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尽”之下的政治衰变

11月3日，北京奥组委终于出面公开澄清，所谓“奥运秘密养猪基地”完全是不实之词，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从未要求任何企业建立专供奥运的秘密养殖基地。

由这则消息，我不由得联想起《吕氏春秋·先识》中所引魏国学者白圭评价中山国政情时所讲的“五尽”，“莫之必（信用），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尽，无幸必亡。”

将“五尽”译成白话文，那就是：信用丧尽；名誉毁尽；亲信离散尽；民穷、国家财用尽；执政者除了说些空话大话之外，无所作为，只能自欺欺人。本文且以此“五尽”来观照中国现状：

“信尽”，白圭所言是指执政者的信用彻底败坏。但今日中国之现状却比白圭所言要严重得多，从国家、厂商到个人间的信用均荡然无存。国家的执政者对内缺乏制度信用，所有政策法令不是朝令夕改，就是毫无约束力――官方宣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即笔者经常说的“软政权化”；厂商缺乏市场信用，生产伪劣商品以牟利蔚然成风；民众之间缺乏个人信用，“杀熟”（欺骗朋友、熟人乃至亲人）成了社会风气。此次在国际社会质疑中国食品安全之时，中国当局为了消解抵制奥运的声音，情急之下公然宣布已专门养殖奥运猪种植奥运蔬菜，以结外国之欢心，是为不智；当海外舆论哗然、国内民众亦对此高度不满之时，居然又否定此前刚公布的信息，是为不信。

“名尽”，指统治集团成员的道德廉耻丧尽，统治集团的社会声誉荡然无存。中国的腐败除了大家熟知的各种权钱交易（所谓商业贿赂）之外，已经直接渗透到权力的授受过程，即买官卖官。也就是说，担任公职之人，既不需要古代儒家那种经世济民的自励，也不需要毛时代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空头口号。赤裸裸地将做官视同于经商，花钱买官位就是为了让个人谋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亲尽”。这里的“亲”指的是国家亲和力与凝聚力。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共曾倚为“统治基础”、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人与农民沦落为社会底层，只剩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这一三角联盟，以及占人口总数11％左右的中产阶级依附于统治集团。但如今中产阶级当中不少因成为“房奴”而怨声载道，藉网易调查表明“来生不愿做中国人”就是明证。最近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公开发表“对策和谐社会――致胡温公开信”痛陈国是，表明统治集团内部也离心离德。我相信，内心深处与汪兆钧看法相近的精英人物应该还有不少，只是他们不象汪先生这般有勇气罢了。

“财尽”。一个国家的财富可分为资源、公财与私财。中共建政之日开始，就只将富国强兵悬为唯一目标，从来不考虑富民。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如今金融资产的80％集中于20％的人手中，大多数民众依然贫穷。为了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各种资源亦已罗掘殆尽，各地政府都在加紧卖矿产、土地，掠夺农民的耕地与城市居民的住宅。但官员虽然富了，从中央、省、地（市）、县、乡五级财政中，却只有中央政府与部分省级政府堪称富足，市、县、乡（镇）三级政府大都负债累累。

“功尽”。此处“功”即办实事之谓。中共政治对人才的选拔是种逆淘汰机制，经得住这种淘洗的多是四平八稳、善于逢迎之人。由这类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既不能重用人才，自己也办不了实事正事。如今的执政集团对内除了大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之外，只能说些“执政为民”、“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之类的空话，几乎不能将任何政策落到实处。以与民生至关重要的房地产市场为例，虽然几经调控，却几乎不见功效，房价成了压迫民众的一座大山。事功不成，最后只剩下严厉控制媒体、管制网路，让媒体天天报道各种“正面消息”自欺欺人。

目前的中国比数千年前的中山国幸运，并无强国觊觎国土，免了外敌之虞。但这样一个政府，当其财尽之时，面临的是什么局面，无须多说。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7年11月8日，总2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