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议员对中国政府的人道指责
2004年7月，美国人再一次做起了关于中国的美梦和恶梦，这些梦想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打造了传媒的头版新闻。
恶梦缘于两位议员对中国不履行国际责任的指责。目前，美国正在努力阻止苏丹西部的人道危机演变成一场种族灭绝的 大灾难。不久前，刚从苏丹实地考察归来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众议员沃尔夫（Frank Wolf）在华盛顿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两位议员在会上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他们在苏丹的所见所闻，并就苏丹政府及国际社会为避免更多的平民遭到杀害而必须采取的行动提出了建议。引人注目的是，两位议员指出，美国正在联合国安理会争取通过一项制裁苏丹的决议案，但是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中国却不愿意支持这项决议案。众议员沃夫指责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不仅没有帮助阻止灾难的继续扩大，反而成了国际社会试图扭转这场灾难的障碍。
面对苏丹践踏人权的行为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西方国家的公司在过去几年中纷纷撤出了苏丹，而一直致力于开拓能源供给渠道的中国政府，趁机增加了在苏丹石油工业的投资，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苏丹最重要的贸易夥伴国。由于中国政府在苏丹的石油工业中投入了巨额资金，苏丹喀土穆当局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金钱，因此能给阿拉伯裔牧民武装分子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如购买直升机等武器，增强军事装备，甚至拥有昂贵的卫星电话，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苏丹的人道灾难。
美国议员的人道指责只对有道德承担的一流国家管用，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还可以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承担国际政治中的道德责任，但对中国这个唯利是图且缺乏道德承担的二流国家专制政府来说，这种指责没有多少用处。这也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写信给中国政府，要求中国当局以人道的理由释放军医蒋彦永（蒋去年勇敢地揭露SARS真相，今年写信要求平反六四），中国政府未作任何回应的原因。
美国人的中国童话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晴天版”与“阴天版”由来已久，这得要从“美国人的中国童话”说起。
早在若干年前，美国学者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d Issaacs ）就已经意识到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极端矛盾，他说：“在西方与中国接触的漫长历史中，我们指认中国的两副面孔――高度文明或残忍荒蛮――不断变换，这两副面孔分别在不同时期进入或淡出人们的脑际。但它们从不会彼此取代，而是相互依存。这两副面孔随情势的变化而发生转换，进而影响人们对中国的复杂感情――或同情中国或拒斥中国，或呵护或迁怒，或对中国热情洋溢或敌意有加，热爱或恐惧――几至痛恨。” 另一个汉学家、印地安那大学教授杰弗里N.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 N. Wasserstrom）则用“晴天版”与“阴天版”这两个词来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两极看法。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以后，美国社会形成了“邪恶的中国政府与善良的中国人”这种看法，在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华盛顿，在他与克林顿总统会谈之后，特别是在关于中国窃取核情报的考克斯报告之后，媒体和公共舆论对中国的问题愈炒愈烈，“中国”这个词反复出现在新闻报道、社论与政治演说中。有时候，与中国相伴的措辞是“核间谍”；有时候，一些媒体和政客努力描画另一幅图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充满了善良人民的国度（其中也包括改革派的领导人），他们坚定地走向了正确的道路。于是，媒体出现了两个极端对立的中国叙述：一个是不断制造人权丑闻的中国专制政府，而另一个则是对中国领导人的美化报导，近几年这种报道陷入一个新套路：在无法美化老一代领导人时，则努力美化新一代领导人。
但最近这两年，这个童话因为在美华人频繁偷窃技术机密与涉嫌其他各种刑事案件而蒙上一层巨大阴影。这类新闻不断见诸于媒体，最近新泽西州就发生两起，先是华人林海因窃取技术机密被捕，在取保候审过程中又弃保阖家潜逃。此事余波未息，又发生新泽西州曼腾公司7位华人涉嫌卖军用技术给中国国营公司案件，据称在这些人住处还搜集到安排假结婚及来美旅游如何脱队留居美国等一系列文件，严重违反移民法。诸如此类，连同两年前沸沸扬扬的“陈文英间谍案”，对“善良的中国人”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
美国对中关系上的“红队”“蓝队”之分野
但童话只构成社会心理基础，现实中的利益关系则是牵引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
冷战时期，前苏联对中美两国国家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迫使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在意识形态上的死敌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垮台之后，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如果说过去中美两国的“平行”战略利益象一个强磁场，能化解或压抑两国关系中几乎所有矛盾，那么这个磁场一旦消失，所有矛盾就都被激活、释放出来，中美关系之颓势也就非人力所能挽回。
中美关系的变化反映在美国对华政策思潮中，则有“接触派”和“遏制派”。“接触派”主要由国际主义（相对于孤立主义）自由派和有商业利益背景的保守派构成，这两股在美国政治光谱上遥相对立的势力在对华政策共识下成了奇怪的同路人。两派对华主张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对中美实力对比有比较客观的估计，即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在相当一段时期不会构成对美国的挑战或威胁。它们随后从各自不同的政治逻辑推出了应当加强同中国接触、往来而不应对其孤立、遏制的结论。这一派构成后来“红队”的基础。
对华“遏制派”的中坚力量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蓝队”。“蓝队”是九十年代后期崛起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共同体”（foreign policy community），最初只是七、八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纵论国是的私宅聚会，后来便发展到四十来人的“精英圈子”，平时通过电邮互通声气，偶尔也在华盛顿F大街的美国酒店聚商国是。“蓝队”并无正式组织形式，因为它并没有正式的章程和成员，也没有办公机构和领导人，但却有毫不含糊的纲领和颇为可观的影响力。它的纲领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在冷战后“迷失了方向”的美国外交“拉回正确轨道”，尤其把重点放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纠偏”上。在克林顿时期“蓝队”猛烈抨击美国外交政策总体上的“软弱无能”以及对华政策的“姑息养奸”，到总统换届后更进一步力促布什政府推行强硬的实力外交并将“遏制”定为对华方针。
