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将民生、民族与民权合称“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光明未来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识的极权或威权国家,民族主义极容易被煽动成盲目排外,民生主义则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作为民生保障与富国足民前提的民权,更是极易被挤压至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共建政60余年以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民生。至于民权的落实至今未见,民主话题更是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中,弘扬民族主义与保障民生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完全只是公民出于自愿的一种政治表达,民生则属于经济权利,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没有民主制度,民权有如无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国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统治者的仁慈与开明,比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意识到“文革”的后果是民不聊生,让百姓吃饱饭才重要,于是开始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开放农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民族主义更是经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服务于外交。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普京构建强权政治的基础,但因为俄罗斯已进入开明专制,政治领导人当选必须经过民选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后还是得通过选票体现,哪怕这选票是通过“购买”或者操纵得来。普京青年团支持普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希望国家更强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他们的团歌是“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他们嘲笑我们;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当年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俄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后利用俄罗斯优质的天然资源与石油价格上涨这一时势,迅速扭转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歌词说明普京的选票来自于解决民生,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国家强大的希望。
但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奠基于信奉者的自我欺骗,当局者也不需要象普京那样用社会福利、经济利益、为青年人提供进入各级政府的管道这种方式购买。对付不同层次的人民,北京当局娴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对于知识界的新老左派,当局在打压各种针对当局的批评意见,却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户,让他们以自己拥有特殊活动空间而沾沾自喜,并以消灭不同意见为己任。这一点已经为过去十余年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交锋”所证明,当局捆住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手脚,让新左放开手痛击,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败局,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纷纷倒戈。
对于中国民间底层成员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当局固然有不喜欢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物借怀念毛泽东批评时政,但对他们认同毛的专制与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绪,则从不忘记加以利用。政府与民间毛派也经常默契地在玩“扮傻游戏”。对于参与扮傻游戏的民众来说,明明是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如土地住房,但民众却硬要装出一副(也许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种“扮傻游戏”上演到近两年,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奇观:一部分人选择相信温家宝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只是由于党内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温家宝无所作为。甚至有关温家妻儿经商致富的消息,他们也宁可相信这是温的政敌造谣中伤。另一部分人选择相信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出于让底层受益的惠民考虑。这类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种悖论:现有体制放纵官商结合掠夺民众,但对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这一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身上。他们对于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之罪假装不见,将毛时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实际是连当工人都需要打破头)、有免费医疗的社会,以此作为镇痛剂。
这种出于生存焦虑的民粹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对政治强人的期待。本来,在俄罗斯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对领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国这块肮脏的土壤中,时至今天,从政治泥潭打滚出来的的领袖人物,并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国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对心中的领袖美化,这种精神,说是犬儒也罢,说是阿Q也罢,就是中国的国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周年,反观这23年中国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90年代前期,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再次启动经济改革,为国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镇痛剂,一段时期内,“六四学生也有错,是学生不撤出天安门才导致镇压”、“向前看”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经济学界,腐败是瓦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谬论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纪零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无论是国内的异见者还是关注中国人权政治状态的美国,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温和方式让中共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于是国内有“护宪维权”之说,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成为抗争活动的主流形式,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提政治权利要求,比如选举权、游行集会权、自由结社权与新闻自由等权利,将重点放在经济权利(如征地拆迁利益受损)及司法受害申诉等上面。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此后基本成了断头路。在真正的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之后,国内不少社会底层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回归。薄熙来的民意拥戴就来自这种因生存焦虑而引发的民粹主义。这种焦虑之严重,已让民众来不及辨识薄的真正政治意图。
中国民心思变,已经是凡有眼者也可见之事实。但这种求变心态究竟出于生存焦虑还是出于权利意识觉醒?这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政治强权实行资源再分配获得缓解;后者则必须是制度变革。民众大多是短视的,民主制的希腊在面临危机时,民众尚且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民粹主义更容易抄近路,走与强权相结合的道路。
民粹与民主,在今后的中国谁主沉浮?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摆脱专制桎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只要滋养民粹主义兼民族主义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来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却始终存在。
(发表于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6月14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6/tian-anmen-square-23-years/#comment-20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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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师的书以前看过,现在觉得对政治的见解很深刻。但是和所有在海外的学者一样,只能指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此其一。另外,大多去到西方的学者都非常赞赏美国的制度,可是自己无法提出能够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接轨的制度,此其二。打个最简单的比喻,当今在国外的学人,最多只能从自己开始在美国生存,实现个人的自由,但连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无法帮助改善,因为他们都拖着重重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负担。更多的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实在的东西,我们社会需要象做外科手术一样,细细地解剖,留下可用的,移植新鲜的,而不是大肆批评,增加敌意。
那是因为是从专制国家出来看到民主和法制对社会民众的好处不是己经指出来吗,为什么在美国讲美国好制度与坏的地方,不行吗?难道在美国的人不能说美国好的地方吗?当初日本的也有学别国地方,他己给出方法了,一直没看出来,还有你别老时用偏见海外人士,我不管你思考能力受到天朝影响到病入膏慌,我想知道你被天朝赶出国你是怎么对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帮助改善,别站的说话不腰疼,假如你的房子被强拆然后被赶出国,你该怎么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帮助改善呢?还是看书太少吗?多去自由国家看看不同意见,他不是有分析,那你为什说移植新鲜大肆批评,增加敌意,坏制度真的批评吗 ,敌意是谁呢,天朝吗?难道还要像天朝的报纸一样歌颂坏制度呢?一切剖析坏制度,都是对其敌意,移植新鲜是什么,民主吗,自由主义吗?还是法制,这些是不是妨碍你们独裁吗?还是妨碍贪污吗?
