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版最近问世。尽管邓小平的传记已有多种版本，包括邓家女公子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种“亲民版”在内，史料方面实在难有多少新发现。但因传主是世界级伟人，传记作者是曾经兼跨学政两界的大牌China Scholar，这两个因素本身就足够吸引读者眼球。最近傅高义先生因为中文版发行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些有关邓的评述，尤其是那一连串“假如”，已经让人充分感知他对传主的钟爱与崇拜之情。其中最引起争议与腹诽的就是他对邓小平在镇压“六四”天安门运动决策失误的辩解。
傅高义对中国现实政治和事理人情有自己的独到阐释。比如他认为在中国推动改革，“缺少威信不能做，缺少背景不能做，缺少经验不能做，都合起来才能做这么大的”事情，邓小平兼具三者，所以才能推动这场改变了中国的改革。这点我完全同意，以当时中共各元老的才具眼光及魄力而言，唯邓才有此胆识推动中国的改革，所以我一直说邓小平在中国同代领导人当中是走得最远的人。
傅对邓的理解也抓住了本质：“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不是意识形态专家；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领导人不同，他不认为有必要先成为一个理论家才能担当最高职位”，这话是中国知识界共识，但以下这句话比较出彩：“中共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说法，旨在说明‘实用主义’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论。”——从傅先生的论述来看，他对这种实用主义极为赞赏。我的看法是：这种实用主义最后在政治层面上形成了唯利是图、不讲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在社会文化层面将中国人导向了金钱至上的市侩式追求，颠覆了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尽管这种实用主义曾有效地引导中国走过了30来年的改革，但近年来，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政府想推广“软实力”，让全世界接受“中国模式”之时，才发现“经济利益至上”的中国价值观是如此缺乏吸引力，这不能不说是邓的实用主义“理论”带来的后果。
傅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的另一个重点是试图构建邓小平与同时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图谱，并重新审视。他列举的人际关系重点主要是邓与陈云的关系。从有关邓陈关系的叙述来看，于英文读者或许有新意。但我想，既然是一本传记，以下关系无法回避，比如邓与胡、赵两任总书记的关系，包括邓以党内低阶身份两废总书记之举的权力来源是否正当，以及由他亲自指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隔代指定的胡锦涛任国家领导人是否合适等，都需要检讨。胡、赵现在获得的评价越来越高，邓小平与胡、赵的关系包含着邓的容人之量以及他对党内游戏规则的屡屡僭越；由他来挑选三、四代领导人，撇开这一行为的非制度化因素的正当性不论，还关系到一位政治伟人的识人之能。当考虑到胡锦涛平庸的治国之才成为2012年中国高层权斗的祸源，这点尤其重要。傅高义先生对邓小平的职位与权力不相称状态试图给出自己的理解分析。如果他的分析能为中国读者（而非英文世界的读者）广泛接受，倒也算得上一家之言。
对傅高义先生在接受多家传媒采访时，不断地用不同的“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不会……”这点，我实在有点不敢苟同。我猜想，这数个“假如”其实折射了傅高义先生对中国现任领导的治绩多少心存遗憾，所以他认为，若邓小平今天仍然在世并亲自处理政事，中国就不会有如此多的遗憾了。这种“假如”的推想多少与傅先生个人对邓小平能力的过高认识有关。邓小平的局限其实在1989年处理天安门事件中已经清晰可见，是邓出此下招，不仅改变了他与人民的关系，还将自己亲手铸就的改革列车引上了一条没有出路的轨道。面对如此历史机遇都采取了错误对策的伟人，又怎能指望在行将到来的网络时代，他能够如同50岁以下的人那样理解互联网对人类的意义，并在理解的基础上把握时势？更兼邓小平设定的两条底线——“第一是中国不能乱，第二体制不能动”，前一条底线成了中共今天“民主引发动乱论”的“理论”源头，并发展出了每年花数千亿维持的维稳体制；后一条底线被当今中国“九龙”之一的吴邦国先解释成“五不搞”，继而发展成“要用法律程序将党的意志变成国家意志”。这两条底线已经将一个到处奔突着地火的中国活生生地卡在了一道生死门坎之上，水火不济就有性命之忧——怎能说坚持“体制不能动”这条底线的邓小平就能处理好今天这么多源于体制的矛盾与问题？
2002年3月上旬，我曾受哈佛东亚法律中心之邀去该校演讲，期间曾至傅高义先生府上做客。通过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傅先生对邓小平的激赏（混合着被掩饰得很好的崇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如今他表示“西方世界低估了邓小平”，我并不感到意外。也因为感觉到这点，在那次谈话中，我特别强调：我个人不认为邓小平人生最大的败笔仅在于处理六四事件，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即拒绝政治变革的“跛足改革”导致的权力市场化，才是最大的败笔。因为这一特点将改革导向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即使江泽民不需要面对权力市场化的全部恶果，他的继任也必须面对。傅高义先生认为，邓小平80年代确实是容忍了轻度腐败，但今天贪腐这么严重，“邓小平若在世，绝不会坐视贪官污吏横行，这也是中共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我却认为邓小平无法挣开他为自己及他的党所打造的枷锁：政府充当资源分配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参赛者。任何政府只要同时有这三种权力，就无法制止腐败。
