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至今仍然是由高层决定走向的政治，因此，政治高层的喜好，包括他们最近爱读什么书，都会成为人们猜测政治动向的风向标。王歧山推荐人们读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引发了一阵托克维尔热。
王歧山为何要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歧山荐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非始自现在，早在几年前就已风闻他向官员们推荐这本书。
那么，托克维尔这本书究竟说了些什么？只有先弄清楚这一点，才能知道王歧山推荐此书的真意。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于1856年出版，其时距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只有67年。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在其55年的人生历程中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这段时期正好是法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托克维尔曾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在政府中任职，直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之后，托克维尔开始对政治日益失望，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开始安心写作。在他的几本著作当中，《论美国的民主》远比这本闻名。如果不是中国政治上层与中产阶层近几年普遍陷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当中，这本书可能还不会为人关注。
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成因及后果，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通过本书的分析，托克维尔最早提出了一个观点（被称为“托克维尔命题”）：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
通过比较研究，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 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有人在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精当地总结出“托克维尔定律”：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
王歧山多年来力荐此书，有双重用意。对知识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大家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对统治集团则是警告：托克维尔定律告诉我们，别以为改革那么好玩，“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所谓“改革”就是找死。至于那些什么特赦贪官赎买民主的说法，是哄三岁小孩的玩意，咱们决不上当。
在新晋七常委当中，王歧山是好读书且善思之人，连他都专注于这条托克维尔定律，可以推测，坚持不走“邪路”、不退回“老路”，维持现状，小修小补，大概就是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国的政治方向了。
中国现状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确有相似性
王歧山是不是危言耸听，拿法国大革命在吓唬人呢？那倒也不是。
先说经济状况。法国大革命前夕，人口持续增长，财富快速增加，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令人惊讶的是，法国那时就有“地产热”。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大家想想中国经济，就知道何其相似。
当时的法兰西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但不影响国家的繁荣富裕。 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繁荣：一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实际上却接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咨询——这种现象，现阶段中国都存在，例如“微博问政”。与法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试图驾驭舆论这匹越来越不听使唤的烈马。
托克维尔发现，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 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因为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法国缺乏政治自由，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群体：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却擅长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这种状况与中国也很类似。知识分子论政，无论是右还是左，谈到未来的政治蓝图，都很少想到具体的路径依赖。中国此时的民众更是不同于18世纪后期的法国民众，经过中共几十年“革命”教育的熏陶，中国底层熟知剥削有罪、造反有理，认为结果平等是天然权利。
王歧山推荐这本书，可谓用心良苦。
不愿分期偿还债务，该来的迟早要来
但中国政府（含官僚集团）欠民众的债务实在太多太重，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偿还，连分期偿还的诚意都没有，民怨四起，中共政府有如坐在火山口上，每年天量维稳经费的支出就是一个衡量尺度。习近平上台后确定的三个努力方向，反腐不到一个月，已经从最初要刮风暴之势变成了“润物细无声”；中华复兴的目标如我在《中国复兴的“软肋”》一文里所说的，一缺民意支持，二缺物质资源支撑，基本是个口号。经济振兴的主要方法据目前放风仍然是“城市化”，即继续圈地，这表明发展经济面临黔驴技穷之局。
尽管中国的上层与中层普遍都不希望发生暴力革命，但他们对这点已经没有自信。从社会发生学的意义来看，中国频发的刑事犯罪案件与暴力革命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杀富人（平民也难幸免）、抢夺财产与侵犯女人。中国各地近年来泄愤型的群体事件增多，其中部分参与者既容易参与犯罪，在外部条件具备时，几乎就是“暴力革命”的必然参加者。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国政府，目前拥有的“国家能力”还可以成功堵塞任何反抗力量的集结管道，还能够有效地保护政治上中层不受各类犯罪者滋扰；中产阶层也能通过社区防卫（比如一些社区实行24小时全天候保安）实施自我保护。但在所谓“仇官、仇富、仇警”的社会对立情绪中，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彼岸的路在哪里？中共当局决意维持目前的政治格局，新左老左想回归毛时代。但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实行宪政民主这点应该没有太多分歧，有分歧的只是如何寻找到达彼岸的路，即如何才能实行宪政民主。朱学勤曾写过一篇文章，《法国大革命：献给攻破和没有攻破巴士底狱的人们》，他的看法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普遍看法：即不革命不行；大革命（法国、中共式革命）不好，小革命（英美式）最好。因为小革命是有限革命，是在尊重现有财富分配格局下的革命，社会不需要付出惨重代价。
但如何才能实施“小革命”而避免“大革命”，以现实而论，只能寄望于固守城池的中共政府放下进入城门的吊桥，让国人有一条狭窄的通往彼岸的通道。在中共当局拒绝开放吊桥之时，人们已经为赞成或者反对“暴力革命”吵成一锅粥，仿佛中国底层已经具有武昌新军那种推翻清王朝的军事力量似的。一些知识精英苦心劝说统治集团实施政改无效之后，只得转头劝谕民众，重复革命是如何可怕且有巨大破坏力。
目前，中国政改已成僵局。政治精英看到“改革是找死”并加以夸大，自由派知识精英看到“不改革是等死”并继续劝说。中国政府有无可能在最坏的局面到来之前做点事情呢？我认为目前还有一点空间。从20世纪初东方的历史 看，改革成为革命催化剂的国家有土耳其与中国，而改革成为革命替代物的国家有印度。当时印度实行了比较成功的宪政改革，1908 年通过《关于印度各级立法议会的法案》（即《1909 年印度政府组织法》），实施参事会改革；1919年印度建立责任政府和自治机构；1935年印度政府引入了联邦制和省自治等。
中国政府应该效法印度，逐步实行政改，这比目前坚持“就是不改”的瞒旰要明智得多；那些每天夸大印度民主制坏处的“学者”也不要再持续发表那类不负责任的言论。因为印度民主制纵有诸般不完善，也比中共这种让各阶层一齐堕落、社会底层谋生都极为困难的恶政要好得多。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3期 2012年11月30日—12月13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