探讨中国政改之路(二)
传统道德与政治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无为而治
地方自治与民主
司法改革与共产党转型
人大与政协改造
启动政改
世界与中国
地方自治与民主
如果要地方政府承担起地方经济和民生发展的责任,中央就要下放必要的权力和资源。首先要让地方建立自己的财政和建立地方自己的金融服务体系;大部分或相当一部分国土资源要在地方重新登记为属地人民集体所有;大部分或相当一部分巨无霸大型企业的国有股份要重新分配给全国各地方人民集体所有,由地方政府派出人民的股东代表;大部分或相当一部分事业部门也应归属地方人民集体所有。地方经济和民生的发展主要由地方自己规划实施,并且地方有权制定适合当地特点的法律和法规。除了天灾、战争,或重大地方经济危机外,中央不再对地方输血,地方必须也只能承担自负盈亏的责任。
涉及多个地区或全国利益的大工程建设项目应以地方参股的方式筹措资金,而非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局部地区的灾害救助资金,除捐赠外的部分,应由地方逐年还付。地方人民需要对地方的环境保护承担自己的责任。
中央应放弃高度集权,在全国最大限度地实现地方自治,重新建立“共和”体制的基础。没有地方“自治”就没有“共和”,就没有天下的“和谐”。
要让地方政府承担起地方经济和民生发展的责任,地方政府的政绩不能仅靠中央政府考核,而是应由地方人民考核。人民代表不能由政府官员组成,必须扩大其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代表性,逐步由当地人民竞选和直接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应有常设的财政和法律委员会及专业咨询机构,行使独立监督和审核政府作为的职能。社会各界都要有独立的利益团体,工人有自己的工会,农民有自己的农会,商界有自己的商会,学界有自己的联合会,城市普通平民也应该有自己的市民委员会代表其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更具广泛社会代表性和具有社会价值倾向的党派政治。地方政府的首长最终也要由人民选举产生。只有权力制衡才能让政府为人民服务,民主就是社会中的人民自己对自己负责,他们需要寻找代理人,但不要“救世主”和“父母官”。
台湾的民主实践经验应该可以供地方政治改革参考。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制约不能仅靠共产党或政府体制内的纪律检查,除宪法规定的中央权力外,中央可以利用地方的民主机制,例如新闻舆论的开放,人大、政协的公开监督、人民群众的游行集会的自由,以及具有竞争性的在野党派,洞察地方的社情民意,防止地方政府和权势力量权大势大一手遮天。
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经验可以为设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供参考。
司法改革与共产党转型
地方的公、检、法权限必须受到限制,以避免地方势力黑帮化和地方官员诸侯化。全国的司法系统应该归中央管辖,只有较短刑期的案件可以由当地地方法院裁定,其它案件实行异地审讯和异地判决或交由更高级别的法院审核裁决。中央应设立国家司法调查局,监督调查地方的司法公正。在地方的司法机关既不受所在地“党”的领导也不受所在地“政府行政”的领导。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应享受较高于地方公务员的待遇和退休福利,并受到立法保障。他们的工资和福利由中央财政保障不必经过地方财政。公安系统的执法程序需要严格规范,杜绝滥捕滥抓和暴力拘禁的现象。
中央在全国建立司法系统和公安系统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制度、年度考察制度、地区之间的不定期调动制度,结束司法为地方的党和政府服务的传统,保证司法独立和廉政,重新建立“国家”的司法尊严。
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各级“党委”成为贪污腐败传输链上的最重要的结点。无论是行政腐败、司法腐败,还是企业腐败,甚至地方民间黑势力,都可以通过这个结点关联、蔓延,一切都在党的一把手的眼皮底下发生,直接参与,提供链接,或佯装不见而事实默许。公、检、法也成为政府的工具。只有切断贪污腐败传输链上的结点才能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管理机制。共产党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就是从革命党向民主政党的转型。
共产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应在所在地重新登记为地方性的政党,其党的活动经费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要切割清楚,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共产党的党务干部编制不附属于政、企、事业单位。共产党回归到民间社团的身份地位后可以争取继续执政,但从政的党员必须接受一般公务员所需接受的监督、考核,没有其它特权。共产党不是“领导”政府,而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法律、法规,并通过自己的从政官员执行这些法案、法规。政府行政系统实行首长负责制,不再允许有党组活动。
社会的民主化需要更多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例如:基层人民纠纷调解,人民选举动员,食品价格和安全调查检验,社区街道安全监控,城市无家可归和乞讨人员的安置,对无依靠老年人的福利服务,城市交通、饮用水卫生与空气质量的监控,等等。这些社会工作完全可以动员民间自发筹资组建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进行社会自我管理。而司法改革和共产党的转型可以释放大量冗余人员进入社会自理系统,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
共产党中央机构要过渡到国家中央机构,统一掌管军队、司法、外交、以及国家大法的立宪、修宪、行宪,和护宪。国家应有独立于地方的中央财政和中央掌控的国土资源和企、事业单位,以确保国家事务的执行不受地方利益操控。
中央还要通过法律规范监督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投资、贸易、文化等往来事务和纠纷处理。中央应鼓励和扩大内地省份和台、港、澳的投资、贸易、文化交流,为在“共和”体制下处理地方与地方的关系积累经验。
人大与政协改造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能和人员组成需要大幅调整,以确保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代表可由各社会阶层人民各自直接选举产生,其代表名额既应包涵社会各界人士也应体现各个界别的人口比例,以保障各界人民,特别是基层多数人民,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由党派、社会利益团体、政府三方推举、协商确定,而非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成员涵盖党派、社会团体,和政府代表人士,及社会学者、经济专家、法律专家、前政府部门官员和具有社会治理经验和社会、法律知识的各界人士。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当选标准和当选程序应由宪法明确规定。
