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一个名为《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的报告，其内容肯定会让世界的“拥抱熊猫派”大跌眼镜，因为该报告终于承认以下几个问题“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的能源危机随时可能爆发，金融领域面临九大风险，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并接近危机临界点，社会保障体制存在各种严重问题。
不过，承认这些，首先决不意味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放松舆论管制，愿意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实在是因为上述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隐瞒。更需要注意的是，指出这些巨大风险隐患的四部委并未主管金融、能源与社会保障等问题丛生的领域，批评一下其他部门并不肉痛。其次，承认也决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为时已晚。而且，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影响绝不止于“未来的发展”，而是将导致中国经济崩溃，并波及社会领域，最后将以社会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尽管在作者近两年多以来为TaiwanNews撰写的专栏文章里，已经先后多次分析上述问题，但分析中国政府承认什么，遮掩什么，有助于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
“能源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标志是本国能源供应是否依赖外国以及依赖程度。一个国家如果要保持石油供应安全为主的局面，石油净进口率绝对不应超过50%，超过50%就属于石油供应不安全，理论上应该控制在30%以内。
这项官方研究终于承认了这一国际标准，并指出中国面临的现实：“然而，中国自1993年以来净进口石油依赖度从0.45%飙升至11.5%。而且，按照中国进口石油的速度预测，到2010、2015和2020年，中国石油净进口率下限将分别达到54.4%、57.4%和59.7%。能源危机可能随时爆发。”
就在2004年，中国还自我评估为“绿色基本安全类”，理由是：中国虽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国，但由于是世界第五大原油生产国，所以，真正缺口只是世界第7位。
考虑到俄罗斯虽然以中国为最大的石油能源及军火的主要出口国，但对中国骨子里并不友好这一事实――最近普金特赦世界所有种族在俄罗斯的非法移民，还特别规定“中国人不在特赦之列”。中国政府也觉得依赖俄国这一不可靠的临时盟友，并不能使中国列入“绿色基本安全类”，这才愿意承认“能源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至于该报告提到“广泛开源”，其实早就开始了，对煤矿的掠夺式开采就是一种主要能源替代方式，效果有限，污染严重。
“金融领域面临九大风险”
承担该课题金融研究的金融组承认目前“中国金融领域突出的九大风险”。
“第一，M2/GDP持续升高。统计显示，到2004年国内M2/GDP已经达到了185.48%，大量金融风险向银行体系集中。第二，中央银行资金运用财政化。据统计，到2005年，央行难以收回再贷款已高达18,000亿元。”
M2是指广义货币中的第一个层次，包括活期存款、通货、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等几项。M2持续升高表示强制性储蓄过高，消费市场严重萎缩。这一强制性储蓄不是指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强迫老百姓储蓄，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剥夺了老百姓的社会福利，用中国流行的话来说，“住房改革把百姓口袋掏空，教育产业化把两老（学生家长）逼疯，医疗改革为百姓提前送终”，百姓们对未来生活前景预期不佳，失去信心，被迫储蓄以自我保障――笔者在10月27日的TaiwanNews上发表的“中国人为何不爱消费”一文，对此做过专题分析。
但主管金融的中国人民银行在11月11日曾公布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消息：“中国10月份金融运行健康平稳，广义货币M2增幅加快的势头有所减缓。”
其实，央行上个月公布的消息并不可信。中国在所谓改革开放的26年当中，M2的增长率一直大于GDP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这26年GDP的平均增长率约为9.5％，通货膨胀率平均约为6％，加起来是15％多一点。而M2的平均增长率接近20％。只有到了几次宏观调控时期，广义货币的增长率才低于GDP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
值得指出的是，这报告并未提到广义货币中的第三层次M3与第四层次M4当中包含的各种债券――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国债，债台高筑，寅吃卯粮，也在此前专文讨论。而按照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两只钱袋。而财政部大量发行国债，用行政命令强迫各银行认购的结果，就是中国政府饮鸩止渴，努力打通这两只钱袋。而这两只钱袋被打通之后，其结果就是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
“央行难以回收再贷款”中的“再贷款”，是指中央银行给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这种再贷款一直被视为中国货币政策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是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总闸门”。而造成“再贷款”难以回收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过去几年为了解救中国股市与证券商危局，不断向证券商贷款所致。
而中国金融系统不能回收的银行坏帐远远超过此数。美国之音今年6月13日报道称，中国银行系统坏帐高达5,000亿美元，即4万亿人民币。
“地方政府债务至少1万亿元以上”
该报告列举：“第三，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占GDP的10%。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这一条指的主要是地方政府所积欠的债务，这一点对于北京来说并非新话题。早在2001年，北京大学教授平新乔将全国2,000多个县及乡镇政府1999年的财政赤字累加，算出全国县及县以下的财政亏空约达2100亿元；根据一般情况下债务约为赤字5倍的规律，测算出中国县乡债务规模超过1万亿元。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财税研究室主任杨之刚也曾用收入与债务之间的关系进行测算，通常县乡债务占财政收入的一半，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达2万多亿元；据此推算出县乡债务规模超过1万亿元。
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则按照财政风险矩阵，对中国截至2004年的公共债务进行了全面测算，算出2004年全部政府负债规模为12.4469万亿元；2004年中国名义GDP初步核算为13.6515万亿元，则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91.18％。
