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连年萎缩，中国国民工资增长速度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问题终于被提出来讨论。如果考虑到这些年中国工资增长主要依靠公职群体的工资增长，劳动者群体工资增长缓慢这一问题就更加突显出来。以下，笔者根据搜集到的资料，为中国工资增长状态概括出以下两大特点：
1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 GDP增长速度的同时，公职人员的工资出现刚性增长。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5年以后，国家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进行过八次调整及改革，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加薪部分主要是职务工资和基础工资，每次增幅都不低于15%。
从纯粹以工资名义标识的收入标准来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确实不算太高。但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如住房及各种单位福利都计算在内，各地公务员收入都远远高于当地中等水平。更何况，公职群体还得到社会保障体制全方位覆盖，再加上职务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稳定等等，公务员成为中国时下最热门的职业。另外一组数据更是能够足以说明公职群体的实际经济收入水平：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而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由公职群体所消耗。这还不包括当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花费的6,000多亿元（接近当年财政收入的20%左右）。
上述财政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
2、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未增长；比如从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但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据有的研究者调查，在2001－2006年间，各地农民工的工资有小幅提高，但是上涨的幅度不足1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
从决定中国工资的诸种因素来看，很明显，无论是公职人员的工资还是劳工工资的决定，都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宣称的“自由市场过程”。比如中国政府连续多次给公务员加薪，毫无疑问是制度偏倚的结果。可以用来说明问题是：在中国当局努力贬损的美国，公务员要求涨工资，首先要经过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最重要的是美国还奉行“谁提出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的原则，即本届议会和政府通过的加薪法案不能自己受益，只能让下任官员受益。
而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面对资方的惨败，从表面看来，是劳动在与 资本的博奕中失败，但其实背后却有制度因素。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其中固然有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呈无限供给趋势这一因素在起作用，但同时还应该看到，劳工阶层工资增长缓慢的更深层次因素是中国劳动者缺乏权利。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超低，其间政治制度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比如，中国当局从不允许劳工自行设立工会，这就使得劳工在与雇主进行工资谈判时，不具有作为一方谈判者的主体地位。
研究人员王炼利女士曾针对劳工工资做过一项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 仅266元（因为雇主欠薪），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75%和43% 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1,700元。而建筑业的劳动强度之大，工人“愿意”接受如此之低的工资水平乃至雇主欠薪逃薪，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劳工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在于他们不能组织工会集结成有组织力量。而一盘散沙式的劳动者是无法与高度组织的资方谈判，更何况资方背后还有地方政府在撑腰。
可以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面临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尤其是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中国的劳工群体决不至于堕入目前这种悲惨境地。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4月19日，总18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