人民代表有法律的提案权和表决权,而政协委员有对提案进行复议和起草立案文本的权利。任何来自人民代表的提案应转交政治协商会议审议,通过对提案的分解、整合,协商,投票确定立案的文本。政治协商会议表决通过的立案文本可以被视为能够被社会现实所接受和被执行的人民意愿,但是立案文本最终还需经由人民代表一人一票投票决定是否通过,或再次提交政协重议。政协委员本身没有提案权,所有的提案均来自人民代表,所有的法案均由人民代表投票确认。
“人大提案—政协立案—人大表决”的决策机制可以极大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尊重多数人民意愿的同时避免民粹主义的泛民主倾向。这种做法是用透明的法定的社会协商机制和表决机制代替共产党的内部协商决断机制,共产党不再“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而是通过自己的代表和委员在立法机构推动立法。
政府的经济和民生发展规划和实施结果(包括财政预算和结算、人民集体所有资产的管理状况)必须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人大和政协应有自己的独立的财政与法律咨询常设机构和常设的委员会,使其有能力对政府的作为进行审核和监督。人民代表有自主听证的权利,可以直接听取当事人的申诉和作证。人民代表与人民联络和行使审核监督职能的事业费用之来源和标准应由宪法条文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津贴也应由宪法条文明确规定。
人民代表的名单和政协委员的名单、简历,及其联络方式要向人民公布。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提案以及对政协提交的立案文本的投票情况都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中公布。政协会议对人民代表大会提案的协商过程、起草的立案文本,以及向人民代表做的解释性意见,也都要在政协会议公报中公布。
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央宪法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依循宪法程序运行,不受任何政治党派的领导,不受政府行政的领导,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约束。
启动政改
政改的目的如果是走向人民民主,必须一开始就要动员人民,而不能让少数权贵化的“先进分子”掌控改革的方向。中央可以做的事是:
(一)以国家名义平凡六四、法轮功,政治异议人士,共产党非此不足以表达自己的转型诚意并争取人民的期待。
(二)公开正式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司法属性,整顿公、检、法系统建立直属中央的独立司法体系,结束司法为政治服务的传统,重建国家司法尊严。
(三)公布、签署、立法通过与联合国一系列重要文件(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反酷刑公约,反腐败公约,等等)相关的法律文件,并在广播、电视、平面媒体,以及出版物上大力、持久、广泛宣传。让人民重新认知“君轻民重”,“以民为本”的现代版阐述,让人民懂得行使自己社会政治责任的必要和可能。中国人民不会拒绝自己的权利,也不会拒绝与国际接轨的国家现代化道路。
(四) 开放新闻舆论和出版自由,保障律师、记者,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实施基层(村、镇、社区、街道)民主选举和决策,实施法院公开审判和人大政协的社会纠纷公开听证制度。发展非政府的社会自我管理体系,让人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切实感知和参与民主政治实践。人民只有通过民主实践才能掌握表达、倾听、理解、妥协,和凝聚共识的能力,行使自己的责任创造现代公民社会,并享受到民主的成果。
(五)由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牵头组织成立“政改论坛”,组织高级别的学者、专家参与政改方向与路线的讨论,也欢迎海外和台、港、澳学者专家参与。“政改论坛”应该和“博鏊论坛”一样高级别化和制度化,其出版物应该在市场公开发行,用以促进人民的思考。
(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牵头组织成立“宪法委员会”修改宪法,首先删除现行宪法的“前沿”,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地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制订“政治改革目标与进程”的立法条文,规定政改的目标和进程,确保宪法过渡期的社会政治稳定。
(七)大力扶植、栽培、培训、支持中小型民营企业和个人自由经济,保证政治过渡期的民生和社会经济运转。
中央需要在地方公民社会成熟时放弃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国家组织原则,在国家级别实行人民民主程序,并实现军队国家化,确立经济自由、人民民主、地方自治、中央行宪的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化国家体制,重新塑造“中国”。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实践这些关系的法定程式,都可以被解释为现代版的“礼”。
共产党是放弃中央集权一党专制实现党和国家的转型,还是把中国带入内乱最终被历史抛弃? 新领导人正面临生死的决策。他们必须一开始明确无误地公开表明人民民主的政改目标,如果继续使用“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类含混不清的概念,继续以“光荣、伟大、正确”自诩,甚或继续使用“帝国主义分化、西化中国,亡我之心不死”之类恫吓人民的语言,中国老百姓可能不会再有期待。共产党领导人需要明白,它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垄断“人民”和“国家”的名义。
世界与中国
中国现在分享的世界资源与人口国力不符。无论中国是在共产党政权下实现法西斯国家的崛起或者在民主制度下出现大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国都要扩张世界资源的享有份额,民族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共产党法西斯政权下出现的国家利益冲突可能失控导致国际战争,中国民主政权下出现的国家利益冲突却可能通过妥协解决。但无论如何,世界终将对中国让出更多的世界资源份额,除非人类开拓了新的取之不尽的能源、矿产、和市场。
从自私的民族利益出发,世界强势国家是希望中国继续愚昧无知和不断内耗从而延迟民族崛起的时日好呢?还是促进中国接受现代进步的价值走向民主共和的稳定发展之路好呢?这应该是国际强权反复权衡的战略。这种战略显然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走向,如果中国人没有醒悟,他们将继续走基辛格外交路线通过安抚收买“独裁政权”获得自身的利益;如果中国人已经醒悟,他们将鼓励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人民可以和世界充分自由交流而不会因为国内政治煽动而对外仇视的民主国家。
今天的中国显然正在觉醒。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现自身的问题正在摸索改进治理这个国家的路子,它有足够智慧对付党内分歧和政权危机,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实现自身的改造是个需要它自己回答的疑问;中国人民在思考中国的问题,但是能否有信心、勇气和智慧承担自己的社会政治责任,也是个需要他们自己回答的疑问。
