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王炼利女士：
您好。由于朋友的提醒，在您的博客上看到您2008年7月26日给我的公开信，“何清涟女士，‘人均年报酬266元’不是我的研究结论”。非常高兴看到这封迟到一年半之久的“回复”。我想，无论如何还是有必要从两方面谈谈这件事情，这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是有益处的。
第一，关于征引您的资料问题。“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这篇文章，是多年来断断续续搜集资料写成的。您那条被广泛征引的资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按我查证资料的惯例，我反复在网上查阅，但没查到原始出处。我只能猜想这是印刷文本，有人看到后加以引用。为了核实并想了解更多的详情，比如266元在人均欠薪中所占比例是多少，以及您的调查如何取样等等，我查到了您的博客，找到了您的EMAIL地址，于是我在2007年春天写邮件给您，希望能得到原文并进而询问一些详情。但EMAIL均被退回，于是我只好给您留言。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留言名字用的确实是拼音He Qinglian，在末尾还留了我的EMAIL地址。遗憾的是，我既未得到您的回复，也未能看到您就此问题的任何公开反应。
由于尊作中这组数据被多次征引，比如，我征引的是仲大军先生的文章“中国经济：侈谈劳动力低成本是犯罪”（2004年11月09日15:37 ，《重庆晚报》），他文 中如此征引（单引号里是他引用您的原文）：
“因此，我想把那篇文章的序言放在这里再重复一下，让人们好好关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问题。‘通过调查，我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中国的产业资本是如何廉价地利用[或说盘剥]简单劳动力的！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266元！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75%和43% 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1700元！这不正是当前我国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民工被欠薪、欠资甚至赖帐的现状吗？人均年报酬266元，与我国房地产业整体欠帐5600亿元正好相吻合！由此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当前我国一座座漂亮的城市，哪一个不是建立在本地和外来劳工的血汗付出和欠帐之上啊！人均年报酬266元是个不能想象的数字，就是1700元也是不能想象的。这说明这些部门的从业人员的劳动价格太廉价，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好欺负的农民，而在房地产业75%的其他就业人员中，大部分是再就业的失业下岗工人。’”
引文中所说的意思非常明白，人均266元就是欠薪造成的。
我想您应该知道这点（您在公开信中也表示“其实已经知道社会上有人误读了我”），我想其中如有不妥之处，您早就应公开澄清。既然收到我的询问之后未回复，大概是此资料并无不妥之处。故此考虑了很久，还是在文中引用了这条资料。按照一般文献征引惯例，征引者如果有疑问，事前专门向原文作者查询，应该算是负责任的做法了。
但我还是很感谢您在公开信中尊重事实（比如我曾写信查询，但您未回复）的说明，这表明您是一位对自己、对他人都愿意负责任的人。
第二，你的公开信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统计指标口径。实际上，当时我之所以向您查证，就是希望了解这个数据的计算依据。您2008年7月26日的公开信解释了您当时的算法，并且澄清了一点，即当时计算这个数据时忽视了“劳动报酬总额”和“从业人数”这两个指标的口径不一致（后者包含了“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而前者并不包含这部分从业者的劳动报酬）。因此这个数据确实不应当再被使用。由于一年半以前我向您查询未能获得答复，因此无从得知这一问题的存在。您的原文亦无法从公开途径查到，而引用您文章内容的其他作者并未引用您公开信中提到的一段补充说明“人均年报酬266元是个不能想象的数字……”，这样，您原来对这一计算结果的保留态度也就无法为我所知。
从对读者负责的角度来看，我以为，我们的讨论其实涉及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有必要引起国人的关注。那就是，中国的就业人数和劳动报酬总额的真相究竟为何？为什么中国的国家统计部门不公布准确的就业人数和劳动报酬总额这样一些事关国民经济实况的基本数据？
我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上的“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曾经指出：“按照‘劳动年龄人口扣除从业人口即为失业人口’这个国际通行口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的数据，计算得出的2000年中国城市真实失业人口数是1亿左右，城乡总失业率为12.4％。但这里有两点要说明：第一，中国政府刻意用数字游戏掩盖真实失业人口数据，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包括一部份未在任何行业或机构就业的隐蔽失业人口（即下岗待岗人员），这个数字1999年为5,438万，2000年为6,286万，如果把这6,286万隐蔽失业人口计入失业总数，2000年中国的城乡总失业率至少为20.2％。第二，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统计定义，留在乡村不能充份就业的农民和在城市里流动而未能就业的进城农民全部计入农村就业人口，如此就掩盖了城乡总失业率的真相，因此这个20.2％的城乡总失业率仍然是大大低估了的。”（注 [21]，第39－40页）。
