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南方周末》8月1日推出“‘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与“什么造就了唐慧”，确实造成了颠覆性效果。但我认为，这些报道与其说是颠覆了唐慧个人形象，不如说是颠覆了近年日渐显化的“底层认同”。于是，痛定思痛者有之，斥骂唐慧者有之，痛骂《南周》堕落的人当然更多。

其实，还原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还原唐慧女士的“本生相”，只要所述是事实，可以帮助国人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免于继续沉溺于泛道德的线性思维。

讨论唐慧事件需要祛“团队指使”之魅

我仔细比对了有关唐慧案件的关键文本之后，认为讨论该事件需要剔除一个因素，即唐慧女儿是否自动卖淫，并祛除“背后有某力量指使”之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还原唐慧一案发生的社会背景，更好地理解唐慧为什么要以（其实是“只能以”）这种方式抗争。只有理解了唐慧案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关系，才可能更好地把握未来中国的社会政治趋势。

纠缠于唐慧女儿乐乐卖淫是否自愿这点，其实并无必要。按美国法律，15岁以下少年男女与他人发生性行为，不管是否自愿，均视为强奸，因为青少年无行为责任能力。中国其实也有相关规定，只不过还有一条荒谬之极的“嫖宿幼女罪”，让那条保护青少年的法规形同虚设。

一个要祛魅的因素是：唐慧背后有支持团队组织化地运作。这一观点见之于《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廖隆章“对唐慧案拷问下媒体人职业道德的观点”。该文提到唐慧背后有一个“诉讼团队”与“舆论团队”在支持。作者的原文是：“我甚至认为，唐慧个人本身并不愿意那样不断的扯谎，制造悲情，或许是受其他力量的默许和支持”。前面的“团队支持”还犹可，因为参与的律师与媒体报道都是公开的，但在中国语境下，加上唐慧得到10万美金的帮助、将带女儿来美治病这事，在中共政治文化语境中，这个“其他力量”很可能被人与“境外反动势力”之类联想起来。

我认为，中国的“唐慧们”大可以堂而皇之地接受这种人道帮助。中国民众处于无权利、无组织资源的弱势状态，遑论与政府这种拥有一切资源的权力组织抗争，即使是面对乡间邻里的恶霸也束手无策。如何让民众完成自组织化的过程并拥有利益诉求管道，一直是中国民主化起步的第一难关。中共严防力守的也是这一条。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就采取了“将一切反对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的防守政策，对任何组织化萌芽以及聚众行为，包括一些大学生的读书会，都予以坚决打击取缔。唐慧是一位普通农妇，虽然能干执着，但如果没有团队的帮助，几乎不可能坚持七年。对这种团队的存在，只要不是站在当局立场，就应该持支持态度。第三波民主化如果不是有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大力介入，很难完成；就算是阿拉伯之春，无论是埃及还是利比亚，最后都得争取西方世界的支持。

是什么造就了唐慧案件？

以下再看唐慧案发生的大背景。

唐慧案件发生于七年前，这段时期正是中国政府疯狂掠夺民众的生存资源（征地拆迁）以发展经济之时，群体性反抗事件从每年5万多起上升至20万起。我就是在2005年左右总结了中国社会政治趋势：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上层精英流氓化，基层社会痞子化几大特征。维稳办在这段时期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常设机构。由于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将是否有民众上访作为考核指标，各地开始实行截访。唐慧案件不属于征地拆迁这种“大路货”案例，但却具有牵动中国人心的因素，幼女开始成为官员、商人、教师群体甚至同属弱势群体的男人们践踏的对象，“嫖宿幼女罪”这种匪夷所思的罪名被列入刑法，使许多官员逃避了强奸幼女罪的惩罚。正因为唐慧案这些特点，得到诉讼团队与舆论团队的帮助也就顺理成章——2003年以来，中国的维权活动进入高潮时期，维权律师团队隐然成形，他们需要寻找合适的案例进行司法救助。

有唐慧女儿这类遭遇的幼女有许多，但大多数幼女家属出于现实考虑而接受“私了”。唐慧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她具有一般农妇没有的一些禀赋，胆大，不怕事，善于抓住机会甚至为自己创造机会（这些禀赋的贬义说法是“农民式狡猾”）。

其实，唐慧这种富有底层生存智慧的底层妇女，几乎在每个乡镇都可以找到。除了撒谎借2010年永州朱军事件将自己推入公众视野这一“独创”之外，唐慧所做的事情几乎是中国社会底层“聚众闹事”的经典模式。比如“组织几十号人围攻派出所、围攻拘留所，围攻警察、扯警察的衣裤”；到学校闹访；在法庭吵闹干扰审判，饱殴对方律师等等。任何一个有农村生活经历或出身小城镇并与基层社会有接触的人，对这些场景都不会感到陌生。中国农民崇拜力量（包括权力与暴力），每遇与人发生纠纷，大家族或强势家族总是聚集家族成员，依仗人多造成威慑之势，迫使对方屈服。这是中国乡土文化的特色，一旦遇到政治力量引导，就可以形成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大赞特赞的“痞子运动”，化成周立波美化的《暴风骤雨》。

应该说，两个“团队”与唐慧的合作是成功的。就媒体报道的关键情节来看，唐慧拒绝接受地方当局十万元私下调解的理由是，“我不能在黑暗中接受你们的钱”，这番话让她显得很有原则，在无数愿意接受钱而牺牲原则的受难者家属中鹤立鸡群；她后悔“没告诉女儿这个世界是丑陋的”，显示了她是一位将一切丑陋拦在门外的爱心母亲。

诉讼团队与舆论团队将唐慧包装成向权势勇敢抗争的悲情母亲，则是考虑到大众胃口。中国社会近年来官民冲突激烈，社会底层的生存空间一点一点被压缩，底层青年的社会上升管道已经严重梗阻。在官民对立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既影响到社会成员对社会安全、社会公正等方面的感受，也成为媒体介入事件报道的依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媒体在介入唐慧事件时，大多都将唐慧塑造成忍辱负重、不屈抗争的悲情母亲，这应该是唐慧“光辉形象”的由来。

在唐慧本生相被披露之后，一些媒体人痛心疾首，表示要吸取经验教训，不要再被利用。但我可以很有把握地预告：被利用是中国媒体无法避免的命运。中国当局对信息的严重过滤，媒体对任何新闻题材都已经养成选择性过滤的习惯。薄熙来、刘志军在位时个个都“高大全”，群誉毕至；一旦倒台，立即成了五毒俱全的坏家伙。既然政治高层都具有神与魔鬼的两面性，唐慧由悲情母亲还原本生相也属正常。更何况，将事件中心人物道德化与领袖人物神化，其实是人类政治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唐慧事件中，诉讼团队与舆论团队出场的目标，并非只是为了帮助唐慧，而是针对这个包括信访和司法、目标只在“维稳”而不在“公义”的体制本身，唐慧形象的包装当然也会依据这一需要。

我认为，与其谴责唐慧，不如通过此事件了解认识中国的政治文化特点：晚清以来，中国乡土文化本来就开始“痞子化”，经历中共统治期间的无数次运动之后，中国乡村更是成了滋养“痞子精神”的大好土壤。近十多年以来，在上层精英流氓化的同时，伴生着基层社会的痞子化。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其共同特点就是不讲原则，相信权力与暴力，所谓“善的怕恶的，恶的怕赖的，赖的怕不要命的”，不择手段，就是从中国乡土生活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信条。暴政与“刁民”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唐慧案浓缩了中国底层政治文化的特点，通过这一案例认识中国国情，极富现实意义。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0期     2013年7月26日—8月8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