世界和中国的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激烈调整的时期。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关系调整将是快速而渐进发展的。在中国真正强大之前,强势国家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多种外交手段可以与中国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打交道,而中国共产党人随着世代更替也可能变得比较成熟而比较愿意接受世界的潮流。
天佑中华,天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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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政改之路(一)
传统道德与政治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无为而治
地方自治与民主
司法改革与共产党转型
人大与政协改造
启动政改
世界与中国
传统道德与政治
中国人有古老而经久不衰的哲学,那就是“道”和“儒”。前者来自“老子”的论述,是指万物运行所遵循的“天”的规律,是“道可道,非常道”的不可言明的“天理”。因为道学的抽象与超脱,道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占据最主要的地位。孔子发展了一套以“礼”为规范的儒家“仁政”学说,认为社会政治中的人的行为举止必须合乎自己身份的“礼”规,君为君、臣为臣、父为父、子为子,夫妻相敬如宾,只有如此方可“国泰民安”。这被中国人认为就是社会政治中的“道”。历代皇帝都自称为“天子”,即“天道”的代表。推翻昏君的叛党自称是“替天行道”,当他们打下“天下”自立朝廷时,也以“天子”自称。
老子的道教和孔子的儒教在中国相传数千年,由“道”和“儒”衍生出“忠孝”、“仁义”、“诚信”、“睿智”、“谦逊”、“节俭”,等等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表现在朝廷体系内部的君臣关系中,表现在民间帮派的内部人际关系中,表现在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关系中,表现在农村的宗族内部关系中,也表现在民间利益交往的经济活动中。这样的状况延续上千年,直到近代,随着工商资本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入侵、满清王朝统治走向没落,现代有为青年才开始批判孔子的“君臣父子”,追求个性解放和社会革新。
佛教在中国也有极大的影响,有士大夫阶层钟爱的“禅宗”派和在社会中更多实行的“净土宗”派。因为中国文字繁复的原因,实际上传播佛教的不是经文而是被文人传播的各种鬼神故事和雕塑艺术,大多数老百姓将各种佛教故事和道教故事混合形成一种依托佛、神、鬼怪的“好有好报,坏有坏报,现世不报,来世有报”的理念。道教理论中的“天命”和佛教哲学中的“因缘际会”是人不可知不可违抗的“命”,而佛教和道教的实践则提供方法让人可以通过“求神拜佛”在命运中“消灾避祸”,“保佑”升官发财多子多福。
但是儒教影响下的中国人并不坚守经文中的“义”,他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不认为自己有“自私、贪婪、残暴、虚伪”的“原罪”,因此他们总是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各种符合道德的解释,即使杀人放火也是因为对方为“天理不容”和自己在伸张“正义”、“替天行道”,或“阿弥陀佛,超度他吧!”。如果他们无法解释自己的“罪过”,他们就会用“好心办坏事”、“人之常情”、“为形势所迫”,等等人性自然的理由自我宽恕。中国人不会有太多的负罪感,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中国是一个“德治”的国家不是“法治”的国家,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寻找道德根据就好比西方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法律依据一样。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极其“好面子”,极其“虚伪”,而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之所以需要法律约束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修养”。然而,西方的法律是可以形诸于文字约定的,而“道德”除由“礼”来规范外,是属于每个人心中的事。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灭孔的朝代,那就是历时四十年的短暂的秦朝,和历时三十年的自比现代秦始皇的毛泽东朝代。孔子周游列国时强调“仁政”,并没有主张国君从事暴力战争统一天下,它的主张是通过“礼”实现天下太平。但是秦始皇通过暴力战争兼并六国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大业。毛泽东自诩“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实现伟业的方法也是暴力,并且声言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因为秦和毛都崇尚暴力,所以他们都要“焚书坑儒”。然而暴力不是中国人理念中的“道”,明君的“王道”才是“和谐”的,才是合乎“天意”的。
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接受了毛泽东,是因为他以“革命”的理由造反和以“革命”的理由实行社会改造,而这个“革命”就是“替天行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革命年代经过大浪淘沙筛选出的领袖和开国鼻祖,至今中国共产党不敢也不愿意和毛泽东划清界限。邓小平是毛泽东主义者,尽管他坚决推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竞争,但他和毛一样抱持自秦始皇开始的“天下一统”的理念,通过中央高度集权和一党专政实现自己认定的“天道”,不惜行使暴力镇压人民的任何异议。这种“天道”被说成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但是这种“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从来没有被民意普遍确认,其代表性也从来没有真正被人民以任何程序授予。儒教影响下的中国人并没有自己凝聚民意和通过程序授权的习惯和想法,尽职做好“臣民”就是中国人的“德”,“平天下”的任务则交给“天降重任于斯”的“天子”。“民族振兴”也是近代中国人认定的“理”,他们将这个使命交由共产党来行使,而不是自己去承担社会政治责任。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尽管共产党不断吹嘘自己的“政绩”,也不断通过“落实政策”文过饰非圆自己的“罪过”,但事实是:不明智无远见的社会管理方式使得无论毛泽东的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邓小平在“四项基本原则”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造成极大的社会内耗,不断地自我创造和自我再破坏。中国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一个多世纪后仍然处于世界的边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和世界领袖共席,但是“中国人民”仍然没有“站立起来”,中华民族仍然没有能够真正“跻身世界之林”。
