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这一中国城市基层组织在“文革”中曾以“小脚侦缉队”而恶名昭著，弱化其功能曾是改革开放以来放宽社会控制的政绩之一。但在沉寂多年后，居委会近几年又开始活跃起来。为了让居委会更好地成为中国维稳链条的底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30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即使在极度倚重居委会进行社会控制的毛泽东时代，该组织也从未纳入财政预算体系。这说明中国政府将借重居委会的“人民战争”方式来强化社会控制。
居委会作为侦缉队重归社会控制体系有个渐进的过程。习近平在2008年出任京奥领导小组组长时创立“奥运安保模式”，在由高技术及社会机构构成的六张网――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 和“虚拟社会”防控网之外，还动员“志愿者”如街道治保积极份 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 的反对力量。这种“人民战争”方式，就是师法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的对敌斗争的故智。
居委会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但按政府要求管治人的野蛮与服从却正好符合暴力治国的需要。今年，居委会还与时俱进地获得了鉴定精神病患者的资格。按照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依据官方研究所作的报道，中国有精神病患超1亿， 重症人数逾1600万。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居委会（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今后有“排查”与“鉴定”精神病人的资格，因为被定为精神病高发人群的主体是长期失业者与贫困者。
最近，在一篇题为“居委会六十年流变”的文章里，开篇就将居委会称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主要形式”，这说法显然只注意了其名字的“创新”，而忽视了居委会与村委会制度本质上与明代的里甲制（或称保甲制）相同。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游民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实行里甲制与路引制度。里甲制规定，“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用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要依律治罪。这种“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与“文革”及“文革”前由单位或者居委会、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的“介绍信”性质完全相同，毛时期，如果没有介绍信，既不可能住旅馆，也会被当作可疑分子收治。中共建政初期，曾将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当作“反动制度”加以摧毁，其实中共实施的城市居委会与农村的人民公社与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同出一源，均效仿明朝的里甲制，在人身控制上较民国保甲制度更为严苛。
追根溯源，明朝的里甲制源自始于中国古代的什伍里甲制度。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推行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负责闾里治 安，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要及时上报，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管子.禁藏》）。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什伍连坐法，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纠 察，一家有罪，什伍连坐同罪。后代里甲制即由此发展而来，是封建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基层组织形式。在这种以控制人身为目标的严密的居民组织系统之下，人口的自由流动几乎不可 能发生。于统治者来说，这不仅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使帝国的赋税、徭役、兵役政策有实施基础。
外国人一直不太理解一点：为何中国政府每逢政治敏感时期，就将异议者与维权人士送回原籍？这只有生活在中国这种颇有帝国风采的国家的人才能理解。与文化中心多元化的联邦制美国不同，中国、法国、日本这类国家的经济、文化呈梯级发展。即使在法国、日本这种完全实现了自由迁徙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度，其中小城市的文化开放度也落后于大都市巴黎与东京，中国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落差更大，异议人士一旦被送回相对闭塞的原籍，很难得到周围人群的认同，加上居委会与村委会的强管制，很容易被置于一种孤岛状态。比如在世界人权日那天，香港记者试图到毒奶粉受害人赵连海居住小区采访，就被一些臂缠“居委会”袖章的人士掌掴和殴打。
强化居委会功能的目的是“维稳”，这一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的制度，实在与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自由迁徙完全相悖，也因此，我有点担心废除户口制度的呼吁可能会因为“维稳”的需要而不能践行。
（原载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2010年12月1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0/12/localcommunityinchina/）
何老師分析的透徹,現在的居委会是鳥槍換砲了,辦公室大並装飾一流,主任幹事年輕高學歴,辧公進入網絡時代,做任何事目的一個,那就是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我想看到何老師對中國户口製度的分析文章.
