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稳定”是当前要务，但现阶段却遭遇到两大难题，一面是失业大军空前庞大而且解决无方，使当局陷入深深的“流民忧惧”；另一面则是官员外逃加速，一些官员甚至等不及办好正常移民手续，竟然利用海外旅游之机“消失”。对这两大难题的忧虑反映在以《瞭望新闻周刊》为代表的官方媒体上。

表达流民忧惧的有“2009年被称群体性事件高发年，处理分寸亟待把握”；“中央综治办：今年矛盾叠加遏制群体事件任务艰巨”等文。这组文章的共同点是承认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事件高发，而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重中之重。对贪官外逃行为的担忧，也已不再局限于“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是担心损害了国家（政府）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比如“‘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源自制度软肋”一文 。要言之，失业问题严重，将导致“维稳”失去基础；贪官外逃严重，则导致统治集团信心崩解。

长期失业者不可避免成为流民。从历史经验来看，“流民”大量产生于王朝末期。“流民”构成复杂，其共同特征是失去家园、土地，也找不到谋生机会，是被社会彻底边缘化的底层人物。他们在社会正常阶梯上没有自己的位置，但他们的足迹却深深刻印在王朝倾覆的一页页历史之中。“流民”出身的朱元璋开创明王朝之后，挖空心思用户口黄册与路引制度将民众固定于乡土之上，但朱家王朝还是被朱元璋数百年后的“流民兄弟”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颠覆。和平年代，流民是无数个零；但当流民数量足够大且有了陈胜吴广李自成这类人物时，这无数个零就加上了一个“1”，将产生极大破坏力。中国政府多年来用“登记失业率”与造假的“高校学生就业率”蒙蔽自己的双眼，只是不想被“流民忧惧”所困扰。但去年企业破产潮蔓延了中国两大经济引擎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之后，“流民忧惧”不仅成了当局的噩梦，也让国家主义的同谋者知识精英看到了危机的来临，比如朱大可就认为离乡农民、失业职工、知识游民、网络游民与异国侨民（网文摘录未见对这一类别的具体说明，怀疑朱的“异国侨民”可能是指称异国的政治流亡者）等五类“流民”的存在，奠定了中国流氓社会的坚实基础。朱大可很清楚地指出“国家的权柄是流氓反叛的终点”，“流氓社会”（朱文中与流民社会同义）是“国家的颠覆者”。

面对这个数量庞大的流民社会有可能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不属于流民社会的人都有无奈感与焦灼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担忧几乎一直弥漫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集团中。问题是精英们的焦虑与担忧虽然是共同的，但避险方式的选择却无法交集。中国社会矛盾的最大制造者――贪腐官员们早就“明智”地购买绿卡，让家属子女以各种方式携带钱财移居海外，中国只是他们继续捞钱的地方。经济精英的情况类似，只苦了没有雄厚经济力量的知识精英们，他们最后只能与“流民”共一国风雨。

“‘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一文，实际上反映了当局面对政治凝聚力消散的困窘。而跨国家庭的大量存在，并非象该文所说出于纯粹的安全需要，“部分贪官……利用配偶子女申请绿卡与入外国籍，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继续做官，一旦东窗事发，便迅速抽身外逃”，更缘于中国官员群体对本集团统治丧失了信心。当局在意这些贪官外逃，倒不真在意他们卷走了多少国有资产，因为反正统治集团已经沦为自利型政治集团，留下来的官员也在持之以恒地干着与外逃者同样的事情。关键在于这是统治集团的内部人用脚投了不信任票，“有损国家和 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而这种不信任包含着对政治制度、政治领导人以及外逃官员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不信任。可以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困难重重，捞钱的机会大大减少，因此极有可能成为贪官外逃的高发期。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1月29日，第 28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