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造成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分化,有城市与农村的划分,城市社会阶层的划分,地方区域的划分,国营经济部门的划分。共产党本身也分解成通过权力为自己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多个集团,它们是:代表“共产党领导”的从中央到基层的书记、副书记以及各级组织部、统战部、中宣部,等等党务部门和共青团部门的干部;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从军队将领、政委到公、检、法的武警、民警等等“手握枪杆子”的干部;代表“社会主义”的遍布全国的国家企、事业部门的领导人(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国营企业的总裁、股东、经理都享有国家干部的级别和待遇);此外还有代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小电视台、广播电台、平面媒体,和各出版社的领导,以及在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和高等院校中专门叙述、发展和教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专家学者们。“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邓小平向这些党内干部作出的承诺,承诺改革开放要保障他们的地位和利益,非如此他的改革开放路线无法在党内得到支持。但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分赃不均,导致组织部买官卖官,军队走私军火,公检法警匪一家,教授学者指鹿为马满口胡言向权势乞讨献媚。这些八仙过海各显其通的腐败乱象令世人张口结舌。
共产党的威信扫地还因为共产党在短短几十年内做了太多伤害中国人民的事,“反右斗争”封锁言论自由、“大跃进”导致全国性普遍饥荒、“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残中国传统文化、89 年动用军队向“六四”民运学生开枪扫射、99 年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全国性的抓捕迫害、几十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恩威并施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和军警镇压,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官员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漠视,等等。
共产党通过一次一次的事后“落实政策”缓解社会政治压力,但是一次一次使用中央集权一党专政强制推行事后被证明不明智无远见的社会政策,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党本身已经无可挽回地不再被视为“光荣、伟大、正确”和“大公无私”,他们被自己创造的历史还愿成人而不是“天”的使者。如果共产党改革派现在对“六四学生”和“法轮功学员”落实“政策”,今天的中国人大概不会再次欢呼“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国面临历史性变动的真正动力,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入自己最后的宿命或者被历史抛弃或者被迫实现自身的转型。
大量的老照片、电视剧、回忆录、还原历史真相的研究报告都显示中国人再次回忆清末明初的理想。年轻的作家韩寒仅仅因为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和修表业主对客户的体贴备至而将台湾描绘成“世外桃源”一般,他没有说的或不知道的是,台湾公民社会的形成也不过是二、三十年内的事,那是台湾民主化的成果。现在的台湾“阿公阿妈”们可是对老蒋总统时代的“白色恐怖”记忆犹新呢。小蒋总统被视为对台湾进步贡献最大的一位威权人物,不仅因为在他任上台湾经济开始起飞,而且因为他“替天行道”开创了台湾走向民主的道路。
“政治改革”和“党内民主”已经在共产党内被提上议事日程,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普遍接受了抽象的“普世价值”的理想,而是因为“不改不行”。这件事不仅仅涉及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而且涉及整个民族灵魂的价值观,涉及“天崩道毁”的问题,兹事体大矣。
无为而治
现在中国人民在思考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也已经发现自身的问题,事实是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已走到不得不改的地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共产党官员也是利益集团,但是共产党官员的利益不管是正式的职务工资还是其他福利待遇,都由中央明确规定和计划分配。但是在市场经济下中央集权制度给自己带来极大的被动——社会主义的大国企和地方政府可以向中央无休止的索取而不必自己承担责任,中央政府因此被权贵势力勒索和绑架。
地方官员由中央指派而不必直接面对地方的草民,因为人民代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地方的党政官员,政协委员是地方的少数社会精英,政府只需对这部分人提供特殊福利政策照顾就可以了。农民、工人,和城市普通市民并没有参与政治的直接渠道,他们现在享有经济自由的权利但是没有捍卫自己权利的政治手段,最后因制度化的不公平竞争而处于被权势利益集团宰割的地位。政治制度不当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和社会阶层的对立。
地方财政由中央划拨,工程项目经费由隶属中央的国家银行贷款,地方政府事实上无需自负盈亏。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却可以在拨款或贷款中挪用贪污,并与承包商人勾结收受回扣和贿赂。豆腐渣工程的受害者首先是民众,其次是中央财政,因为地方政府在为豆腐渣工程和环境破坏收拾残局时可以再次申请项目向中央要求拨款或贷款,然后继续不负责任地挥霍。地方政府没有必要的资源和财政权力也就没有责任做到自负盈亏,这是资源分配和财政金融制度不当造成贪污腐败的结果。
土地为国家所有但由地方政府管理使用,出售土地使用权就成了地方政府的敛财渠道,政府官员可以从中收受贿赂和回扣,而土地开发商则高抬房价从中收回经营“成本”并获巨大的利润,受害的是城市居民。城市征地涉及市民的搬迁,由此又产生“要致富,等搬迁”的“刁民”,但是巨额搬迁赔偿费到头来还是加在了老百姓的房价上或记在国家银行的坏账中。农村的耕地使用权为农民集体所有,但是由于城乡贫富差距悬殊和农民子弟进城务工,地方官员乘机出售农民的耕地以渔私利,当失业工人回乡时已经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土地所有权不当使房地产业绑架了政府和国家银行,发展成经济中的恶性肿瘤。