“即使在极度倚重居委会进行社会控制的毛泽东时代，该组织也从未纳入财政预算体系。”
——————————–
老毛的时代我不知道。但是居委会并不是“从未”纳入过财政预算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年12月通过。“第十七条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来源，居民委员会成员的生活补贴费的范围、标准和来源，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规定并拨付；经居民会议同意，可以从居民委员会的经济收入中给予适当补助。 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用房，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政府既然出钱，就应该纳入到财政预算体系之中，以便监督经费的使用。这是进步，何女士急着吵架，所以就断章取义以便借题发挥了。
老张，看来你对政府文件用语还不内行。政府财政预算体系复杂。有计划内的，叫财政预算；有计划外的，不叫财政预算。来自于地方政府非税收的行政性收入，再拨付的，就不能叫做纳入财政预算体系，而且不稳定。你上引的文件只说了“由政府规定并拨付”，并未明确纳入财政预算。这与正式纳入财政预算体系完全是两回事。政府出钱，在财政体系中，有大口径、中口径、小口径。凡研究中国财政体系的人都知道。
何老师说得没错，请你去看看这次的中央文件中如何说的。纳入财政预算体系之后，有保证，稳定。
另外提个建议，有些事情，你如果是真心想指出，就认真查一下，对中国的财政预算体系弄清楚一点，诚心一点。比如你说何老师忙于吵架，她与谁吵架了？与你在别处吵过？
我后来又查过50年代的第一份居民委员会条例，从那时候起，居民委员会的经费就是由政府负责的。我前边的回复有些缺陷，但是事情已经说明白了。经费本来一直就是由政府负责的，过去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现在纳入了，这是进步。而你的何老师却说这是退步。至于说居委会的功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控制居委会，也不是从纳入财政预算这方面体现出来的。
我的家乡 是陕西南部地区 落后城市 汉中
我的户口所在的居委会下面管辖了将近3万多人
居委会上班的人每天都不一样
有的人一周可能就上一天班
记得有一年去珠海友人处（友人租房办公屋）暂居数日，一日早上忽闻敲门声，未加思索就起身开门：居委会带着民警及摄像记者一干人马一拥而入：民警命吾等拿出身份证登记、记者现场采访（似乎早已有备而来），好在我等只是看望友人、既未嫖娼、偷盗，又有“特区通行证”，室内查询一番并无“不良”证据后警察曰：“暂居证呢？”“没有办。”“为什么不办？”警察很凶。我急忙拿出已购的返程车票，至此他们才悻悻走人，我则莫名其妙的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正理解了在这个伟大的国度里什么叫“幸运和人权”！
这些海外人士就是变态，你们又不在中国呆着，老替中国百姓操什么心？
我生活在中国，居委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办事要跑很远，现在很近就可以办了。
这些人就是没事干，靠攻击中国混碗饭吃。
自己不在中国呆，中国人根本不劳你扯淡。
如果在中国国内搞民主，大家肯定支持。你在美国，中国人怎么可能相信你的本意是替中国着想？无非是自己捞点钱而已。
刘小波再怎么样比你们这帮狗还是强多了，人家呆在中国。
缅甸的翁山女士也是死活不出国，这才是真心实意推动社会。
你们这帮狗老在外面瞎叫，纯粹是捣乱。中国要走向民主自由，但肯定是由中国国内的人来完成，海外的所谓民运人士都是猪狗不如的东西。
有一种很奇怪的论调，说“足球和民主不适合中国”，恶毒攻击中国人。挖空心思想出了此论调的某些西方人很阴险。因为此语的言下之意，是说中国人很愚昧，连民主和足球这两样世界上大多数人会玩的现代游戏，中国人居然不会玩。民族之劣，由此可见。
以前有些西方人看不起中国人，就骂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他们不骂“东亚病夫”了，却饶口令说“足球和民主不适合中国”，意思还是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而且这病夫，还不是普通的生理上的病夫，甚至还是精神病夫，因为不但在生理上有病，在精神上也有病。因为精神上有病，所以连足球和民主这么简单的游戏也不会玩。这明明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会玩的简单游戏么。如果连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会玩的游戏也不会玩，那么此智商分明是及格线以下了。