但中央政府对这些研究成果显然未予采信。就在11月份，财政部确认“中国县乡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是4,000多亿元”，一刀砍掉了隐性债务6,000多亿元。
地下钱庄规模庞大
报告指出：“第四，正规金融部门的低效率导致金融体系“体外循环”严重。目前中国大量存款人正在逃离正规的银行体系，转而把钱投入到收益更高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中，并威胁到国家的银行系统。据估计，中国地下金融规模大致接近正规金融规模的1/3。”
在中国，金融体系的“体外循环”是个非常严重且有争议的问题。有种说法认为，地下金融交易之所以猖獗，主要是国家银行控制太严，垄断金融行业，禁止企业间互相拆借以及民间借贷引致的后果。大量地下金融的存在，实际上是对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一种瓦解。而不利影响主要是有两点：一是地下金融机构的税收无法收上来，迫使政府税收严重依赖国有企业，从而造成国有企业负担过重；二是导致社会信用瓦解。
在经营地下钱庄方面很有创造力的当推浙江温州人。温州人往往只需出具一份手写的借据，就可以在朋友与熟人之间借到大笔的资金，随后双方用自动点票机点钱，或到一家储蓄所转账。有时他们也用一种传统方式来完成这样的“交易”，那就是把装满现金的麻袋交给借方。后来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效仿温州人，开始炒做这道在银行体系外进行交易的“大菜”。
造成这种问题的关键原因，就是中国银行的低利率（按照通胀率6％计算，银行低于2％的利率已经是负值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更愿意把大额存款存入那些能获得双位数回报的贷方。他们把钱借给房地产投机商，或那些没有关系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小生意。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利率高，而且还能逃税。
于是这就带来了中国金融风险中的第五大风险：政府无法有效监管资本项目。
外商投资中投机资金占很大比例
报告说：“第五，资本项目管制有效性严重弱化。目前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几乎难以监管，中国资本流动的其他渠道也没有明显障碍，特别是房地产领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外资化倾向比较严重。在贸易和直接投资方面，表面上是贸易或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用来购买人民币资产或者房地产，进行投机。”
这段话里至少包含两重意思：一是中国号称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进外资国，但其中的许多外资质量不好，是以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金。二是这些投机资金的投机目标一是人民币升值，二是房地产。
这两点都无需再证明。近千亿国际热钱这几年来频频进出中国，已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公开的资讯。而上海房市在热炒期间，竟有90％的购房资金来自境外。北京房地产市场当中的外资比例虽然略低，但也低不了很多。
但此报告并未涉及中国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
作为龙头产业的房地产业病根深种
报告强调：“第六，房地产带来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据央行发布的房地产金融报告显示，在房地产开发性资金中，近55%来自银行信贷。”
但此处的房地产开发资金当中来源于银行信贷的比例显然低估了。中国央行今年5月发布《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其中指出房地产开发投资有60%的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而易宪容则指出，2004年房地产企业自筹资金中仅有16%左右是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而80%以上资金来源于国内银行贷款。易宪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工作，其数据当有所本，绝非空穴来风。据非官方统计，香港、新加坡及欧美国家的房地产开发商在一个项目上的借贷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而中国房地产开发资金竟然有80％左右来源于银行贷款，这是最危险的金融政策。
而中国银行系统的贷款政策如此向房地产倾斜，主要源于政府机构近年来逐渐臃肿庞大，其财政收入大部分（50－60％）来源于批租土地。而一届政府在3到5年内花掉了50到70年的地租收入，必然使城市基本建设占用的资金大大超过经济增长所应该提供的资金。这正是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银行贷款呆坏帐增加、形成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
中国金融的“拉美化”病
报告还指出，“中国还存在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失衡和金融‘拉美化’风险之虞”，“中国金融风险的深层次原因是国有金融体系内部软预算约束、现行行政体制下各级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与支配权争夺以及金融生态环境恶化三方面造成的。”
利率风险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都容易理解，这里重点分析何谓“中国金融的拉美化之虞”。
在政治学领域中，“拉美化”一词主要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某一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推而广之用来描绘一种或多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现象：从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到外资外贸甚至教育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等，从专制独裁到周期性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都被统统概述为“拉美化”。
中国社会的“拉美化”并非最近才提出，笔者在2000年发表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就曾使用这一词汇形容中国现状，但主要是指中国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而中国现在使用这一词语，其含义主要偏重于经济领域。尤其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高度泡沫化后，中国学者们更是不断表示：拉美噩梦开始于地产泡沫爆破之时，相同“题材”的剧本正在中国酝酿。两相比较，当年催发拉美地产泡沫的内外条件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
这一报告还涉及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体制等各方面深层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笔者今年均在TaiwanNews做过专题论述，在此不赘。无论如何，从中国官方的这份报告当中，人们已经可以听到危机迫近的脚步声。
（写于2005年11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