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来，以富士康事件与本田罢工为标志，绵延不绝发生的罢工潮已经蔓延至中国十几个省份，工人的利益主诉是加薪与要求成立独立工会。对这两类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加薪要求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继本田及富士康加薪之后，中国27个省市纷纷宣布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消息让中国观察人士为之雀跃，认为“加薪潮”蔓延， “中国势将结束劳工低薪时代” 。
但欢呼声显然来得太廉价了一些。劳工报酬本身纵向比较上涨了15－30％，并不意味着劳工低薪时代的结束，这种比较显然忽视了衡量劳动报酬的两个更重要的指标。
一、劳工低薪时代远未结束
衡量某社会的劳动力报酬高低，主要取决于两个标准，一是与社会平均工资相比较，二是与物价上涨幅度相比较。
1、农民工工资与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差距太大。中国农民工工资长期维持不变，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近十余年来，珠江三角洲农民工月工资仅增加68元，而全国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年均增幅达到6%左右。其中800元以上的工资的仅占全部农民工总数的27.9%。这次预定的调薪，其标准是：从今年7月开始，北京市最低工资将从原来的每月800元上调到960元，上调幅度为20%；而上海市4月起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月最低工资标准位列全国之首。即使达到调整后的收入水平，与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9229元还是相差甚远。
2、起始于2006年下半年的物价持续上涨，突出表现在粮油蛋等食品价格的飞涨，仅仅2007年就高达12.3％的增长率，拉动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4.8％。物价上涨意味着货币购买力下降，亦即农民工的实际收入下降。
所以，这次代工企业的加薪潮，调薪幅度虽然都在20%以上，10多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上调正幅度亦在17%左右，其性质只能说是对过去多年来对农民工历史欠债的一种补偿。这种与社会平均工资相比差距很大的工资水准 很难被说成是“结束了劳工低薪时代”。而郭台铭一周之内的两度加薪，现在看来更象是他与中国劳工所开的一场玩笑：先以大幅加薪平息员工自杀风波，继而宣布将其工厂大规模迁往内陆其他省分。 得到加薪的深圳富士康员工在厂子关闭之后，所谓“加薪”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一场空欢喜。
二、迁往内地只是“世界工厂”的落日余晖
在代工企业中，郭台铭迁厂的举动并非孤立的。早在富士康大造声势为员工加薪之时，其他代工企业的老板就感到巨大压力。珠三角一些企业在被迫跟进加薪的同时，已在思考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把工厂迁到内陆城市甚至海外。深圳另一家龙头企业美律财务副总裁曾锦堂表示，不能随便跟随富士康。目前公司已在规划如何应对珠三角地区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情况，包括降低15%的年度材料成本，通过自动化降低劳工成本比例等，从中长期考虑甚至准备将生产线分散至内陆城市。位于东莞的一家代工巨头台达电子在湖南郴州新建的工厂项目已经签约。迁厂主要适合一些实力较强的企业，部分实力不足的企业可能因无力搬厂而出现关停的可能。
如果考虑到香港工业总会去年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一次调查，就会明白珠三角的代工企业王国地位已近黄昏。该项调查结果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郭台铭的富士康只是因为还有余力坚持故此未走。跳楼加薪促成郭最终做出迁走的决定。
但对众多代工企业来说，迁离广东降低成本充其量也只是争取到三五年时光。因为在中国寻求到的新成本洼地只有三项难以持久的优势：劳动工资相对较低，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以及相对低廉的土地价格。这些曾是珠三角为代工企业提供的优惠条件，内地亦不能保证这些优惠不会逐步消失。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富士康事件与罢工潮，外界已经认识到，作为穷二代的农民工与他们的上一代的人生价值观有很大不同，未必能够象其前辈一样忍受低薪与血汗工厂的恶劣工作环境。
代工企业为劳工加薪的余地有多大？这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代工企业的利润非常微薄也是事实，当年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以土地、劳动力价格、税收、原材料等各方面的低成本优势造就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20多年过去，当年构成低成本的诸要素如土地、税收、原料等的价格已经不再低廉，唯一还可榨取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成本。具体到富士康，有篇记者调查谈到，国际客户向代工厂商发送订单，对于原材料/部件等在品牌、质量、数量上均已指定，与此后续相关的物流、维 修、培训、用工量也都有清晰明确的计算。富士康基本上没有可能从供应链上创造利润空间。唯一可打主意的就是订单客户均按照较高的人力成本的价格支付给代工企业。此外，厂房、机器、维修等费用也需要在富士康赚取的人力成本中摊销。所以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只有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赚取人力成本的差值。
富士康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代工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从珠三角沿海地区迁往内地，只是将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辉煌再延续三五年而已。
三、“世界工厂”的被迫转型
中国维系“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依赖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在约占中国贸易总量50%的加工贸易中，人力成本上的优势更是举足轻重。这种“优势”还为中国创造了名义上的巨额贸易顺差。但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加工贸易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率极低。有数据表明，目前加工贸易的利润仅仅在5%左右。
现在考验中国制造的有两个因素，一是人力成本的上涨，二是汇率变动。这次中国政府对以加薪为主诉的罢工潮没采取铁腕镇压，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迟早必须面对且无法逃避的问题。在成本上升压力下，中国的产业结构面临转型之困。而郭台铭要求深圳市政府接管企业的社会职能这一谈判未获成功的原因，也是因为深圳市政府深知就算“委屈”也未必能够“求全”。而工人要求组建独立工会的要求，因触碰到中国政府的政治底线，估计在此轮罢工潮中不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要说中国政府根本没意识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必须转型，那也并非事实。最先认识到这点的是深圳，继之是广东。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深圳就提出产业结构转型的问题，深圳市政府能够想到的政策措施，诸如建立高科技工业园作为孵化器、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留学精英，提高各种门槛政策逼走劳密型企业，无一不曾试行。但最后的结果是高科技工业园都在荒废多年后被开发成住宅小区，被逼走的劳密型企业又先后回来。广东五年前开始“腾笼换鸟”，最后是旧鸟飞走，笼子腾空，却没有新的鸟类来栖。考察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难题，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完全没有形成科技开发能力，所谓技术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利用与外资合作的机会偷盗合作的外国公司的技术，而这种偷盗可能在某项产品上能够得益于一时，但始终无法从整体上形成科技开发能力。而深受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之苦的外国公司的防范之心也越来越强，到本世纪初，大多数跨国公司只将商品产业链中最没有附加利润的组装环节放在了中国。中国也因此根本无法摆脱世界生产链条上的低端地位。
北京方面也已认识到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据传十八大将接任总理的李克强6月初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标题叫做《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现任总理温家宝也提出要把调整经济结构当作当前要务。但世界上许多事情不是认识到就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调整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也绝非通过政治动员就可以实现的。至今世界各国实现从劳密型的低端生产模式转型为技术密集型的高端生产模式，还只有日本、韩国与台湾等少数几国。在“世界工厂”的落日余晖中，中国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只能说是个未知数。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6月17日，第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