少数西方人祭出这么阴险的论调，本来是为了疯狂攻击中华民族“劣等”，集体智商是世界平均分数以下。然而，有少数人愚昧的中国人，为了证明西方此论调的正确性，故意在中国把足球和民主玩得一塌糊涂，以此来证明中国人确实“劣等”，因为连“足球和民主”也不会玩。但中国人并不是天生不会玩足球和民主的。中国人开始玩足球的时候，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在茹毛饮血。虽然中国传统足球的玩法和现代足球规则不一样。而民主思想，出现在中国那就更早了。因为我们可以在春秋的典籍中找到民主的光辉思想萌芽了。比如，“君为轻民为重”的孟子语言，就是和现代民主一脉相传的。
我很奇怪，说“足球和民主不适合中国”的这种早已经在西方发酸发馊的理论，居然有中国人会津津乐道，并故意在中国把足球和民主搞得一团糟，以此来证明中国人确实劣西方一等。好象中国人的确应该被开除地球的球籍似的。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你也不是经常说，“儒教文化有害”吗？不错，儒教文化的确于现代社会有害，但儒教文化有害，不等于说全体中国人劣等，相反，正因为觉得中国人天生并不劣等，所以才觉得只要去除了儒教文化的传统毒素，中国人完全可以傲立于世。中国现在的落后完全是因为后天因素造成的，并不是先天的。在中国历史上，不会玩足球的正是那些儒教子弟，自以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结果弄得读书人大多数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民族体质越来越弱。“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典型，就是儒教子弟。
中国人不是不会玩足球，只是因为少数人为了获取自己的不当利益，故意用“黑赌毒”的方式来玩足球而已。如果是用正当的途径玩足球，中国也一样可以玩成世界一流。同样，中国人也不是不会玩民主，只是因为少数人故意歪曲民主思想而已。用玩足球的“黑赌毒”方式来玩民主，当然只能够把民主玩残废。
中国人，不能甘心被西方人说成是“连足球和民主也不会玩”的劣等民族。一定要把足球和民主玩得比西方人更成功才是。而消除掉儒教文化的有害毒素，是成功玩好足球和民主的最捷径。或者说，不消除儒教文化的有害毒素，要玩好足球和民主，难上加难。
你们这些傻瓜！！美国要是有居委会，怎么会发生911恐怖袭击？？苏联要是有居委会怎么会解体？？法国要是有居委会，怎么会天天有人罢工，骚乱？？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联合国应该牵头在全世界推广我们的居委会制度；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发给中国的居委会才对！因为他们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保证了一个人口大国的稳定与和平！
你妈是居委会大妈
2楼不懂一楼的反话
何清涟老师分析的透彻，大陆当局的确是这样控制的。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负担。我现在还要加一句：中国现在还成为了世界的威胁。因为世界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在压迫人民，都是对世界一种潜在的威胁。况且是占世界人口5分之一的中国。
只能说: 可怜可悲的中国人.
何女士离开深圳大概已很久了吧？现在居委会早已不再都是老太太了，都换做年轻人了，但功能照样是帮党控制社会，我只是深圳打工一族，但党要把我们的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等牢牢控制，所以派出居委会天天半夜里敲门扰民，我在上沙村住的时候就不堪其扰，后来陆续住过很多城中村，都有所谓居委会半夜砸门骚扰你，你会奇怪为啥一线城市的打工族宁肯买房做房奴也不租房，我明确告诉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派出的居委会、计划生育办、人口普查员等等肆意扰民造成的，如果你租了城中村的农民房住就必须接受这些人的肆意骚扰，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而买了自己的房就会少有这种被无端地半夜砸门的事情了，这些人是屡次上门不休不饶地查问你的种种隐私信息，还不亮明任何证件，说话很冲很冲，而且往往都是你半夜里睡觉时挨家挨户砸门，假如正与爱人做爱，也突然被他们砸门惊扰，都容易造成阳痿呢，实在是不堪其扰啊！