您2007年7月11日发表于博客上的文章“我来为‘工资的两位数增长’解惑！”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请关注‘职工以外’的占城镇就业者60％的群体”。您指出：“称得上‘职工’的，无论如何也是当今中国最有保障的一族。城镇就业人员中职工以外的60%的就业者，他们的收入状况、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中国全部的城镇劳动者报酬是从来不见公布的（GDP中的劳动者报酬按三次产业统计）。”
近几年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所谓“城镇就业人数“越来越奇怪。以2004年的数据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就业人数”为2.48亿，其中职工人数（含国有、集体、外资、合资、股份制企业等）为1.1亿，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为0.43亿，此外，还有庞大的0.85亿“城镇就业人员”在何处就业却未加说明。可以确知的是，这些人当中包括临时性就业者、家政服务提供者、自由撰稿人等，但这类职业的比重无论如何不可能占到“城镇就业人员”的三分之一。那么，除了这几类人之外，其余数千万人究竟从事何种职业，在何种工作场所就业，其劳动报酬是多少？既然其数量如此之大，显然没有理由故意忽略。如果统计部门确实对此一无所知，那它无法公布这些人的劳动报酬可能情有可原；然而，倘若不了解他们的就业状况，又据何判断这8千万城镇劳动力确实已经就业，而不是处于事实上的失业状态呢？我与您关注的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就业和失业人数的真实性，也关系到真实就业者的劳动报酬数量。这本不该是个谜，但研究中国现实又愿意追索真相的学者，却不得不为破解这样人为制造的“谜”花费大量的努力。
这封信连同您的公开信，我将一同发表于我的个人网页“清涟居”上，也将请《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于下期刊出，以便为国内外的广大读者释疑澄明。如果您方便，也请将我的这封回复发表于您的博客上。“‘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一文，是我一本正在写作的书中的一个章节。今后在出版拙作时，我将不再引用您提及的这条资料。
我很注意您近年的一些研究，也很欣赏与尊重您的务实精神，以及您在研究中倾注的社会关怀。希望通过这次交流，双方都能获益。
谨颂文安
何清涟
2008年7月28日（美东时间）
附一：王炼利女士公开信：
“何清涟女士：‘人均年报酬266元’不是我的研究结论”
尊敬的何女士您好！
最近读到您在《当代中国》杂志2008年第二期上所发文章《“世界工厂”中的劳工现状》，其中提到：“王炼利曾对劳工工资做过一项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仅266元（因为雇主欠薪），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75%和43%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1,700元[28]。”
我的原文不是这个意思。2004年春天，我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上海房产市场和房地产业》一文中为了说明上海在2002年已处在“全国最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全国最低的最终消费率”这样的状况，我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电水燃气生产供应业和制造业的全部职工工资和平均工资、从业人员总报酬和平均报酬，发现如果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非职工的从业人员报酬，那么，非职工从业人员以从业人员总数减去全部职工人数计，是16.18万人，报酬总额是从业人员总报酬28.94亿减去全部职工工资总额28.51亿剩下0.43亿，这0.43亿给16.18万人分配，每人只有265.76元。
年平均工资265.76元，这是不能想象的，也不是“欠薪”能解释得了的。我接下去是这样说的：“人均年报酬266元是个不能想象的数字，就是房地产75% 的其他从业人员、制造业43%的其他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才1700元也是不能想象的。这说明这些部门的其他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很大，就业很不稳定，干不了一 会儿活也算是个就业人员，然后就用很便宜的价格把他们打发。”也就是说，我当时是把16.18万人当成“人次”而不是当成“人数”来对待的。
自那以后，我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劳动力报酬问题，终于发现，中国统计部门统计的“从业人员报酬”并不是全部从业人员的报酬，而是“不含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在内的城镇从业人员报酬——打开任一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在“城镇就业人员和劳动报酬”栏下，都有这样的说明。但是，《上海统计年鉴》中统计的的 “2002年从业人员”却是包括了私营个体就业人员的，于是，从业人员数包括了私营个体，劳动报酬却不包括私营个体，这才导致了“0.43亿工资给 16.18万人分配”的现象出现。这才是“占建筑业51%的年均报酬266元”的真相所在！