薄熙来可以通过自己的势力从中央得到巨额拨款或贷款而不必担心无力偿还。他可以为关系人的亲友提供各种建设项目中的肥缺,和提供贿赂和回扣等等贪污资金为自己在中央各部门开路。浙江的民间富商王英案件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并没有债权人对她提告,她也有多个不动产足以偿还账面上的债务,但是她先是被黑帮绑架勒索,投诉后又被地方官判处死刑,经过上诉后被最高法院发回重审,至今案情没有披露。可以相信这是一个涉及地方官员挪用公款和不明来路赃款参与地下钱庄放债牟利失败的案件,全部案情就和薄熙来的政治谋反案一样无法公开审理,地方官员在案发后不处死王英就会自己进大狱。薄谷开来也是“不得不”处死英国商人,宁愿铤而走险。
蒋介石的军统、中统当初无法解决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现今的中共领导人更无法通过纪检机关解决共产党政府官员的腐败。中央政府要想不被权势集团和地方势力勒索和绑架,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地方政府承担起自己的地方经济和民生发展的责任直接接受地方人民的委托和监督。中央只要不以“天道”自居,不对地方事务包办代替,就完全可以通过“地方自治与民主”做到“无为而治”。
—————— 待续
评论里有个五毛上窜下跳的 感觉又滑稽又可悲。
什么是魔, 这就是, 当然还只是一个小喽罗而已, 一个喜欢意淫自我麻痹的喽罗而已; 但是, 中共的邪恶魔鬼本性已经由此展露无遗 。
好吧, 既然是魔, 下场是什么, 就不用我说了。
我只想对那个自作聪明张口闭口“厚黑无敌”却失败得只能当五毛的二笔说一句:“滚你妈一边呆着去”!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是啥货色, 还好意思班门弄斧叽叽歪歪个没完。 你就一个现实中的失败者, 一个给脸不要脸的婊子, 却乐此不疲地给嫖客歌功颂德、摇旗呐喊! 是啊, 嫖客多厉害啊, 功夫了得啊, 让你如此沉醉不已。下次再给嫖客叫好的时候, 别忘了你真是被嫖客压在身下的婊子, 别不承认现实, 自我逃避自我麻醉没用的。
何老师的结论是让人沮丧的,等待又一个第三帝国
忍不住冒个泡。首先谢谢何女士以前写的书。
个人认为,能改变中国的首先肯定还是要开启民智,一切只可能从年轻人开始,他们也是最有动量的。如果能有效开启几批年轻人的民智,比如至少25年,渐进式的变化将会带来一个动量加链式效应的效果,然后才可能谈中国的变化。
现有中国社会造就的人,如文章所说,没有合适的土壤。在现有土壤上是无法作出真正积极的变化的。所以,能够做的不是去改造现有土壤,而是培育新的土壤,当新土有一定积累后,才可能种下中华脱胎换骨的种子。不过这既不是现在执政党想看到的,也不是其他国家,如美日俄等愿意看到的。
做全世界的奴隶,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当今中国的末世景象,元朝、明朝、清朝何其相似?而现在的当权者和依附知识分子想的都只是在体系里捞特权,结局必然是舟覆人亡。“文人误国”所代表的思想,就是中国近千年来这种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坚守,脑子里只有一片虚无主义和“现实主义”人生观。这种赤裸裸的无神论和个人主义的泛滥,才是中国文化悲剧的总根源。不错,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就有阴谋,就有杀戮,就有剥削,就有压迫,只不过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但是总有个杀人数量级和道德底线的区别吧?远的就不说了,从AB团、三反、反右、文革、大跃进到六四,其中包括多少真正的“吃人”和屠杀故事,恐怕不是欧美、日本甚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容易找的的吧?我不否定某些国家富足和自由至少部分来源于其在全球体系的优势。那么为什么正是那些在内部首先建立提出和现代政治思想、制度和伦理的文明和国家,最终有能力在思想、技术、国家实力方面站在其它人头上呢?他们主流社会对人性和政治的看法和做法,是不是跟“文人立国”一样呢?为什么那个号称天朝的大国,在蒙古入侵后折腾了近800年,在政治伦理、制度建设甚至思想文化的诸方面还毫无进步呢?(如有兴趣,可以参考宋朝的政治和法制史)为什么很多知识人都是一副市侩+奴隶+暴民心态,而且相信其他人也必然如此呢?
看到你说中国现在是末世,我忍不住笑了,国家现在是存在各种矛盾,但是离末世实在太遥远了,现在中国大体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国家对经济又有很强的控制力,现在大多数老百姓还是很满足于当前的生活现状的,他们所召唤的不过是几个清官而已,所痛恨的不过是种种腐败,这种痛恨,并不是建立在对行为本身的不满,而是自己不能获得种种特权的不平衡罢了,而且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没有人会轻易冒险做任何傻事的,何况,不论是什么制度,当不了特权阶级,都是被压迫的,与其赶走一只饱虎,换来一只饿狼,还不如保持现状,养着这只饱虎。至于你看不惯这个国家的各种行为,你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何必为了你看不惯的国家费心费力呢?最后我想提一点,现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强大,绝非制度原因,这是几百年来对外殖民与侵略所打下的基业,而中国,没有参与过殖民,作为一个被殖民那么多年的国家,能发展到今天这步,不是奇迹吗?难道不是这个制度的成果吗?可以对比一下印度,拉美,他们也是采用你们所向往的制度,为什么还是很落后,一些南美国家可以说是很乱,如巴西。从这点可以看出,中共有着高度的执政合法性。再有,中共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从何老师能跑到美国去,就说明中共比以前明显进不了很多。一个国家的制度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是经济形式的体现,不可能因为理性上认为不合理而发生变化,只有在经济形式改变了,文化改变了以后,才会发生转变。
文人误国,你看来应该很欣赏傅高义这种学者了。人已老,本国用不着了,于是跑到彼岸的中国去拍当权者的马屁。这在你眼中才是聪明人吧?去对照一下,是这位洋老头聪明,还是你聪明一些?
溫飽問題是最起碼的人權問題。你誇耀的吃飽了,到底是不是這麼回事?姑且不論!單單你看看大陸老百姓吃的都是些什麼?地溝油、毒奶粉、工業酒精勾兌的假酒、蘇丹紅、黑心饅頭,喝的是被污染的飲用水。這是給人吃的東西嗎?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得了慢性病,卻沒有條件得到有效醫治。即使咬咬牙不怕被宰,去了醫院,也受到的是醫院方面大夫蠻橫粗暴的對待。宰人的小刀磨得的飛快,不盡可能最大限度的榨乾病患決不罷休。大夫每個月都是按績效分紅的。我說的這些你都可以實地去了解。這些血淋淋的現實不是你所謂的“现在中国大体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吧!是否可以解釋為:為了減緩人口壓力,又發明的一種除了計劃生育以外消滅人口的新方法呢?另外中共的問題不是飽虎或者惡狼的問題,不是這套嚇唬百姓“虎去狼來”的說辭,能夠挽救其注定滅亡的命運的。“公正”、“自由”“民主”這些詞彙的本身,誠然不具有什麼固化的含義,但對於這些事物的追求、探詢,卻是這些美好概念愈久瀰新的動能。而這一切,我個人理解都是在過程中實現的!“否定之否定”,“否极則泰来”,陳舊的、腐爛的必然要被新生的有活力的取代,這才是用真正發展的眼光去看待問題!體制是為人服務的,當一個體制墮落到了,絕大部分人為極少數暴政者的窮奢極欲買單的時候。這種私慾膨脹發揮到極致的剝削體制就必然會走向覆滅!因為沒有這個義務,也沒有這個責任去供養着這八千萬只會頤指氣使把民眾帶向苦難深淵的鞥臟、下流、污穢、低級的不勞而獲著者。自從有了人類文明,這方面造物主和歷史上的諸多先賢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示,這不是那個成天咋呼着“人定勝天”的馬戲雜耍班——中共所能理解的!
