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带给中华民族的伤痛，并未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逝。随着中国社会局势的演变，随着民众在压抑中迸发的利益诉求日见频繁，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因为“六四事件”这一国家罪错失去了什么？
“89民运”拉开了第三波民主化终结篇的序幕
“六四事件”是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当时苏东各国政要与民众都观看了“六四事件”的现场转播，反应几乎趋于一致，那就是“绝不能够让这样的流血事件发生于我们的国家”。在这一信念驱使之下，各国纷纷寻求和平转型的道路。亨廷顿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浪潮：20世纪晚近的民主化》一书，将“第三波民主化”的开始篇定位于1974年葡萄牙一批青年军人的政变，而结尾篇就是苏东巨变。可以说，“89民主运动”之花绽放于中国境内，结果于华夏大地之外。
“六四事件”使中国错过成本最低的转型机会
“89民运”的主诉是“反腐败”与“要民主”。“六四事件”不仅使中国官场此后名正言顺地步上“权力市场化”的腐败之路，还使中国与民主化擦身而过。中国终于走到如此境况：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渐成理论禁区。在“六四”以前，通过渐进改革建立民主政治是除“毛左”之外的社会共识。赵紫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还在探讨之中，但“党政分开”与“政企分开”已在试水，“小政府、大社会”的设想也在公开讨论。但自90年代开始，不仅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从公共领域消失，“党政分开”的思路更是退回到“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连外企与私企也建立了党支部，抨击西方民主政治渐成中国理论界时尚。在2008年改革30周年纪念会上，胡锦涛公开提出西方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
第二，政治民主化越来越缺乏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推动。观诸各国民主化转型进程，其推进往往与执政集团中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反对运动中 的温和派和激进派这四类政治力量之间的消长互动有关。现在回过头看，在中国，这四类政治力量的角力只在80年代出现过，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更是中共党内罕见的人格健康的“改革派”。而民间的改革力量也曾与党内改革派有过短暂的联手与互相呼应，知识界更是不乏改革的重要推手。 而现在党内虽有派系，但各派系之间只有利益分歧，并无政治理念的不同。知识界的主体早已满足于依附于体制获取物质利益，个别新左派学者更是构想出一个“自主型制度创新”的名词来代替原来的“转型学说”，表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不再需要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
第三，丧失了民主化成活所需要的最佳经济条件。据美国政治学家Adam Przeworski分析，民主化可能发生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而民主化转型的成活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相关。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时段是90年代，这段时期中国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的生命福利为代价，促成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这一经济成果不仅未能用于促进民主转型，反而被用来做为极权政治合法性的证明。目前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齐齐死火，严重的政府腐败、失业、贫富分化等各种矛盾浮出水面，民众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在利益冲突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高发期，中间力量的声音越来越不受欢迎，朝野之间几乎无法达成政治共识。
第四、“第三波民主化”之所以成功，“外部行动者”施加的压力至关重要。如60年代末期欧共体对扩展其成员的新态度，美国自1974年起积极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等等。现阶段中国由于大规模吸引外资，与不少跨国公司在经济上形成了利益同盟，这些跨国公司在其母国都是强大的“院外政治集团”，对其母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有极大影响力，它们成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使中国当局面临的外部压力大大减轻。
社会转型的两翼：自由化与民主化
第三波民主化为世界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如何协调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关系。自由化强调保障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民主化则强调政党政治的合法化、自由组党的充分空间、民众的政治参与及民主政治精英的形成等。这些政治发展上的这些进步，最终会达成向民主政 治体制的转换。但观诸中国现实，自由化的苗头体现为气若游丝的维权运动，这些维权运动卫护的只是生存权，基本政治权利的诉求根本未能提上日程。政治性社团的组建更被悬为厉禁。无论是自由化还是民主化，在中国还远未真正起步。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共产主义阵营从未走过的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并未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从目前社会反抗频发的社会局势来看，中国迟早还得走上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样，中国失去了1989年那次成本最低的转型机会，今后的转型所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将极其昂贵。
（原载BBC·点评中国，2009年6月4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080000/newsid_8081200/8081299.s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