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中国财政

中国政府奉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国富民穷，还在于这些“取之于民”的钱当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维稳”。所谓“维稳”，说白了就是用税金铸造敲向民众头上的大棒。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财税政策既让人觉得几分卡夫卡式的荒诞，更让人从心底里生出丝丝凉意。

一、“竭泽而渔”的资源抽取

“新中国财税带来辉煌60年”一文展示了一组数据：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与此相对比的则是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

“国富民穷”这一事实我已经讲得够多。本文我想讨论另一组数据：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到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8年时间；从1,000亿元到10,000亿元用了21年时间；从 10,000亿元到60,000亿元只用了9年时间。

不可小看这9年间财政收入的跃进式增长。因为这一“辉煌业绩”，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关，而这模式就是是以榨取民众的生存资源、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为存在前提的。在这9年当中，中国约有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拆迁户悲歌四起，央企与地方政府竞相建造污染企业，将中国的江河湖海及不少土地尽行污染。这辉煌的9年，也是中国群体性事件迅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发生0.87万起，2003年增至5万8千起，2005年上升到8.7万起，直到近三年的每年逾十万起。中国社科院最近颁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也不得不承认，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是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等原因引起，因为政府欠民众的债过多， 造成的民怨太深。

政府卖地对财政的巨大贡献从下列统计数字中可见一斑： 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约占同年GDP的4.4%。在土地出让金比2008年增加140%的后面，是失地农民与拆迁户此起彼伏的绝望反抗，四川唐福珍站在屋顶上自焚的那幅惨烈画面将作为中国之耻深深地烙在这个政府身上。

二、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财政如此富裕，中国民众却没得到什么实惠，并不强大的小国国民如北欧国家人民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如医疗、失业及养老等三大保险，在中国至今只见政府承诺却不知何时能够兑现。这么多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有几组数据可以让人看到财政收入的流向：

中国宣称是“为民赋财”，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并非用之于民，而是用来供养干部群体。中国财政有个特殊的称呼，叫做“吃饭财政”，这“吃饭”指的是财政供养人口，即党政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他们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5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亿3,000万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

让人感到荒诞的是，如此疯狂的资源榨取，地方财政负债却高达5,000万亿——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    如此敛财尚不能满足政府开支之需要，这些民脂民膏究竟流往何处？下列数据也许可以让人们做个大致推想：2009年，有10万6,626党政官员因腐败问题受到处分，其中有17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但这些被发现查处的腐败只是实际发生的腐败中的一小部分，这些凡“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被称之为“腐败黑数”，其比例约占腐败总量的80－95%。有研究称，权力寻租带来的灰色收入每年高达13,800亿元。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2008全球财富报告”则称，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的总财富――两年时间，财富集中于少数家庭的趋势更明显。另有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家庭当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高干。

看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知道中国现阶段的财政已经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但也不能否认，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确实“用之于民”，比如用于强化镇压机器的财政投入。武装警察所到之处，一切反抗都如同“蚍蜉撼树”。且看以下实例：今年1月8日广东佛山万石村500余名村民竟敢手持尖木棒、板凳、刀具、汽油瓶这类低档原始“武器” ，反抗政府强征土地。结果政府只出动了 1,000余名武装执法人员“征剿”，杀伤力强的武器还未出手，村民就在高压水枪与催泪弹等强攻之下彻底溃退，48名村民束手就擒，两名重伤者在医院被打死。

中国政府对待抗争农民的泰山压顶之势，与前不久对待索马里海盗劫船索要赎金的“节制”与慎用兵力，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足见军队也好、武警也好，都是用于对内，而非对外。纳税人的钱如此用法，纳税人又奈其何？

三、敲向民众头上棒，尽是税金所铸成

过强的资源抽取能力已经榨取到民众的基础生存资源，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让中国政府认识到维稳的艰难性。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钱“用之于民”，但这不是让民众享受福利，而是用钱来铸造敲向民众的大棒。2009年中央财政在公共安全支出上增加了285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创纪录的32.6%，总额接近1,200亿元；而在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方面，中国政府也不遗余力，“治乱邦用重典”，加大对异议者的打击力度。据中美对话基金会（The Dui Hua Foundation，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根据中国相关官方数据估算，2008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的人数比2007年多1,600人，增加了一倍。2009年的统计数据现在还未看到，但估计这种类型的“罪犯”只会呈增加之势。

不能说“维稳”是易为之事。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在2009年末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让人们看到党与政府的“不容易”，需要布防的“维稳重点”实在太多：境内境外无处不在的敌对势力；世博、亚运两大重点时间及上海广州两大重点区域；高危人群与精神病人（原话如此，大概是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说法已被当局欣然接受）；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如此等等，实在让人不知哪个葫芦会冒出青烟，于是只得将“网上网下两个战场”都列作布防重点，网络虚拟世界与网下的真实世界尽囊括为警察国安布守之地。这样一来，真成了“边陲腹地尽是敌，万里江山万里营”。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当然也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除了扩大专职国安国保人员之外，还廉价地雇佣了下岗工人、小商贩、在校大学生等各色人等充当“坐探”；互联网则成了“五毛”活跃出没之地，如此不惜重金投入，目的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维稳的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这些活动并不产生经济效益，当然又要用到纳税人上交的税金。

正如我曾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一文里所说，这个政治集团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他们要求享受权力带来的一切好处，却拒绝承担掌握权力必须担负的任何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更拒绝权力必须接受的任何约束，这是中国社会自1989年以来逐步走向溃败的根本原因。维持政权稳定的代价是中国社会进入长期的“溃而不崩”状态。所谓“溃而不崩”，指的是政权短期内不会崩溃，但社会溃败却成无法避免之局。

但我相信，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无论如何不能长久，中央财政发生困难之日，就是社会崩解的开始。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1月14日，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