美国政坛与媒体将这群人称为“蓝队”，将接触派称为“红队”，是借用美国军事演习中蓝队代表美军，而红队代表敌方（冷战时为苏联红军，冷战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号。属于“红队”的有主张接触政策的政界和企业界人物，以及深谙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们，包括学术界、新闻界、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如外交、情报等）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并不认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美国必然的敌人，主张通过增加同中国的接触影响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同美国更为接近，从而减少今后中国强盛后与美国为敌的可能性；同时，他们认为，任何世界秩序和国际体制缺少了中国都是不完整的，因此想通过同中国的接触往来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让中国接受这一体制的规则束缚，“学习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由此加强和完善“美国治下的和平盛世”（Pax Americana）。
“蓝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其成员都是在中国问题和安全政策方面资历颇深的专家，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议员助手、思想库研究人员、记者、教授、学者和政府情报官员等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堪推威廉•曲波莱特（William Triplett II），“蓝队”这个名字就是由他首先使用。此君60年代就在东亚从事针对中国的情报工作，80年代中起担任美国极右翼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的对华政策顾问，后来担任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班奈特的幕僚。“蓝队”在国会山上的另一主力人物是供职于众院规则委员会的埃德华•廷珀雷克（Edward Timperlake），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曾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机驾驶员，里根执政时期曾在白宫写作班子工作。这两人一在参院，一在众院，近十年来美国国会通过的许多被中国政府视为“反华”的议案，就是他们努力促成。“蓝队”在新闻评论界的领军人物有《华盛顿时报》撰稿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则是“蓝队”理论家。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阿瑟•沃德伦（Auther Waldron）、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的佛兰克•卡夫内（Frank Gaffney）、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理查德•费雪（Richard Fisher）以及参院外委会顾问吉姆•道兰（Jim Doran）等，也都是知名的“蓝队”人物。值得一提的还有理查德•斯凯菲（Richard Mellon Scaife），此公富有资财，并乐于为支持蓝队慷慨解囊，“蓝队”的一些聚会活动和研究项目就是在他的资助下开展的。
克林顿执政时期是“红队”当道，布什执政以来，一批“蓝队”人士进入政府出任高级官员，但由于“接触派”以及有钱有势的“中国游说集团”（ China Lobby）多年来居于主流地位，在美国朝野至今依然根深叶茂，“蓝队”一直受到压抑。911事件以后，布什政府出于反恐需要，被迫对中国采取软弱姿态，“蓝队”不得不保持低调。但随着伊拉克战事的结束，蓝队地位逐渐变得有利。按照中国政府的“战略分析”，在布什政府中，除了象副总统切尼、国防部的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和沃尔福威茨副部长这些头面人物因其对外（包括对华）立场强硬而被普遍认为是“蓝队”的支持者之外，还有不少地位不那么显赫的“蓝队”人士“潜伏”在政府各个部门中，如国防情报局（DIA）、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能源部、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无所不在。这些人在政府内部同那些公开主张遏制中国的舆论领袖和国会议员遥相呼应，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当年的“蓝队”还只是一个小型沙龙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它已成长壮大为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势力。这是中国政府痛心疾首，希望民主党在今年大选中获胜的主要原因，按中国当局的如意算盘，民主党获胜，就是红队获胜，中国在美国政府中就有了“朋友”。
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复杂交错
如果大致做一划分，蓝队的主诉是意识形态与人权等问题，而红队的主诉则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多年来，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国会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同盟，纷纷呼吁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跨国公司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影响政府的看法。例如，1996年，由IBM 发起，GE、GM、AT＆T 、波音等公司参与，组成了“加州美中关系同盟”，促进普通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可以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使他们成为连接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
但是，在中美经济关系的分析中，不能忽视意识形态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事实上，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公共利益集团在WTO 和PNTR问题中起到了另外一种制衡的作用。总体而言，它们对中美经济关系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其一，美国有些人权组织，人权标准受到美国价值观传统的支持，对中国专制政权相当反感，多年来它们坚持批评工商界“要钱不要人权”。其二，美国环保等公共利益集团对中国以牺牲环境生态发展经济的方式持批评态度，因此也反对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第三，其它批评中国政府的团体也加入到对华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来，例如反对派的宗教团体、共和党极右翼、新孤立主义者和西藏独立支持者等。美国虽然是一个强调经济利益与自由竞争的国家，但同时它也坚持自己的立国原则，即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否则就会被指责为“缺乏社会道义”。这些力量的意见最后被附加在PNTR的修正案中，内容涵盖人权、宗教自由、劳工产品、以及台湾问题等。尽管这不构成现实影响，但却始终是令中国政府感到羞辱头痛的一笔。
多年来，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中轴，但经济关系的加深并未使政治、安全关系改善，有时随经济交往加深，双方利益差异还导致更深的政治龃龉。以前，美国曾经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会相应带来美国希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但现在的结果令美国失望，中国既没有因经济改革而改变政治制度，也没有变成接触派期待的“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 ，有些问题如人权在中国还有逐步恶化的趋势。现实利益迫使中美两国重新考虑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相互关系，这就决定了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经济和政治的藤蔓仍将“剪不断，理还乱”，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安全等关系将在不断的撞击中互动。
（写于2006年7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