中国的城镇就业者劳动报酬问题之所以这么复杂，是因为中国沿袭了计划经济时的思路，把城镇就业者分为“职工”与“非职工”。什么样的就业者才归入国家劳动统计中定义的“职工”范畴呢? 《中国统计年鉴（2006）》对统计条文“职工”这样解释：职工指在国有、城镇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其他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不包括下列人员：(1)乡镇企业就业人员；(2)私营企业就业人员；(3)城镇个体劳动者；(4)离休、退休、退职人员；(5)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6)民办教师；(7)在城镇单位中工作的外方及港、澳、台人员；(8)其他按有关规定不列入职工统计范围的人员。(1998年及以后的数据均为在岗职工数据，其他相关指标如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等指标也从1998年按此口径进行了相应调整)。
2006年 ，中国的城镇就业者是 2.83亿 人，能够得上“职工”称谓的，仅仅是1.12亿人，“职工”只占城镇就业者的40％。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的“职工”人数是受中央严格控制的。因为每招一个“职工”，国家就要对应着支出一份工资。由于计划经济时所有制关系简单单一，那时城市的“职工”人数基本上就等同于城市就业人员。例如1985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是12,808万，职工人数是12,358万，两者仅相差3.5%，因此，计划经济时的职工工资基本就是全体城镇劳动者收入的直接反映。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企业所有制变革使得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大量涌现，这以后“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员的份额直线下降：1990年，城镇就业人员是17,041万，职工人数是14,059万，职工人数是城镇就业人员的83%，到2006年，职工人数只是城镇就业人员的40%了。
关于中国城市工人的工资问题，更详细的论述可见我的《我来为“工资的两位数增长”解惑》一文（http://vip.bokee.com/20070711325123.html）。
何女士，我认为您是个负责任的学者，因为您去年春天为了证实这个数据，曾在我的博客发“留言”：“王炼利女士： 我在网上看到尊作被广为引用的一条资料，‘上海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仅266元（因为雇主欠薪），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75%和43%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1,700元。’能否请赐告这条资料源自哪一篇尊作？按你的EMAIL发信，但两次被退回，能否请赐告？将尊作发往我的邮箱？ He Qinglian。”但遗憾的是您发的是不公开的留言，我是个小人物，连给我公开留言的人也极少，所以我从不看不公开的留言，以致于当我看到留言想与您联系，已经没法联系上了！我其实已经知道社会上有人误读了我，这种误读是没有认真读我的文章所造成，所以我也很希望有个澄清真相的机会，现在看到您在今年出版的刊物中这样在引用，我觉得有必要公开作答——私下作答也办不到，我根本就没有您的通讯方式。
如果我的解答能助您解惑，我将很高兴。
夏安
王炼利
2008.7.26
附二：中国经济：侈谈劳动力低成本是犯罪
2004年11月09日15:37 ，《重庆晚报》 仲大军
编者按：此文原名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战略问题及精英文明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是原新华社记者、国内知名学者仲大军先生在日前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祝活动后，所写的文章。
一、中国劳动力成本没有标准，在一个国民待遇不平等的社会里强调劳动力低成本是危险的
中国的发展沾了劳动力低成本的光，一个意想不到的低成本，导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具有这样大的国际竞争力，但中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今天面临着危机。
可以说对劳动力缺少人文关怀是当今我国经济学界的大问题。中国当前可能是世界上劳动力最廉价并且人命也最不值钱的国家，每年光是工伤死亡就达15万左右，据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员的调查，四川外出打工者的死亡率大约为2-3%，伤残率大约在8-9%。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从劳动力中降低成本，但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在哪里？劳动力的成本标准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从来都没有去关注和研究这一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倒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今年5月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研讨会，讨论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的议案，要将劳动者的人文标准加入ISO体系。