我们看问题时,不能一味的横向对比,还应该有纵向对比,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就一定是制度的问题,一定是执政党的问题,一定是文化落后的问题?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从今天的情况看,一切都有进步的趋势,为何一味的看到问题,而看不到成绩呢?推倒重来,还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难道就是民运分子所期待的?米国希望我们呢搞民主,真的是出于一片好意么?米国对中东国家的所作所为,没有看出一点点的好意在那儿,倒是看出了背后强大的利益驱动,那是不是要中国搞民主了,就是想最大化米国在中国的利益呢?如果利益大于当前,那这个利益由谁买单?好好思考下这些问题吧,不要那么容易被人忽悠和煽动了!
首先很高興和您對話。您的語言組織能力以及思辨能力都很不錯,雖然我們觀點不同。但這並不妨礙,我對您的讚美與欣賞。
並不是在和那種制度比,也不是羨慕別人的制度。而是在中共的統治下導致大陸的生存環境每況愈下,使人忍無可忍!中共在大陸搞各式各樣的信息封鎖,民眾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並不多。一般百姓怎麼會有時間金錢去到境外去體驗其他國家的生活呢?所以不存在什麼受米國誘導的問題。而且輿論傳媒都掌握在中共手裡,您說的什麼受米國誘導,根本就不可能的嗎!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論述法律應如何與政體相適應時曾說:專制國家中最不幸的,就是那些君主自己從事買賣的國家。專制體制作為專制者你對民眾慷慨也行,但是中共是權與錢一起抓,兩者都要,兩者都不想放手。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問題就會越來越打啦。魚跟熊掌不可兼得,兩者都要的結果就是,到最後就很可能會在民眾的反抗中導致中共二者皆得拋。最後我想說一點米國佬其實不聰明,若以米國所能充分利用其中共授之以柄的軟肋,只要下定決心,誅其一點,奮力一擊,中共就很有可能遭遇滅頂之災。美國佬看不到也沒想到這一點。這一點是什麼,我也不想細說。大概西方人直腸子,腦子不會拐彎的緣故。或者真是其民主制度美國的決策層形成掣肘,美國在東亞問題付出的遠遠大於其回報。
共產黨是慢刀子殺人啊!現在不搞屠殺了,改成毒殺了。
把食品弄的人都不敢吃,慢慢就快他媽把人餓死了。共匪一日不除,人類永無寧日。我們只是活在大陸這塊土地而已並不是生活在這裡。這裡沒有生活,每天只是在惶恐中掙扎,當局一味愚弄與欺騙。上個網都要受到當局的嚴密監控。在大陸的網絡上管控很嚴,現實裡對人的管控更嚴。在這裡一切都沒有產權,房子政府想拆就拆,人想抓就抓。中國大陸一個百姓的生命在中共看來一錢不值。能力是狗屁、勤奮也是狗屁,這裡只有人際關係還有要跟共產黨搞好關係這兩點就可以讓一個哪怕白痴飛黃騰達。中共搶奪人的一切資源,有形的也好無形的也好,都是黨的,因為他們手裡有槍桿子。
何老师三篇连续分析中俄和民粹民主的文章非常精彩,读后受益匪浅。除非有一批美国建国时那样的英雄们出现,中国的走向看来并不乐观,新独裁很可能到来。就是薄熙来回不来了,可能也会换个名字重现。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的就是,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你们认为是不堪的东西,人与人之间那种复杂的斗争方法,厚黑学,那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先进所在,因为所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最终都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而人这种动物又不是纯理性的动物,能了解人,利用人,打击人,这才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东西;国外的文化在这方面比我们要欠缺很多,这样的行事方式,处事哲学,在未来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中,很有可能能推广到全世界。
你的意思是,中国精神将污染世界。还好,我这一生可能不会看到这一天,西班牙等国已经在骂中国猪了。就留在中国害自己吧。
朱厚泽先生曾说:中国模式千万不要推广到世界,就害中国13亿人够了。他老人家宅心仁厚。你怎么净想些祸害人家的事情?
未来资源将会极度紧张,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乃至斗争会成为主流,靠民主,靠宅心仁厚是不能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的,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国家和个人,将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就等着看这种模式的成功吧,多说无益!
你在此尽说些共产党心里想的,但不好公开说出来的话,虽邪恶,但也痛快,能让人看得更明白。
谢谢,还算是有明白人啊!
“文人误国“恐怕还不够在大内玩厚黑的资格,不过看看热闹而已。
你说错的地方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本来哪儿都有,唯独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全是阴谋诡计,从大内到一个小小的科级单位。看来“文人误国“也不是这种阴谋诡计政治中的成功者,否则你怎么不好歹挣一个科处级身份出来显摆一番,还穿个马甲遮住真身干嘛?
阴谋诡计不止存在于共产党好不?全世界的政治,无一不是黑暗的,政治家所进行的言行,有几个人能读懂他们的真正意图,又有几个人能看出他们到底代表着什么的利益。对中国政府不满,只不过是你们在国内,能知道更多的丑恶现象而已,对于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了解,你们还停在人云亦云的态度上,对国外的各种丑恶完全无法知晓。中国人那么会玩阴谋诡计,照样被美国政府玩得团团转,这只能说明美国人的大金融家,政治家,在阴谋诡计方面远胜于中国的政治家们。这个争斗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不是一个政党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存在于人性之中的,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就有阴谋,就有杀戮,就有剥削,就有压迫,只不过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美国的民主,美国人的幸福,那一项不会建立在别国的痛苦之上的,对美国人的压迫少了,对全世界其它国家人民的压迫就多了,难道这就是你们所向往的制度?
“文人误国“终于露了五分之一的真实面目,原来是个海外五毛。
不过,党国有个制度,五毛在海外暴露身份后,就不再发赏供养。
请不要随便给人扣上五毛的帽子,每个人都可以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有所支持有所反对,我承认我混得不行,但我是在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去想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这个国家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认为作为一枚p民,不管是什么制度,都不会有好结果的,与其做梦不如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总以为自己能看透政治,看透现状,却不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能从这样的体制里面捞到特权,不要告诉我什么良心上过不去,什么道义上过不去。中国不是没有自由,只是你没有自由罢了。在中国,有头脑的人最容易拥有各种特权,有了特权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享受充分自由,难道你们就不想成为那个有特权的人,不想看见广大屁民被你们压迫,被你们奴役,不想看到你么高人一等,你们的子孙后代高人一等?我看你们就是能力缺了这么一点,玩不过别人,才在这儿空谈,才会奢求所谓的平等自由。没有绝对自由,想要自由,就要去适应社会,适应政治,而不是去想为什么这个制度不行,为什么没法改变这个制度,那是弱者的想法。有空在这儿发牢骚,不如研究下自己怎么做人上人!
