
而邓小平对学生们反腐败要求的回答世人皆知，那就是“六四”屠城。从此以后，中国官员家属利用特权经商蔚然成风，算是上行下效。邓小平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哪个行业有钱就指向哪儿；江泽民儿子江绵恒染指中国电信业；李鹏家族依赖电力行业致富；一向以清廉自励的朱镕基，还有时时表现亲民悯民之情的今总理温家宝，其子女无一不涉足商场。尽管中共中央每年都要不断颁布“党纪”，禁止领导人家属经商，但那党纪的功能只在于颁布以示共产党之清廉，平时是否执行谁也不问。
前总理李鹏家族腐败丑闻频传
中国高干子弟经商，利用父母手中权力暴富，其实在中国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媒体敢于自触霉头，以卵击石，揭露这些内幕。
曾任中国总理达十多年之久的李鹏家族，因其妻子儿女经商且不守法，并在其任期内从电力行业利益考虑强行通过留下千古骂名的“三峡工程”，国内早就对其家族腐败有种种传闻。有好几起腐败大案均与其家族成员有涉，但最后李家均化险为夷：
1993年北京长城机电公司总经理沈太富十余亿元非法集资案轰动全国，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时效被控受贿于长城公司，两人双双判刑。但长城公司的董事长朱琳（即李鹏夫人）却毫发未伤，仍活跃于商界。90年代中期朱琳曾陪李鹏去贫困山区访贫问苦，在家徒四壁的农民家中，面对朱琳一身名牌盛装，手提价值逾万元的鳄鱼皮名牌手袋，香港记者感概万千，想的就是那只手袋的钱可以救这家穷人于水火之中。
李鹏次子李小勇是李家唯一未在电业中打滚的成员，但却涉及至今还未平息的新国大期货巨额集资丑闻。李小勇是武警大校军官，在九十年代后期与一个叫曹予飞的台商合作，1998年李小勇与曹予飞因分账问题闹翻，将新国大期货公司所有设备和现金搬走，账面上的11亿元资金提取一空，并出动武警绑架曹予飞，并反诬曹欲卷款逃亡。结果在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一手操办下，曹予飞被判死刑。但五千八百四十多名客户不服，指曹是替死鬼，因而不断上访示威请愿，并写信给江泽民和朱镕基要求弹劾李鹏。 笔者2000年7月中旬曾在北京新华门前街道上亲见一群抗议者散发传单，并举着“李鹏应代子还钱”的标语请愿，只是五六分钟后，开来几辆大客车，下来几十个人将这些示威者一一架走，连笔者手里拿到的一张传单都被人凶巴巴地夺走。
揭李鹏家族老底的记者锒铛入狱
李鹏其余二位子女均染指李鹏国务院管辖下的电力行业。李鹏女儿李小琳曾任电力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后任中国电力国际的CEO，该公司已于2004年在香港上市，捞得盘满钵满。而李鹏长子李小鹏的华能国际准备在世界自然遗产、有“长江第一湾”之称的云南虎跳峡修建大坝，引起全国环保人士和当地十万农民的奋力抗争。中国《证券市场周刊》在2001年11月24日发表马海林撰写的“神秘的华能国际”一文，直接揭露李鹏家族在华能国际公司任职的情况――这篇文章如何出台，又如何逃过该杂志领导的审查，最后见诸于世，至今仍显得神秘。
“神秘的华能国际”一文，直指国有企业“华能国际”已成为李鹏的家族企业，李鹏的夫人朱琳是华能国际的母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发展公司”董事长，而李鹏儿子李小鹏是“华能国际”主管。在“华能”这条大船上，李小鹏是舵手，李鹏的夫人朱琳是船长。“华能国际”的主要母公司－－国有企业“中国华能集团”占有中国全部发电能力的10％。朱琳也与电力工业有密切关系，除了在“华能”公司担任的职务之外，在她丈夫李鹏担任中国总理期间，朱琳还是广东大亚湾核电厂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此文发表时，她是中国最大的发电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公司”副总经理。马海林的文章揭露，朱琳和李小鹏利用特权使“华能国际集团”成为中国唯一能在美国、香港、中国大陆三地上市的公司，总股本已达60亿元。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国政府高层的震动，国际媒体争相报道此次事件。发表马海林文章的《证券市场周刊》立刻受到中宣部的通报批评，所有发出去的杂志也被责成回收，该周刊在紧接着于12月1日出版的杂志上发表“更正”，对那篇文章表示道歉－－奇怪的是，刊登“更正”的这一期仍然被没收，因为党的愿望是抹去关于那篇文章的所有痕迹，该杂志负责人王波明尽管也是已经故去的中共元老王炳南之子，也得为此失误数次检讨。而这篇文章作者马海林（武警部队干部）已经被捕，李鹏夫人朱琳2001年11月末接受《中华英才》杂志采访，否认自己经商、炒股和其它的腐败指控（该文发表于《中华英才》2001年第23期）。
温家宝家族经商传闻如阵阵风吹