在“记住邓小平”一节中，傅高义写道：“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这个“假如”的出现，与傅高义采访对象中没有社会底层以及接近了解底层的人士有关。中国的转型还处在“现在进行时”，推动中国转型的巨人的评价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所以对邓小平毕生功业，还未到“盖棺论定”之时。更何况，在胡锦涛第二个任期内出现的种种否定改革的政治动向已经非常明显。因为中国人不是一个整体，不是中国官方口中常说的集体名词“全体人民”。现实中，中国人民因为利益分化早分化成各个阶层，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只是这些诉求被当局严厉压制而已。比如近年来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群当中，除了一些社会底层成员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红二代”，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就是顺应了这种思潮。而刘源等人倡导要回到新民主主义路线，至少也算得上一种对邓小平改革路线的修正尝试。江、胡两代领导人尤其是胡，也许内心对毛的看法会不同于邓，但在治国方略上，却绝对是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格局（只发展经济，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忠实执行者，如果中国政府不控制言论，上述两类人对现实的不满，一定会溯源至邓氏改革路线，只不过批判的维度与我的批判不同：我的批判是造成中国现状的根源是中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与毛时代诀别不彻底；后者批判现实之恶，认为一切缘于邓氏改革放弃了毛的革命路线。
这本书对邓多溢美之辞，英文版问世即引发诸多疑问，比如作者对邓所行之事总站在传主立场加以理解并赋予同情（包括邓打击知识分子、压制批评意见），对中国的一切都从党的实用立场考虑，缺乏人权方面的关怀。如果这本书在2008年以前发表，或者能起到傅高义期望的“教育美国公众”重新认识邓小平的作用。可以预期，今年发布的中文版在中国朝野能够得到的好评，一定远低于作者与出版社所预期的。
邓小平的一生功业，与中国命运有关，更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及命运有关。因此，我认为，傅著《邓小平时代》固然是一本不可忽视的英文传记，但其对邓小平的结论却还不能视为盖棺之定论，邓小平的毕生功业到底有多伟大，将由中国未来的历史做证。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6月18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6/deng-xiaoping/）
邓小平救了共产党而不是救了中国，如果没有邓那么今天的朝鲜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国人民无疑会要吃更多更大的苦，但世界局势则会好得多，世界人民的未来则会更加明朗和美好。
邓小平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一手设计的当前的“九长老”制。这种格局从江时代的雏形到胡时代的完形是一种超稳定的“权宜之计”，它阻碍了很多试图越轨的尝试，使这个体制得以“可持续发展”。
“如果列宁活着，他将不会容忍这些腐败。如果毛泽东活着，对于腐败，他将不会坐视不理。”
现在，终于轮到邓小平了！这种“如果圣君、天子、大救星活着，ＸＸ问题就能解决”的期盼，这种东亚四圣教在政治领域特有的宗教期盼，让我厌恶至极。但信徒们相信，他们一定知道并能对腐败分子采取制裁。
他们如何知道谁腐败，如何知道某个指控是真的还是诬陷？他们采取行动的凭据是什么？我无从知道这一切，但总之他们就是知道了，这就是一项宗教奇迹——东亚四圣教里的偶像，个个都有超人的认识能力。
我虽然没有读过傅高义先生的书。但从何青莲先生文章的介绍，对傅先生书的观点已知一二了。傅对邓的崇拜，已经使得他不可能客观的评价邓小平和看待中国的问题了。何先生说的精辟，“邓小平的局限其实在1989年处理天安门事件中已经清晰可见，是邓出此下招，不仅改变了他与人民的关系，还将自己亲手铸就的改革列车引上了一条没有出路的轨道。”我们可以把二十三年前的中国的病症看做是场感冒（轻重另说，这里只做比喻）。今天的中国得的是晚期癌症。一个连感冒都治不了的医生，还指望他能治癌？
傅高义教授曾到我亲戚学校演讲，我亲戚提问十分制下他对邓小平作何评价，傅高义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二八开！”这个评价与大多数中立知识精英评价相符
