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有：三个中国——有感于何清涟的一段话

今天在美国之音看到何清涟的一篇文章《零和博弈：现存利益结构的必然结局》，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种零和博弈状态，是赢者通吃的丛林状态。这种丛林状态在中国的表现是：上层只想着掠 夺钱财及放纵性欲；下层则成天梦想打土豪分田地；中间阶层既害怕社会底层因无路可走而酿成暴力革命，因此希望上层改革。但又害怕失去中共政权之后，社会陷 入无秩序状态，因此极力反对暴力革命，成了两头受挤压的夹心阶层。

这段话很是让我感慨，如今的中国社会竟已“撕裂”成这般，在这种撕裂格局下，再来谈什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这些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已是显得相当可 笑，至少这些话语只有在一致对外的时候才有那么一点合法性，——可就算是在一致对外的时候，难道这样三个阶层的付出与所得可能是等同的么？

我惊讶于中国何以为中国，这分明是有着三个中国：权贵的中国、中层的中国、底层的中国。在我们的公共意识形态话语里，却主要由两个中国统治着，权贵的 和中层的。“权贵的中国”出现在一系列当局控制下的意识形态读本里，出现在各种官方的媒体、教材、公共舆论系统里。而“中层的中国”则是以许许多多体制外 的知识分子、民间的经济精英为代表进行的各种普世价值言说。至于“底层的中国”，却是沉默的，始终被代表的，权贵的和中层的两个中国都宣称它们各自的社会 方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底层的利益，甚至有些人更是恬不知耻地说自己就是在为底层说话、为底层牺牲。

也确实，因为前两个中国对于底层的争取、恐吓、瞒与骗，底层的中国再度分裂成两个，分别作为前两个中国的附属国。一个底层仍然寄希望于高层，寄希望于 他们的种种政策，甚至有些人就认为，党国的政策从来就没有不好过，一向都是为他们着想的。他们或许对自己的生活有种种抱怨，但对于整个国家社会却已是“知 足常乐”。另一个底层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现在的许多年轻网民，他们相信公知们的种种言说，相信所谓的宪政民主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可以去南周献花，可以 在微薄上笑侃党国，不过最多的却是在不停“转发”罢了。
底层缺少自己的话语权，缺少自己真正的代言人，所以他们无法形成自己的意识，他们现在还是“自在阶级”，还没有完成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倒是有很大 一部分已经被忽悠成了“自慰阶级”。我想说的是，中层的宪政民主其实改变不了多少当下底层的现实命运。权贵的肆意掠夺，掠夺的对象说到底主要是那些有产阶 级，而不是那些一无所有的底层。底层的窘迫更多的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他们缺乏知识、缺乏技术、缺乏机会，当局政治改革后造成的阶层流通途径主要 还是向中层开放，底层的这一两代人永远无法避免再生产的命运。——那又靠什么来改变他们的命运呢？

改良若死，革命又如何呢？革命对于底层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它应不应该，而是它可不可能。我也觉得，在现代国家里，又何况是在这样一个一盘散沙的“沙 聚之邦”，要进行传统的革命已经绝无可能，但革命之不可能并不意味着革命不具有“合法性”。革命，或者直白了说就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对于底层来说难道不 是应该的、合法的么？

一直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在宣扬“革命恐怖论”，仿佛革命除了给人一个崇高理想的自慰之外，就只能造就一些暴民和暴君，可是他们论证的逻辑，却是那 么粗劣，这种带着既有保守的观点去归纳历史得出来的结论本身就甚为可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面进行的一种利益分析，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因为底层原本 就是一无所有，只有激烈的社会动荡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命运，否则，无论是一潭死水的既定格局还是所谓的宪政民主改良，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被禁锢在最底 部，永无出头之日。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与其被你们统治，不如让我们统治你们，以暴易暴，以独裁易独裁，又有何不可呢？至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被压迫者变 成了压迫者。

——怕就怕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也就是“革命”无望之后，底层陷入了自发的无组织的恐怖主义，以种种暴力针对社会中的无辜群体，只为泄愤。改良若死，革命无望，这样的事情就只好越来越多。

2013.1.11 （原载于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606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