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译文：“我”是一条单行道

作者 Beate Lakotta， Katja Thimm
译者：野罂粟 ‏@WilderMohn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8月27日）
罗特（Roth）, 65岁，不莱梅大学大脑研究所和代尔门霍斯特市汉萨科学研究院（Hanse-Wissenschaftskolleg）主任
27.08.2007
Das Ich ist eine Einbahnstraße
Von Lakotta, Beate und Thimm, Katja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52715192.html …

Part 1：影响人一生的是生命伊始那一刻混合出来的人格原汤

明镜：罗特先生，您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尝试改变自己的？
罗特：我自己改变自己吗？这根本就行不通！我已经缴械了。

明镜：但您刚好就改变自己写了一整本书呀。（注*： 格哈特 罗特Gerhard Roth: 《人格、决定和行为–为什么改变自己和别人那么难》. Klett-Cotta 出版社,斯图加特，348页，24，50欧元）
罗特：在那本书里，我确确实实写的是改变自己或者别人的人格为什么那么难。我每天想要做的事情往往却做不成。我总是不断的想少接一些邀约，但当一个友好的问询又找上我时：“罗特先生，用不了多长时间，您就来慕尼黑做个报告吧？”我过后很快就到那儿赴约了。

明镜：您人格的哪个部分为此负责呢？
罗特：好几个。当知性、情感和无意识驱动互相较劲时，就出现这种前后矛盾了。我的左半脑理性的这边让我用外交辞令说个谎，用有别的邀约来骗一下，而我的右半脑情感的这边却说：嗯，慕尼黑也还真够友善的，况且还有可观的报酬… …那我们就看看吧，是否可成行。我就这样落入了圈套。

明镜：某些邀约的询问让您确实还真感盛情难却的。
罗特：等会儿！在意识层面上有可能，但并我不会因此而去慕尼黑；无意识才是实际的驱动力：可能是因为我有很强的上进心，让我总是不断的落入同样的圈套里。

明镜：既然您已经认识到了，为什么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呢?
罗特：来自外部的纪律可以约束自己，但从自我出发的纪律就很少能遵守了；跟自己给自己的无意识指令对着干是很难的。

明镜：是什么使无意识这么强大？
罗特：无意识的自我是我们最原始的基本心理形式，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具备了，所有其他的心理形式都源于它；也可以把它称为性格。

明镜：也就是一种似生命伊始那一刻混合出来的人格原汤？
罗特：是的。基因决定一个人20%到50%的人格，但是，一位妇女在其孕期的经历也会影响她小孩性格的形成，是开朗的还是怯生生的，是稳重的还是猥琐自私的， 是斤斤计较的还是大大方方的；脑外边缘系统，也就是从孕期第６周起形成的、相当于调控情感的中心，来扳这个道岔。在孕期里，还未出生的胎儿就已经体验着第一拨情感刺激，及对刺激做出条件反射，并终生在他的脑子里打下烙印。比如：由于母亲压力大，经受了可怕的事情，她体内释放出来的神经递质就直接作用于孩子的脑。

明镜：那么人今后的情键就由此定调了？
罗特：嗯。他可能在爱情或职场上感到恐慌，但又不能给自己解释：为什么？人降生的时候，其整体感觉、自我表现和自我改变的范围就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轮廓了。

明镜：这让父母多么的沮丧：给父母留下的就只有精加工的活了。
罗特：还不是这么极端。新生儿的脑外边缘系统，通过与母亲或父亲的依附互动，还在继续变化；变化最强的是在头几个星期和头几个月。出于遗传基因，一个人更该为有神经机能症和没有很大自信的人，但他还是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开朗的人，如果在儿童早期的依附关系中，他感觉到得到了很好的呵护。

明镜：为此打开的时间窗口不是很大呀。是不是因此才说头三年对人的一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罗特：是的，而且有理由。多项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研究显示，当一个非常开朗、善交的人经历了非常可怕的打击，他们对于所经历的打击做出的反应都不那么的苦痛。

明镜：这是对经历过集中营的生还者，为什么有的崩溃了，而有的却能积极向上的返回生活的解释吗？
罗特：是。 在其神经物性层面上，无意识的自我基本是不能摧毁的。成为能适应生活的人的概率就属于那些有过紧密依附关系的孩子们了。再加上有好的易感基因，就会使一个人基本上不能摧毁；专家称之为韧性。

