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人人，人人害我”――中国的有毒食品是如何炼成的？

毒奶风波掀起滔天巨浪，中国当局处理了几位官员以“平民愤”。但对中国人来说，今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食品安全？在此，我想表述自己多年来的一点观察心得：在中国，要想改变食品生产链各个环节那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以邻为壑的厂商经营方式，其难度不亚于贯彻控制人口与环保这两大基本国策。

中国的食品安全受到威胁开始于90年代。笔者在《现代化的陷阱》第6章“中国经济伦理的畸变”当中，曾指出过制劣造假蔚然成风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而这种以邻为壑的厂商经营方式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从本世纪开始，生产主体与政府态度有了重大变化：

首先，现阶段制假造劣的生产主体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90年代，中国制假造劣的主体以地下工厂、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为主，产品包括潲水油、矿泉水、豆腐等低成本日常食品，均冒用有名厂家的牌子。产品去向多是个体饭店商店与集市摊贩。由于地下工厂与个体工商户与政府官员瓜葛较少，也非地方纳税大户，打击他们不会妨碍政府及官员利益，所以当时各地工商局工作尚算卖力，每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也是媒体报道的重头戏。

但从世纪之交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制假造劣队伍中加入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大型企业，包括一些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外资企业，以出口为主的食品加工企业。导致食品劣质化的原因很复杂，一是企业本身的责任，如在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等等。二是食品原料受到污染。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类是生产加工过程中的人为污染，比如蔬菜种植过程中过度投放农药，木耳加工成干货时使用硫酸铜，养殖业大量使用各种抗生素、激素等。河北天洋食品厂生产的饺子先后在日本与国内导致许多人中毒，原因是其原料含有剧毒农药甲胺磷残留物。第二类则是因土地受到严重污染，生长于其上的农产品含有各种致癌物质。目前中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3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吨。

其次，随着各种所有制的大企业成为制假造劣的生产主体，以及食品污染源多头化，中国当局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不同企业的制劣造假采取分而治之的态度。对于外资企业的质量丑闻，当局态度比较认真。比如美国惠氏公司的学儿乐奶粉亚硝酸盐超标准，雀巢公司的转基因奶粉与碘超标奶粉均被禁售。但对本国“民族工业”态度则比较“仁慈”， 比如三鹿公司2004年曾在阜阳假奶粉事件中沾包，但仍然被国家质检局列为向国民推荐的8种免检优质奶产品之列，中央各部委还将各种荣誉不断加之于三鹿之身，直至酿成现在的大祸。

在“中国制造”因质量发生涉外贸易纠纷时，中国政府的法宝是祭起“民族主义”大旗，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比如刚刚去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在2007年7月17日的讲话中，称国外媒体“动辄以‘有毒’、‘致癌’、‘污染’等字眼，把个别食品问题说成是整个中国食品的问题，把个别不法企业的问题说成是中国政府监管体制的问题”，是有意“制造‘中国产品安全威胁论’，把中国产品妖魔化，达到在经济上严重影响我产品出口贸易，在政治上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此举给国内企业的暗示是“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政府会保护我们的”，从此放心制劣造假。

中国政府自知治理这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食品生产链已经难于上青天，于是国务院率先办起了为官员们服务的各类食品特供基地，优先保证官员群体的食品安全，而对市场监管采取眼睁眼闭的不负责任态度。这就是毒奶粉事件不断上演的社会大环境。

可以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一株毒果树。它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那种很不健康的长期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枝繁叶茂，树大根深，仅仅依靠头痛医头的治理注定无法奏效。这株毒果的消失，有赖于滋养它的土壤改良。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9月25日，第 26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