为什么国际标准化组织都开始关注劳动的保护、劳工的安全和劳动者的利益，而我们中国学者却甚少考虑这些直接影响劳动力成本的重大问题呢？是我国经济学的陈旧、落伍，还是时代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午间吃饭是，我与陈平教授进行了交流。按陈平教授的看法，这是中国学者受美国芝加哥学派影响的结果，因为，芝加哥学派就是不研究人的问题。当然人家不研究人也有情可原，因为人家已经解决了人的政治权利问题，劳工权利的问题。人家的劳工已经有了充分的权利保障，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劳动保护组织，有千千万万个NGO等社会保障组织。因此，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确不需要再去考虑人的问题。因为在人家的国家里，如果损害劳动利益是违法的，劳动者是有权力抗议和保护的。
而在中国，罢工权于1982年修宪时给取消了，工会组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在这种体制下劳动成本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工厂要把劳动成本压到多低就可以压到多低，劳工无话可说。上海近些年里建起了那么多大楼，但人们知道上海的建筑成本中劳工的成本是多么低吗？据我中心研究员王炼利女士的研究，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266元！怎么能是仅仅266元呢？那就是欠薪，连钱都不给，谈何成本！对于这一事实，想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电视报纸也应该了解一斑。
因此，我想把那篇文章的序言放在这里再重复一下，让人们好好关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问题。
“通过调查，我们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中国的产业资本是如何廉价地利用[或说盘剥]简单劳动力的！建筑业中有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266元！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75%和43% 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1700元！这不正是当前我国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民工被欠薪、欠资甚至赖帐的现状吗？人均年报酬266元，与我国房地产业整体欠帐5600亿元正好相吻合！由此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当前我国一座座漂亮的城市，哪一个不是建立在本地和外来劳工的血汗付出和欠帐之上啊！
“人均年报酬266元是个不能想象的数字，就是1700元也是不能想象的。这说明这些部门的从业人员的劳动价格太廉价，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好欺负的农民，而在房地产业75%的其他就业人员中，大部分是再就业的失业下岗工人。
“上海就业人员总数不是很可观吗？不是再就业工程的成就巨大吗？全市就业人员平均报酬不是高出了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吗？但是，如果我们能容忍GDP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增长的话，如果我们能默许统计部门这样来“平均”的话，那么，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共同富裕” ，中国就将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房地产是能增加GDP，然而，增加GDP有什么用？是哪部分人在创造GDP？对于创造GDP的人们，GDP又回报了他们什么？我们的经济学要好好考虑。”
话说到这里，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大牌经济学家们的漏洞。如果这些教授们按照效率优先的道路一头扎下去，难保不会出乱子。因此，我建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要再一次深入研究劳动力成本，并且把劳动力成本与人文标准结合起来，没有人文标准和劳动权利的劳动成本根本就没有价值。试问：奴隶社会的劳动成本与封建社会的劳动成本哪个低？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到底是要奴隶社会的劳动成本还是要民主社会的劳动成本？有哪个国家城乡二元结构像中国这样分明？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历来是回避问题的。因此，说经济学是虚伪的和伪善的并不过分。经济学者充其量只能做一个计算工具，而难以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
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延续着这一模式，在缺少技术、资本和资源的情况下，只有打拼现有的这部分劳动力资源。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增长越是飞速，被牺牲的人口越是巨大，社会风险越是巨大。人口不是多吗？那就要让他们不值钱，多做贡献，但这种打拼是有限度的。我提醒中国的经济学者们要注意当今社会情绪和社会问题的变化，不要躲在宝塔尖里看不到现实社会问题。当今的劳资矛盾、劳动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社会不安全的因素，需要我们认真关注。因此，我提醒大家，当今社会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与劳动力成本有关。这也是我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进行评论的原因。