看了你对邓小平的评述，我深感你很不了介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是如何产生的，它与邓小平如何紧密相连。中国百姓传颂两句话：“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小康社会”。我不知你对此有何深切理解。
现在对中国的掘起，西方政客与他们的追随学者，一直处于不安的心态，与中国广大人民的欢乐心态形成鲜明对比。博主对邓的偏见，只能是一种奇特心态的反映，即对毛泽东时代不满，又对邓小平时代反感，总之，你眼里的中国是很差的不可愛的，依据是官史贪污腐化，民生两极分化，社会没有民主化，这样的社会制度非改不可。你们抓住的这些社会弊端，却却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那种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的弊端，加以扩大化，于时借题发挥促中共政改，往哪里改呢？要中共接受西方民主化模式，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政党轮流执政，归结一点：想要共产党下台。我相信，只要中共那一天接受你们这些学者全盘西化的理想，到那时，你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你有否想过，广大中国百姓会选择这条路吗？据我所知，根本不可能，因为现在想要共产党下台的主要是三种人：主力是，受中共镇压的敌人及其坚持反动立场的后代。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及其追随者。另是，受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整过者，虽己平反纠偏，但至今怀恨在心的人。再是，一些在知识界居多的坚定要中国和平演变，倒向全盘西化，抛棄社会主义者。而这些人士，现在正错误估计形势，乘十八大换屆，进行了强烈的攻势，千方百计妄图搞乱中国，达到不可告人目的。
今天博主此文的抛出，集中全力向邓小平开火，也是这种政治背景下的一曲，可是这种曲调，能接受的受影响的中国人极少，能欣赏你的只能是你们中极少数的同路人。
我想戴秉国曾忠告过西方右翼势力，他宣告：中国不会走全盘西化之路，像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共的声音，不知你听后怎么想，会对中国改变自己主意吗？我期望你能转变右的立场，与中国广大正义的愛新中国的百姓站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出力，别再为资本主义效劳，至少不要再沫黑中国的领袖人物，人各有志，但要和谐共处，和平竞赛，少一点攻击，多一点包容，让事实來判定错对，相信极大多数中国人，受过殖民地痛苦生活感受的中国人，他们选择中共，选择走自己的路不会错。
最后，我要说，邓小平虽己故世，对他的定论，敌人是永远不会有好评价，甚至他们一旦上台，会对邓鞭尸而泄愤。而热受中共、愛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是一定髙度评价邓小平功绩的，这就是爱憎分明。你的蓋棺未定论，完全是虚伪之词，你内心早己暴露无異，何必再遮蓋一番呢？
宗棠老人，你这思维与语言范式，应该是毛粉才对。
何先生批评邓氏改革不是一天两天了。她的《现代化的陷阱》就指出权力市场化对中国的危害，如今不是一点一点全都被现实验证了吗？她也未否定邓小平，在南巡讲话20周年那篇文章里讲得很清楚。
一篇分析一点局限的文章你就受不了，还是去看人民日报吧。那里的文章每篇都让你这号“热爱领袖的中国人民”感动莫名，何必费那功夫翻墙呢？
当然，如果你是因生计所需，又当别论。
晚生觉得何女士所说的“功业未到论定时”，并无不妥之处，何以令阁下如此震怒，甚至将之归入破坏“中国崛起”的力量？邓公虽然没有看到中国大陆之今日，但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已然留下了若干值得后人重视的担忧，而这些预警，难道不是研究“功业论定”的依据？难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有时间限制？兹摘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内的三个关于“如果”的论述，用来说明现时仍有继续论证邓公功业的必要。“如果”之一是“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11页)；“如果”之二是“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1页)；“如果”之三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208页)。所以，阁下无须再“论定”的说法，很有可能抹杀邓公遗著的功业，这比说一个外国人的著作不能盖棺定论邓公，更具破坏力。不是吗？
西方民主社会每隔几年进行一次选举运动，把一切都放在阳光下，防止社会发霉变质。
如果从共产党的角度看问题，毛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在现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每隔几年来一次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是必要的，因为人是可以蜕化变质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否则必然会臭气熏天。当下情况正是如此。
这种社会运动与西方民主社会的选举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选举运动是依法有序透明的，而我们的社会运动却相反。这是这个制度的先天疾病。
何博士所言是持平之论，我很赞同——一直以来都很爱读她的宏文，深刻而又易懂，不摆架子、不卖弄学识，不咄咄逼人，使我受益匪浅！
