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

<pstyle=”text-align:right;”>――斯诺的建议与中国的现实

最近，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对中国发展经济提出的“六字真言”，被中国媒体广为报道，那就是“少储蓄，多消费”，以启动市场需求。闻听斯诺六字真言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长长周小川紧紧跟上，发表谈话，希望中国储蓄率不要再继续攀高。于是在让中国老百姓多花钱这个问题上，“中美高官意见接近”（人民日报报道用的题目）。

如果说斯诺身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多储蓄而有此建议，那么周小川身为中国央行行长，而且并非长于深宫之中的世袭贵族，却也建议老百姓少储蓄，多消费，就让人觉得此建议与当年晋惠帝在饥荒年间建议没饭吃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有异曲同工之妙。

斯诺的建议只是拾中国经济学家的积年牙慧

对于中国媒体给予这两位的建议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看了真是意气难平：斯诺与周小川两人的建议哪有什么新鲜可言？难道我们竟然就笨到连这点简单道理也不知道，竟需要外人来提点？近七八年以来，哪年我们没向政府建议，让老百姓减少储蓄，提高消费。他们今日所言，无非是拾我们牙慧而已，难道真是远来的洋和尚念的才是真经？

笔者倒真是想为中国经济学界打抱不平：自从十余年前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35,000亿以来，政府智囊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齐齐将眼睛盯住老百姓的钱包，都想将那点钱抠出来，启动内需，重振疲软已久的市场。论证高储蓄、低消费对经济增长不利的文章即使没达到汗牛充栋的地步，也至少有上千篇之多。谁都明白，一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更何况目前中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了37％。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启动内需才是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计。

中国的储蓄率与储蓄总额

如果仅仅只看中国的储蓄率与储蓄总额，确实在世界上高居前列，储蓄率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

1996－2005年9月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储蓄率

上述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GDP）×100%；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消费率＝国民消费/GDP×100%

在美国财长斯诺眼中，美国的国民储蓄率才达到13.4%，中国连续多年高达40％以上的储蓄率当然是很不正常的。斯诺认为，在美国这个低储蓄率国家，政府目前的工作是试图通过增加居民储蓄来减少财政赤字，而中国则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减少储蓄并鼓励国内消费才是因应之道。虽然他也提到“现在中国市场上缺乏丰富的金融衍生品和投资理财产品，股市和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被弱化”，意指因为缺乏投资途径，才导致中国人将手中的余钱集中投向银行。

但是，如果不了解中国人的整体生存状况，既不可能对中国人喜好储蓄的偏好做出合理解释，更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办法将中国人的储蓄导向消费。

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之间此消彼长

如果仅就储蓄率比较，中国的储蓄率当然是过高。亚洲国家中，日本是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过去的经济增长与其高储蓄率有密切关系。但日本在过去的30~40年里，储蓄率在最高年份也才达到40%，而中国则达到了46%。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国民高储蓄率确实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在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之前，国内的高储蓄率曾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高储蓄使得高投资成为可能。与世界和一些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高一倍，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即使与日本等东亚国家历史上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相比，中国目前的投资率也相对要高一些，如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大体在30％－35％之间，韩国基本在37％以内。

但是从图表中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的一个硬伤，那就是消费率过低。中国国内经济学界早就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萎缩，市场疲软，这一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而中国也因此不得不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大量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推向世界的结果，是导致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国之间贸易战烽火连连。中国经济在出口方面押上过高的赌注，无异于将自己推入“出口贫困化增长”的悲惨境地。如果调查中国的消费市场，就会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人消费不起中国用于出口的产品。如果销售商要吸引顾客，常用的广告词是“本服装为外贸出口产品，式样设计绝对新潮”。

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投资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下列事实可以佐证上述结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目前发达国家消费率（国民消费/GDP×100%）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闻名的其他东亚经济体消费率也在65%以上。即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100%）都在35%以下。但中国1980-1989年间投资率高达36.5%，1992年以来始终高于30%，1998年以来始终高于36%，2002、2003年分别高达42.2%和47.2%。储蓄、投资过高而消费过低，不仅降低了中国人当前的生活水平，而且可能造成生产相对过剩，投资效率下降。

剩下的问题是：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偏好储蓄？

高储蓄是社会分配不公的结果

中国目前这种高储蓄现象，缘于社会分配不公。这一点经凯恩斯指出以后，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基本常识。凯恩斯说：“消费支出的不足，是因收入分配不平均所造成。若把国民收入的较大部分给了那些富人，他们只会把其中大部分储蓄起来。只有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交给低收入的家庭，才能提高消费支出。”

而中国的现实亦证明了这一点。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3.37万亿，按13亿人口计算，几乎是人均一万元。面对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存款，但问题在于，这些巨额存款中又有多少真正属于升斗小民？