我脑海里始终闪现着北京街头发生的一幕景象：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晚上，一群民工从酷热难奈的简陋席棚里跑了出来，来到人来车往的立交桥下席地而眠。这是多么脏乱吵杂的地方啊！但即使是露天之下，民工们都感觉比他们居住的工棚要好。这是人的生活吗？这种劳动力成本是人的成本还是猪和狗的成本？一句话，在一个人的身份待遇不平等、人权缺失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里侈谈劳动力低成本是极其危险的。
二、精英文明和精英经济的危害，中国的经济精英要检点、反省，不要居功自傲！
现在要问一句：通过劳动力低成本创造出的财富最后都到哪里去？劳动力低成本是客观需要的吗？是谁制造了劳动力低成本？假如国家政府或资本家不是过度榨取劳动利润，中国能出现那么多劳动力低成本吗？为什么只追求劳动力低成本，而不遏制富人，遏制社会上的穷奢极欲？难道让劳动力低成本的目的就是打造一小数人的奢侈世界吗？因此，在中国这一时刻再侈谈劳动力低成本简直是犯罪。
但为什么中国今天仍然有一大批专家精英在津津乐道劳动力低成本？这恐怕与当前的政府追求以及传统的精英文化有关。可以说今天引起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仅有劳动力低成本的问题，还有发展的模式问题，即精英文化导致的精英经济追求。这种发展模式与劳动力低成本战略是紧密相连的。没有精英发展的追求，便难以有劳动力低成本的需求。越是要打造少数人的精英经济，越多的劳动者要为之付出低成本的代价。说到底，中国式的发展，最终是精英群体的发展，而很难是普通百姓的发展。并且精英群体越是发展，平民百姓被淘汰得越厉害。
继张维迎教授发言后，易纲先生点出了中国“精英文明和精英经济的脆弱性”这一话题，我认为易纲先生看问题是看到了点子上。易纲教授从根本上指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危险，如果不改变传统的精英文明和由此导致的精英经济，那么中国社会发展到最后再度发生动乱和破坏是很容易的。陈平教授接着指出，中国教育至今仍停留在科举教育的模式上，没有发展成创新教育，仍然在为精英文明做精神准备和资源储备。
看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文化理念，除了效率至上，就是西方的商业文化消费物欲大潮；除了GDP追求和拜物教崇拜，就再也难以找到公平、文明、正义、民主和平等的诉求。在这样一种庸俗的经济发展观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后意味着什么？就是降低了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最后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周其仁教授认为我国为什么能以3-5美元的低价向外出口产品，是因为制度成本高，劳动力素质低，我认为是中国劳动者缺少谈判权利，缺少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这些问题仅从经济上是找不出原因的。当工人缺乏自己的组织，缺乏与老板讨价还价的资格时，就只能象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周教授这些年里眼睛一直盯着政府，在减少政府权力上下工夫，但我认为，与其让政府减少权力，不如落实劳动者的权利。
总之，中国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中国经济腾飞所有的秘密都在于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贡献。一些富有者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普通劳动者财富的占有基础之上。当然也与精英群体的涌现有关，但在中国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能过多地夸大经营者和企业家的作用。张维迎教授一句“尊重企业家的作用”招来社会诸多非议，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种社会背景。
如果让我来评价改革20多年里，什么因素对中国经济腾飞贡献最大，我将毫不犹豫地将廉价劳动力摆在第一位，即说得好听一点便是劳动力低成本战略，其次才是制度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便难以对得起我们的人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精英们要认清自己的作用，不要动不动就摆出一副骄横和功臣的样子，不要赤裸裸地瓜分人民大众资产，之后还心安理得。
之所以要写下这篇文章，是因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库，当前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主要由这些思想库影响着，正是这些学者们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才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了大量忽视劳动者利益的现象。如果这篇文章能引起学界的注意，也应该是中国劳动阶层的大幸。
来源: ·郁金香BBS站 bbs.stu.edu.cn·[FROM: 郁金香BBS站]
http://www.bbs.stu.edu.cn/cgi-bin/bbscon?board=Economy&file=M.1153320251.A
何清涟注：此文以前仲大军先生通过群发邮件广为发送，本人收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