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已进入救灾善后阶段，与十年前中国长江洪灾发生时当局的危机处理机制相比，可以度量这十年内中国社会到底“进步”了多少。
所谓“社会进步”包括几方面：政府的社会管理思维与管理能力，民众的社会参与及对外开放程度。
从政府的管制思维与管制能力来看并无变化。还是老一套，比如国务院总理赶赴现场指挥，军队做为救灾主力，政府仍将“牢牢掌握舆论引导权”当作“危机处理能力”的主项，媒体基本上都在表达党与国家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展示国家的动员能力，如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只是1998年网络未普及，有关灾情的“谣言”没有多少散布渠道。经过了2003年SARS消息散布的教训，此番中国当局于地震次日就抓捕造谣者，并以“灾难当前，谣言须止”为由，让网络媒体发布“共同抵制汶川地震中各类谣言倡议书”，高度自律。诸如地震之前为何没有任何预报，救灾过程中官员发生的贪污，中国当局拒绝境外专业援救队伍及时入境的真实原因等，基本不在媒体报道范围之内。
对于灾害的解析仍以“坏事变好事”这一毛泽东的“辨证法理论”主导。1998年是部分经济学家出面，用“破窗理论”向国人解释灾害有助于刺激需求，从而带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而现在则是用“多难兴邦”论抚慰民众那被伤害得千疮百孔的心。
“豆腐渣工程”之多，与1998年堪称异曲同工。1998年在九江大堤上，总理朱镕基看着毁损堤坝中用来充作钢筋的细竹竿，气得大骂“豆腐渣工程”；2008年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数百所学校惊现“豆腐渣工程”本相――相隔10年，中国各处曾垮塌了好几座桥梁，如四川綦江彩虹桥等，但这似乎并未能够使四川省公共工程中的“豆腐渣”有所减少。
官吏们仍然对发国难财情有独钟。1998年洪区灾民啼饥号寒之际，一些官员竟然在大吃甲鱼宴。香港捐赠给灾区的几万条毯子，有不少被乡镇干部“截流”自用。这不堪的一幕如今竟又在四川灾区重现。地震余震未断之际，一些灾区官员被揭发侵吞、挪用救灾物资，以及与不法商贩勾结，利用多种手段趁国难之机牟取暴利。仅德阳市一地，已经查处民众举报的130多起涉及救灾物资分配不公和挪用救灾帐篷等违规事件。更有各处灾民反映，当地乡镇政府发放救灾物质时竟要民众花钱购买。这种穷凶极恶的贪腐嘴脸，让捐赠者颇为寒心。
官方仍然将救灾看作政府施惠于民的一种特权，不允许民间组织染指。中国当局宣布，捐款者只应将钱捐给官方指定的三大机构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而对民间组织的捐款却一律打压，如牛博网”接受捐款的建行帐号被冻结。但这些官方信赖的慈善机构却得不到民众信任，中国红十字会一开始就因帐篷价格过高而被众多网友质疑，德阳市中江县红十字会，购买1万多元的药品，竟要求药厂开5万多元的发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但民众志愿参与救灾却表现不凡。在2008年赶赴四川的救灾队伍中，有不少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以及中国政府愿意接纳的国际救援队伍。民众更是利用网络发布了各种不被官方媒体报道的信息，网络亦成为志愿者募集捐款、组织救灾志愿者队伍的一条主要管道。这样的民众，谁还敢说他们不具有参与民主政治的素质？这说明，不管当局怎样打压，中国的民间社会还是展现出不可小觑的活力，这正是中国人养成公民意识的前奏，也是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在。
可以说，这十年，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能力与管理思维方面的“进步”属于蜗牛爬行式，远远落后于民众社会参与意识提高的速度。按国际社会的正常标准，危机处理能力并不包括政府的新闻控制能力，而主要是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比如救灾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危机的善后事宜（比如灾后的安置与援助）等问题。在未弄清楚中国当局对这次地震震情是否有瞒报现象，救灾捐款正被一群群贪官污吏那一双双发绿的眼睛虎视狼顾之际，中国人切莫对政府期望过高。
（《华夏电子报》2008年5月29日，第24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