凡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对下列数字耳熟能详：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按照最新的调查数据，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而实力最雄厚的最高收入组的消费早就已经是奢华级的，其子女留学费用的巨额支出流往它国，与本国内需无关。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根据人民银行25日公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及《广东金融运行报告》，东部地区是全国各金融机构盈利的主要来源，账面利润总额（不含各商业银行总行北京总部数据）占全国的80％左右。而广东是金融机构网点及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省份。这种地区“富人集中效应”说明中国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可忽视。

中国政府社会政策失误

简单地说，任何一国人民处理收入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储蓄和消费。影响居民储蓄率高低的主要因素有：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经济发展情况、居民收入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文化背景等。其实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纳为一个词：消费信心，在通常情况下，消费信心的高低与储蓄的高低成反比。因此，中国国民储蓄率高居世界第二，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收入在增长，有可供储蓄的节余，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人们的消费信心普遍不足。他们把钱攥得紧紧的，不敢随意消费，为日后的生活而担心。

在国民总收入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储蓄率越高则意味用于消费的钱越少。而消费又是促进生产、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因此，一个国家储蓄率持续走高表面看似这个国家富强殷实，其实更深层则反映出国民对经济前景、宏观政策的担忧以及消费信心的不足。而消费信心不足则直接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即中国政府将各种本应属于政府职能范围之内的责任交给了市场，比如举国痛诟的医疗市场化与教育产业化就是其中两例。

社会福利都需要老百姓买单

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将老百姓腰包里的几个钱抠出来，中国不断在启动各种“改革”，将原本是政府欠老百姓的福利变成改革对象――这里必须解释一句，中国人的工资在改革以前及80年代都比较低，那是因为这工资只包含生活费，比如吃饭、简单的衣着与生活用品，举凡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的费用，都不在工资里，而是作为单位福利分配给职工。计划经济下的高积累就是这么来的，这也等于是政府欠下老百姓的。

一旦住房、医疗、养老、教育都成了“改革”目标，因为这都是生存必需，老百姓就不得不拿钱再次“购买”，这就产生了两个效应：

一是中国老百姓囊中钱在这些“改革”中逐渐消耗掉。比如住房一项，由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接近发达国家，按平均水平计算，都需要老百姓花费家庭年收入的14－16倍（发达国家一般为4－8倍），仅这一项，就需要老百姓省吃俭用才能满足基本需要。

而医疗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市场化”，医院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医疗费用与药费，而所谓医疗保险覆盖率又相当低，使得许多人有病不敢上医院。只有等到而因病致贫的家庭每个地方都能找出一大堆。许多患者因急病送到医院就诊，因无钱看病而被医院推出门外的事例比比皆是而中国政府住房差些也无所谓，只有子女教育不敢马虎。而中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推出“教育产业化”政策，使高等教育收费每年以30％的速度上涨，于是中国一个中等收入家庭都需要倾囊而出，才能勉强支付一个子女的大学学费。穷人的孩子因无钱上学而绝望自杀、家长因无法支付子女学费自杀的新闻每年都见诸报端。最后“教育产业化”成了只有教育利益集团受益而举国痛诟的改革。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之下，原来向政府献“教育产业化”之策的经济学家汤敏，从去年开始要向外界努力辩解他并非“教育产业化之父”。

消费信心不足，中国人普遍对未来前景担忧

这种政府利用改革之名，加紧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的做法必然产生第二个效应，即公众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产生危机感，加大储蓄比例。这些年来，为了弄清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爱储蓄，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直辖市的城调队经常调查，但所有调查结果都惊人地雷同：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对居民储蓄目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问卷列示的十余种储蓄目的当中，为支付子女教育攒钱居于首位，达到36.5％。这一情况表明，教育费用个人支付数额的攀高，已使得居民家庭不得不为这项开支未雨绸缪。排在第二位的储蓄目的是养老，选择率为31.5％。我国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不少被访者特别是一些中老年被访者对未来养老问题表示担忧，故以此为储蓄目的的家庭也超过了三成。排在养老之后的储蓄目的是防病，选择率为10.1％。医疗市场化以来，居民家庭用于治疗和药品方面的支出大幅增长，因此以防病作为首要储蓄目的的城市家庭逐渐增多。

这种情况下，除了高等学府与医院，哪还有什么种类的消费能够将老百姓口袋里那几个可怜的钱掏出来？

中国经济改革长达20多年，权贵阶层成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但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贫穷。中国老百姓并非守财奴，有钱了谁都想过好日子。目前这种尽量压缩即期消费加大储蓄的理财模式，完全是时势所迫。这种情况下，中国媒体再广为宣传斯诺的六字真言，也无法让老百姓“多消费、少储蓄”，以“启动内需”。

（写于2005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