所以愚人就是愚人,在卖弄愚蠢的同时还自以为高明。也许人人都有邪恶的一面,想要成为统治阶级,享受特权,奴役别人,让自己为所欲为。可是从古至今这样的统治重来就没有长久过,而其后对于统治者的反噬都远远超过其能获得的利益。在过去由于社会发展缓慢,矛盾的激化比较滞后,愚者们也还可以鸵鸟地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而且,即使这样说这话的人的后代也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何况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之快,被压制在底层的不满没有合适的渠道释放的情况下,无论爆发的速度还是爆发后的破坏力都远超过去,继续秉承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获得利益越来越少,付出的代价却越来越重,穆阿迈尔上校为了做了几十年皇帝,也落得惨死下水道。聪明的人正是看到这种的为了短期利益而不择手段的“投机”方式的愚蠢,才试图建立起民主宪政,一个相对公平稳定的制度,能让各个阶层都有稳定的长期利益。所以,如果觉得自己确实天纵英才,而且一人吃饱全家不顾,子女后代什么的死活与己无关者,可以尽情去争做“人上人”。只是别到竹篮打水一场空时,再嚎啕大哭才好。
说这个话的人一定不是统治者,一定是个loser,一定是活在自己梦里面的,所谓聪明人,必然是能顺势而为的人,不是想着如果什么什么,就好了的人。现在的势就是这样,在中国文化里面,如何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获得成功,不论投机也好,负尽天下人也好,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两种,不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看看我们的历史,能留名青史为大家所熟知的人,除了顺应当时的情势,为统治阶级尽忠职守的人,并从中得利的人;就是把自己推上最高统治阶层的人。没有一个名垂青史的人,是跑到一个当权者管不着的地方,去空谈政治,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做春秋大梦的。你们在抱怨制度的时候,就是一副怨天尤人的表情,没有一个人从自身找原因,没有人去想为什么现在的制度下那么多人成功了,为什么自己却沦落到今天这一步。我相信,你们所看到的问题,绝对不是当权者看不到的,当权者的智商,肯定不会比你们低,要不然,现在怨天尤人的,就不是你么这群loser了!
但愿“文人误国“将来有把握不成为loser。不过,看起来不容易吧。那些在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们不是正在把子女亲属安排到海外定居,同时把大笔钱财转移国外,不也是害怕成为loser吗?谁在今天的中国敢说,他绝对不会成为loser?前有英明领袖华主席,后有还没咽气就护不住小儿子的邓大人,更别说按“文人误国“的说法,曾经拥有巨大特权的希同同志、良宇同志、希来同志,他们还都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呢,他们应该是“文人误国“心中曾经的人上人,不过好像也难免成为loser。“文人误国“思之,慎之。
人这辈子都是会死的,归宿都一样,只是,走到这个归宿前,经历过的东西,各不相同,那些人上人曾经的辉煌,你这辈子都没法实现,只能存于想象之中,而后就转变为愤怒,他们成功哪怕一天两天,也是一种个人能力的充分体现。
象你這種出來說蠢話的人,為中共粉飾太平,強詞奪理的人更不是什麼聰明人!
你說“说这个话的人一定不是统治者”。那麼你也來到這裡說話,來幹這種所謂“輿論引導”的工作,可見你也是個給中共打雜的衙役,一個幫虎吃食的人是不可能通過幹這種活兒晉身為所謂“統治者”階層的。你再怎麼表現,也還只能按照一個個回复的計件工資標準來獲取酬勞。邪惡也還得邪惡的有品。你從事的這種勾當本身就注定你是個沒品位的人。你不只是個loser還是個“liar”,一個助紂為虐的”liar”。所謂的聰明人,我個人覺得應該是一個有眼光長遠,有大局觀的人,能夠準確把握未來的走向。象你這樣把見風使舵當作聰明的人,很難獲得任何一個統治者的信任,當然也包括中共,所以才把你派到這裡來,做這樣的事。不要動不動把這類“所谓聪明人,必然是能顺势而为的人”,“在中国文化里面,如何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获得成功,不论投机也好,负尽天下人也好,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两种,不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說辭強加到中國文化頭上,那是少數打著中國旗號的敗類的想法!
這些人代表不了中國。但是這些荒誕的怪物為什麼至今還能存在呢!也許尼采的這句話可以給目前大陸的狀況做一個註腳,既:一件事的荒謬,不能成為駁斥它存在的論據。相反,這恰恰是它存在的條件。認識到荒謬,就要修正,這是大家正在做的。請你耐心的拭目以待。
欢迎加入本党!你的宣示符合本党宗旨,即:权为己所用、情为己所系、利为己所谋。
内地固然有相当多的人渴望回到毛时代,但是也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毛、中共的罪恶。他们缺的只是导火索。
争利与争权利应该讲同时存在,这不仅在不同阶层,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但争利也容易转变到争权利,残酷的现实会给出答案:无权利,利益不保。在这个权力主导的社会,即使民主化转型,主事者一方渐进、可控思路仍旧有庞大的自我认同市场—逐步释放权利,这同样影响、甚至可操纵民心,前后通吃。结局正向或反向,是否如其所愿,殊难预料。
好文!支持民主运动,结束一党专制,实现中山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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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之邦》这组织弄的灭共东东。 下载地址。是中国人就扩散!!!!
1、两个chm文档是原始文件。其它是从这俩文件扒来的。
2、最好下载后再自建下载地址扩散。谷歌文档是https加密的,上传和下载共 匪过滤不出来的。
3、一传十,中共2014亡;一传百,中共2013亡;一传千,中共2012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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