往往开门一看就是一对青年男女站你门口，自称是居委会的，不经你允许就硬往你屋子里进……前阵子人口普查，那个人口普查员是个年轻女的，半夜12点半砸的门，我正与爱人亲热呢，我急忙穿条裤衩跳去开门，她硬往里进，我爱人没穿衣服，只好用被子遮住身子，而她却大大方方问这问那，什么学历啊，后来还来了不止一次呢，都是夜里来，因为白天我们不在家找不到人，据说人口普查也有“预演”的演习和正式调查，总之是找借口扰民。现在这些居委会工作者都换成年轻人了，照样拿政府薪水，而政府的钱是从我们打工者这里征高额税收征来的，养着这些家伙来骚扰我们！户口制度、居委会制度都不会变的，这是共产党控制社会的基础，张学良曾回忆30年代时共产党就发动闲散人员比如老太太在村口为他们站岗放哨，谁进出村庄这些老太太和农妇们都有详细记载，严密控制农村社会，虽然现在城市化进程加速，但共产党控制社会的力度不但没有削弱反倒更加强化，年轻人入职居委会更加强化了控制能力。户口自从3月1号多家报社发表联合社论被整肃以来早已彻底变了调，所谓居民证其实还是二等公民换了一种说法，但换汤不换药。
谢谢你写的个人体验。
深圳居委会与街道办在80年代末期就不是老太太与退休人员，而是中青年为主，居委会女性工作人员略多于男性，因为男子不太愿意从事这类工作。在90年代后期招聘了不少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学历。并且有不错的一份工资，只是居委会工作人员未纳入公务员系统，街道办则纳入公务员系统。据我一位在深圳任街道办主任的朋友说，街道办是个肥水衙门，远比外人想象的要好。只是不知别地情况是否如此，不知。
“居委会变迁六十年”一文里，介绍过各地情况。有的地方使用退休干部。各地情况不一。但其作为社会控制的基础工具这一点应该是全国统一的。
你这就是说给不了解情况的人听的,让人误解,我在在东莞,广州住了也有近十年了,怎么没有遇到一次敲门的,办居住证也只是房东来问你要不要办,更没有强办.再说说人口普查,确实是晚上来的,大概七点多钟吧,那也是因为大多数人白天上班,晚上才在家,办事人员态度挺好的,就问了一下学历什么的,抄了一下身份证.就走了.
越压越不稳。
居委会会成为最不稳定的导火索。民众的怒气肯定要发泄的，火山都是从最薄弱的环节暴发的，居委会就会成为出气的薄弱环节。走着瞧吧！
就算控制如何严厉，也难逃政权垮台的命运，如明朝设（锦衣卫和东厂）以及清朝的（粘杆处），中共政权现在犹如“秋后蚂蚱”蹦不了几天了。
新名词层出不穷，但都是新瓶装旧酒，老人戴新帽，恐怕过不了多久，连株连都会出来——一人有病，全家吃药；一家有病，全村打针。总想到《皇帝的新装》里那两个特会制造概念的骗子。
又玩挑逗群众斗群众、群众管群众那一套，内斗是中国人的死穴啊。帝国的统治者很清楚自己已经到达顶峰，干的都是防止急速滑落的事，为了维持局面不择手段，帝国已经无梦无未来了。中华帝国还是要外力来打破，内力基本没戏。
每个国人看上去是游离自由的，其实都有十二条线在牵制和控制着你。
是哪十二条线啊？能不能讲讲？我在推上看到长安客写：”@ carl_gustavjung 長安客
严重关注。一个月前本人到单位所在的派出所，看到某警员办公桌上有一张表格，《治安耳目审批表》，看来是小警察无处不在，小民的行动一直在监控之中。高校 教师的授课也在教学信息员的监控之中，另外，各多媒体教室的摄像头甚多，疑似监控教学为主而非关心财产安全。要命的很。“
中国人真是太不幸了。
难道是第一个来的？唉呀
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
分析得很在理，这样所谓阶梯的发展程式中，每一层都有了维稳的势力，而且每一层的环境各不相同，这样的打击真是无所不至。
2000年左右我在阜成门的住时，跟一位居委会老太太聊天，老太太好尽职尽责的，据说还曾被公费招待去了新、马、泰旅游了一次。
我们是封建专制特色还是现代社会，只要看看社会基层单位就知道了。如何老师所言，这种机构无非是继承了封建社会的里甲制，目的在于控制国民的人身自由。“习近平在渝调研侧记”一文，提到习在重庆专门视察了居委会。http://www.chinaelections.com/NewsInfo.asp?NewsID=194075
居委会发挥侦缉队的作用，前有文革时期为鉴。我那里虽然小，却是经历过的。看来中国是越来越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