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鼠目寸光的中南海领袖最近肯定在暗自佩服自己那将坏事变好事的神奇能力。只要举起“爱国主义”这面有如抹布的旗帜轻轻一扬，不仅将奥运火炬传递中频遭抗议这一政府的耻辱成功地转化为中华民族的耻辱，还成功地将愤青的发泄解释成“全体中国人民”对西方的愤怒，“被西方反华势力试图弄熄的奥运圣火点燃了全球华人心中的爱国圣火，再次彰显了党的凝聚力”。
当合肥愤青在享受了打砸抢的快意，全国各地愤青正欲跟进之时，风向却又变了。中南海从“民心可用”的沾沾自喜中转变为担忧：如果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混入“爱国学生”队伍，导致事态失控怎么办？于是围剿“义和团民”的警察大军再次出动，表演“打砸抢”最出色的安徽，大学生们已被禁止走出校门――摩拳擦掌的愤青们脑门上吃了一记重重的大闷棍，如同当年愤青前辈们举行反日游行时的遭遇一样。
各国共产党、德国纳粹以及今天的恐怖主义一向就有鼓动利用青少年为自己火中取栗的传统。1998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与2000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时，本人还在媒体工作，亲历了按旨意在媒体上导演“爱国主义国家游戏”的整个过程，也领教了中国当局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乐此不疲、永不厌倦的劲头（我在《雾锁中国》一书中对此有详细描述）。但一代又一代愤青乐于参演“爱国主义国家游戏”，重复“被利用―被抛弃”这一周而复始的过程，却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愤青们的“精神兄弟”到底是谁？
从体会政治权威的意旨与对政治权威的敬畏来说，中国愤青是中共培养的“积极分子”群体以及“文革”红卫兵的精神兄弟，最高政治权威“指到哪打到哪”仍然是他们的行动原则。当“党的喉舌”透露了倾向性的煽动信息后，愤青们就开始主动积极表现，除了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发表各种帖子代替当局“受辱”之外，还柿子拣软的捏，向家乐福这种国际资本中的相对弱势者发动进攻。至于家乐福资助藏独之类的罪名，与当年积极分子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红卫兵在“文革”中栽给“阶级敌人”各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属于同类，均是无须求证的莫须有之罪。但当局脸色一变，愤青们立刻就趴在地上不敢稍动，最多只弱弱地在喉咙里咕哝着“我们这是爱国呀……”，甚至连质问当局那张脸为何变得这么快的勇气都没有。
从仇恨西方文明的劲头来说，中国愤青的精神兄弟有两个，昔日的义和团与今天的新左派。从其盲动与愚昧来看，与义和团相仿佛。区别在于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大旗时，参加的拳民大多数不识字。今天中国愤青们高举21世纪版的“扶清灭洋”大旗时，却受过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中国的教育体制培养出这类愤青，只能说这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对专制统治甘之如饴，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恨之入骨。
从犬儒式的政治态度来看，中国愤青更多得自中国新左派的真传。中国的新左派与西方的新左派之间除了名号相同之外，只继承了欧洲新左派“头脑向左看齐，生活上向右看齐”这种生活态度与一些理论概念。西方新左派以本国政治制度与权势阶层为批判对象的精神，到中国却蜕变成对本国政治制度的赞美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种所谓“批判”不仅没有任何政治风险，还迎合了中国当局的需要。他们在话语上永远泛泛地同情社会底层，但却回避任何具体的行动与付出。这一点政治机巧被愤青们学得非常到家。只是洋字号的新左们嫌愤青们的行为太“暴民”了，不愿与其列为同门。
剖析中国愤青的精神兄弟一族，可以明白愤青只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病变产物，他们的行为可以成为衡量中国病变程度的标尺之一。在国际社会的民主力量为中国人争取人权之时，中国愤青们却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表明：做奴隶是我们自己愿意。谁要是代我们向奴隶主提出解放奴隶的要求，那我们将为保护自己的奴隶地位而战。
今日愤青就是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贾桂有句著名的自白，即“奴才跪成习惯了，站着反而不自在”――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中国人没有全变成贾桂。
（《华夏电子报》2008年4月24日，总 2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