现任总理温家宝的妻子儿女经商在中国国内早有传闻。肇因是2004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大股东马明哲因经济问题受审查。为了弄清楚马明哲的问题，广州的《21经济报道》的记者深入采访，几经周折后，顺藤摸瓜发现了平安保险公司背后的新世界集团，然后又发现了新世界集团的老板郑建源只是个傀儡富豪。当时记者不知深浅，在这篇题为“平安保险间接大股东‘傀儡富豪’郑建源调查”的文章（2004年6月30日）末尾， 记者邱伟写下了这么一段话：“那么，最终控制人到底是谁呢？根据来自多方渠道的消息，对最终掌控者的描述是：30来岁，常住北京，在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北京创立了一家公司，一直从事IT方面的工作，曾经帮助平安保险以及一些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从事IT项目的建设与咨询。”
此文一出，海外华文媒体均认定此人指的是温家宝大公子温云松，许多海外不负责的评论人还硬要派定《21经济报道》敢于揭领导人腐败，开创了传媒新局面。这实在是附会之说。
而产生此联想的原因很简单，本部位于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和《壹周刊》曾对温云松前些年的从商经历作过报导。温云松美国留学归国后自行创业，设立网络公司Unihub，任总裁，与国际知名厂商戴尔、北尔和思科均有合作，同时在深圳、上海和武汉设立了若干家分公司。 温云松这若干特征都与邱伟文章中所指神秘人物接近，故有后来的种种猜测。最近，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佚名”文章，指称温家宝家族经商暴富之事。文章列举之事非常详细，可惜是篇佚名文章，且资料不够详实，让人无法判定是否真实。
揭露腐败者决无好下场
发表上述文章的刊物及作者，因其所在地不同，其结局也迥然不同。
《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只是猜测，并未指名道姓，香港媒体后来的猜测无法归罪于国内记者；而《开放》杂志在香港，且作者刻意隐瞒了名字，温即使动怒也无从下手。况且，前几年中国网上流传中国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官方倚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家族暴富故事，厉以宁一怒之下在香港控告刊登了这篇文章的《前哨》杂志，反而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越抹越黑。温家宝宦海浮沉多年，自然不会蠢到去模仿厉以宁的做法。
而李鹏对《证券市场周刊》的处理颇具“中国特色”：李鹏并未要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查清本家族与“华能国际”的关系，以消释中国社会对其家族腐败的种种不利传言－－而这恰好是民主国家政治家们对待媒体指控的通常做法－－而是利用权力查处了只不过是写出了真实情况的作者。至于新闻的首要原则是真实，似乎永远不是中国政府考虑的问题。
而马海林至今生死不明，无人知其下落。
暴力镇压批评腐败人士
马海林只是众多因揭露腐败而身陷囹圄的人当中之一罢了。辽宁省记者姜维平前几年只因揭露了辽宁省省长薄熙来（中共高干子弟，其父为中共元老薄一波）的腐败，而被诬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八年，国际人权组织多方呼吁仍然无法施救。
高层如此，上行下效，地方政府官员也如法炮制，迫害那些揭露其腐败的记者与其他人士，远的不说，《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去年因调查采访湖南隆回县肉食水产公司和造纸厂国资流失等问题，涉及当地官员，开罪于地方当局。今年一月，阳小青被县公安局拘留，被栽上的罪名是涉嫌敲诈勒索。
更多的地方当局直接采取暴力手段，胆大妄为者派遣武警镇压，比如去年广东省汕尾当局直接开动武警与坦克镇压东洲村民；狡猾一些的采用黑社会手段，收买派遣黑社会组织成员直接对揭露腐败者施以暴力。就在6月8日，三峡移民维权人士付先财因为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而受到当地警方传唤，在传唤结束后回家的路上遭到不明身份暴徒的袭击，被打成重伤，现肩部以下瘫痪。此前一年多时间里，付先财曾多次遭此类骚扰和威胁，有时候警察亦直接介入此类暴行。
付先财的例子并非孤证。近几年，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除了受到警方和武警部队的镇压之外，还经常受到身分不明暴徒的袭击，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暴徒是受到了有关当局的指使。
而台湾赵建铭事件发生后，其岳父虽然贵为总统，不但不能对其女婿稍加荫蔽，本人还惹来了满身蚂蚁――这是在实行了政治民主制的台湾所发生的事情。
而中国大陆从国家领导人到最底层的七品芝麻官、甚至小小村委会主任，莫不疯狂腐败，而且谁敢指责揭露，就灭了谁。无怪乎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莫不对民主制度痛恨莫名，连在海外的官员子弟都要对美国与台湾的民主制度骂骂咧咧。试想想，如果中国建立了民主政治，岂不等于权势集团失去了为所欲为纵掠公共财与民财的乐园？
（写于2006年6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