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雪灾目前还在延续，行人路上经历的千难万险，管理机构的诸多弊端，也都有亲历者不断撰文公诸于世。对于当局者来说，应付过灾情之后，最重要莫过于思考今后的避险策略。
由于这次是春运与雪灾这双重灾难的迭加，所以今后的避险策略应该考虑如何分别降低两者的风险。
先来谈春运。这是道地的人多之灾，若干年前我曾因工作原因，现场观察过广州与深圳两地的春运潮，一位同事用“如同地狱”来形容春运期间的广州火车站。如何减少春运期间的人潮？有人提出，要让打工族对打工地有“家”的感觉。这一倡议其实并非始自今天，早在90年代末期，深圳就号召打工一族就地过年，并且由市团委出面举办一些娱乐活动、免费开放两座公园，要求企业为留守者提供年夜饭，举办文娱晚会，发放红包等等，以让打工一族有“家”的感觉。此举有些效果，至少留在深圳过春节的外来打工族日渐增多。
问题在于打工族这种“候鸟型人口”，并非全是节后重返原地打工者，许多人在节前已经结束工作合约，节后需要另找工作。这种人占多少？一位跟踪研究浙江打工族迁徙规律的研究者估算为50％左右，广东今年由于大量港资工厂关闭，这一比例可能相对要高一些。这些人在返乡之前已经退租住房，他们返乡不仅是为了与家人团聚，更重要的是与其他返乡的同乡们交流信息，以便寻觅下一个生活驿站。不少调查表明，打工族的工作信息有将近一半是同乡熟人介绍。这类人口构成了无论风霜雨雪历尽千难万险也要返乡的中坚，哪怕打工之地认真营造“家”气氛，也无法延缓他们的行程。
从广东省的情况考察，随着百万港资大迁徙，明年春节期间或许会减少人流压力，但这些人流并不会消失，只是转移到别处而已。如果是分散转移尚好，但如果是集中于某一两个省，恐怕情况未必好到哪里去，因为广州火车站与广州市政府已积累近20年应付超密集人流的丰富经验。但对别处而言，春节期间人流过度拥挤可能还是新问题，让外来人口增多的省份为改善交通预作准备才是比较现实的问题。至于农民工如何才能真正在打工之地安家，那是一个包括工作、居留权与住房等在内的巨大社会工程，非近期内所能解决。
再来谈天灾。这次雪灾的形成看起来非关人事，但诸多环保专家与气象专家却认为与三峡工程的兴建有关――必须指出，这并非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早在三峡工程修建之前已有人预为警告，国内人士如果未曾看到，那是拜政府钳制舆论之赐。这次湖南、贵州等地应付雪灾捉襟见肘，除了地方政府反应迟缓之外，确实也因为这些地方从未有过类似经验。湖南下大雪至少已是近20年前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要湖南未雨绸缪，投入巨资建设防寒防冻的基础设施，自然没有可能。因此，今年雪灾过后，不管中国政府如何痛恨环保主义者将气候变化与三峡工程的修建相联系，也得放下身段听取国内外气象学家、环保专家们的批评建议（辩护词少听点无妨），认真考虑一些问题，比如重庆的高热与旱灾为何出现？洞庭湖区老鼠为何成灾？来自北方的冷气流年年都有，为何只在三峡大坝修建后才会在长江流域出现如此暴雪？……
当局者须知，钳制公众舆论固然容易，但各种接踵而至的灾害却不得不防。政府反思的结果只有两种：一是承认气候改变与三峡工程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让长江流域各省以气候变化为基点考虑基础设施的建设，未雨绸缪，同时也减少那些改造自然的壮举，少修些水电工程之类；二是坚决认定长江流域气候改变只是偶然，与三峡工程毫无关系，所有针对三峡工程的批评都是居心叵测的反党分子与反华势力所为，继续发挥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精神，修造各种大坝，将南水北调工程进行到底。再发生什么灾害，大不了让总书记胡锦涛多钻两次比400米更深的煤井，让总理温家宝不停地奔波于灾情发生地多抚慰一下民众。如此，如我这类拥有言论自由的海外批评者无话可说，只能每年胆战心惊地观察着那块“神州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与中国民众同喜同悲。
（原载于《华夏电子报》2008年2月4日，总23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