向何博士致敬！
我觉得邓的实用主义实际上就是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他率先把儿子送往美国留学（后来的高官都学他这么做）就是对西方世界和西方发展模式的认同，邓还说：如果人可以来世再生的话，他就选择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邓的“富裕国家的公民”就包含了普世价值观，就等于他是在说，等他来世再回到人间的时候，希望能看到自己的国家变的也像美国和日本那个样子。还有，我也并不觉得邓会坚持搞一党专政。邓拖延政改、镇压六四，目的是要保证他和他的共产党同僚们，以及他们的家族、后代的绝对安全，所以他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其目的是想找到一条由统治者自己促使自己和平演变的道路，可是这样的路除了他以外，他的继承者却没有他的胆识和智慧能够找得到或走得下去。所以我也认为邓如果能活到今天的话，中国的政治改革决不会像今天这样停止不前。
还有，邓的真实思想一向藏得很深，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并不一致，这一点毛看得很透，当年毛说他想搞复辟资本主义一点没有说错，邓在骨子里的确是想复辟资本主义。邓虽然也搞过批自由化，讲四个坚持，但那不过是他的临时策略罢了，他只是不想让共产党一夜间就倒台，因为他认为那样他和他的党同僚们就会被清算，国家也会大乱。他的想法是；在他的掌控下先发展经济，先改善民生，走一步算一步，若是他看到今天阻隘中国进步的正是一党专政，他一定会所动作的，只可惜他没能活到今天。为了避免东欧的那种巨变，为了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让他保留下了这个党，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当他死后，正是这个党才是对国家和民族进步的最大威胁。
同意laodiaoz的说法，老邓不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更应该是一个坚定的资本主义者。
另外纠正下何清涟老师的说法，
胡耀邦赵紫阳胡锦涛都是邓小平唯一坚持指定的继承人，江泽民不是邓唯一指定的继承人。
例证为：
曾被邓力保作为他的继承人的胡耀邦被学运极右派和保守极左派们夹击刚下台后，
邓小平没有让保守派上台而是让80年代改革派代表人物万里和赵紫阳两位上台，
并指定赵紫阳为他的继承人。
到88年以来赵紫阳从以反官倒的学运攻击(更有激进右派民众挖了赵紫阳母亲的坟墓，而赵紫阳大事化了）事件开始到最后被李鹏薄一波等保守派合力赶下台结束，
邓小平最终被迫妥协放弃指定继承人的权利，而只保留了指定隔代继承人的权利。
在90年代初，邓对江泽民失望到给赵紫阳重新带话，答应只要赵紫阳承认89年学运他政策失误，邓仍可以保举赵紫阳出任他的继承人。只可惜后来赵紫阳拒绝了，
乃至于92年邓被迫亲自南巡推动国家深化经济改革，并给江最终警告，如果他不能推动改革，就得面临和前任们下台的命运。
——
如果各位不信，可以看看李鹏日记、陈希同访谈录、赵紫阳访谈录等史料。
推特摘录3：
唐柏桥 @BaiqiaoCh
或者直接这样说也许更好：他对中共采取了邓倡导的无原则的实用主义。为了他的这样态度，而大肆美好这种不知廉耻的实用主义。如基辛格一样，为了人民币而谈出一套一套理论，包括亚洲价值观等。现在连中东国家都逐渐拥抱民主了，他们这些人全部傻眼了。
推特摘录2
Fan Qiang @fightcensorship
今天的中广电台的’新闻大解读’主持人胡忠信对付高义进行一段访谈，其中对邓下令动用军队的举动表示，如果是他的话，也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HeQinglian: 傅高义对邓的实用主义极为赞赏。
以下是推特有关此文的回应摘录：
@fufuji97
何老师，我对邓启动改革–六四镇压–再启动经济改革，这一系列行为的解读是，他始终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奴隶，启动改革是为了给社会主义找一条人民物质生活提高的路径，而在政治民主上，他始终还是相信一党专政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正义的，所以才会公然的开枪而无所谓
@fufuji97
说的简单一点，邓是希望社会富足了以后，再进行他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以他在政治上很保守，不愿意任何势力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基础，从而最后破坏了未来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业，由此六四镇压对邓来说具有天然正义，再由此，78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共党自救而已
@fufuji97
由此还能推导出一个问题，就是邓为什么选胡做隔代接班人，而胡为什么愿意搞国进民退，以我的理解，就是果子熟了，该摘一部分了，或者是太过了，要收一收，避免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发展下去，导致社会主义解体
为什么中国称王的人都这么自私？光想着自己，乃至集团的利益，置广大百姓利益不顾？难道不知道这必然会导致改朝换代？结果是把自己集团养肥了再杀。有几个末代皇帝是得好死的？ 为什么就不能目光长远点？保证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就是保障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