明镜：一个孩子在晚些时候还能克服这个障碍吗？
罗特：基本不能。因为约3岁的小孩已经在脑里存储了其幼儿的行为，就不会再让指挥棒从手里抽走了。之后开始的是意识的、由社会打下烙印的新阶段。而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长，到人20岁，也就是储存我们教养结果的前额皮层发育成熟的时候。而一个被糟蹋了的小孩从不会是准点就能成为成年人的。这点，我在自己的一个孩子那里有亲身的体验：孩子很有音乐才能，有一大堆朋友，并且活的很轻松。孩子知道，守则和守时间是他的难题。但他也知道，不管生活发生什么意外，反正怎么着都能过得去：不管坐火车怎么误点，反正总是能找到位好心人去接他；学习心理学上，经历的不是大灾难。

明镜：要是还是发生了万一呢？
罗特：在疑惑时，那就是别人的错了。对我们的错误，我们是能看到一些的，但是我们对自己的错的认识并不能让我们改变自己。

明镜：这跟熟知的、人对自己与对别人的感知之间存在着鸿沟有点什么关系吗？
罗特：也有关系。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一贯是以幼儿时接收的无意识来看待自己，而无意识教了幼儿怎样应该去看待自己才能有好的感觉，因此，我们自己看待自己就不能是客观的，而且总是正面的，这跟别人所作是不同的。男人所受影响要比女人大。

明镜：这得到了科学证明了吗？ 我们原来想的是，这是妇女杂志上写的陈腔烂调。
罗特：噢，不。女性明显的趋向于把自己想象得比实际上的自己更坏，男人正好相反。对于男女都有一个终身要做的事情，就是适中的给自己勾勒出一幅实际的图像。

Part 2：后天教养对人格形成的作用

明镜：教养能起到帮助的作用吗？
罗特：教养一直在试图使可怜的，或是出色的自恋小孩子适应世界。教养失败，即便家庭非常好，而且最后事业也很成功，但人还是站在一个角落那里说：“我不被人爱。”或者，把小孩子糟蹋成一个自我膨胀和贪得无厌的人，即使两个诺贝尔奖，或者100亿欧元的收入也不能使其满足。两种情形都可能是在病理上出了问题。在此，不管您在自己身上怎么下功夫，没有专业的帮助，您不会再有可能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

明镜：哪些是心理医生能做的，哪些是当事人自己不能做的？
罗特：要是能确切知道就好了！首先，心理医生的优势在于，不是病人已经定型了的内心生活的一部分。但研究表明，治疗的效果明显的取决于病人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可以很好的治疗，但另一种的就完全不行。这可能跟人格从一开始就打牢了，还是之后从缝隙钻进去的影响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能意识到的“我”增强到，能够有助于使被摧残的无意识重新回复到原有的平衡上。另外，现如今，学者、医生和精神分析师已经不说治愈了……

明镜：……而是如佛洛伊德所说的，把神经上的苦难转化成习以为常的不幸就该知足了？
罗特：或者说是弄成可以承受。一个人的人格就是先架好了的、让他能悬浮过去的框架；对某些人来说是很窄的；这些人的适应程度是绝对的零。这类人中，有发明家、政治家和发现者，任何挫折都不能使他们却步。

明镜：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就是这样吗？
罗特：是。哥伦布因此而成了英雄，因为他属于获得成功的1%的死脑筋。大多数冒险的海员不知名——淹死了。

明镜：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的余地就越来越小了。您65岁，在您身上还有什么在变化吗？
罗特：可喜的是：有。语言的发展、交际能力和外交策略——在这上，我们50、60、70岁的人都还有可能学。我们可以长达一辈子来发展我们的学术知识。

明镜：您给了我们希望！
罗特：但只是给表面的：早先形成的和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最大的－我们情感的基础，是最早停止大变的。而理性认知的变化的时间却是最长的，但对我们的行为作用是最小的，因此很多事情对成人来说是从一耳朵进去，从另一耳朵出去。读《明镜》的时候知道了，世界上悲惨生活在加剧，便说：这是真事，应该为此做点什么，之后把《明镜》往边上一撂，事情就过去了。

明镜：那么，那些大的突破呢？我们大家差不多都知道个纯化的例子：经过了几十年过激的生活，戒了酒，也不要女人了，并且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人怎么能成这样呢？
罗特：对此，嘲弄的答案是：某些重病反应出来的就如同是洗脑。 觉醒的经历总是让人怀疑的，似患颞叶癫痫的病人在他们的病发作时产生幻觉，像圣人佛朗西斯所说：“放弃你所有的财富，去当乞丐僧！”

明镜：不是嘲弄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罗特：你们想一下那些显著成功的人士；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奇迹探索者。他们的大脑要他们为多巴胺系统去寻找更大的刺激：更多的性、更多的成功、更多的毒品，就是总是要在超前跑道上；不这样，好的感觉就没了。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些人就死了，或者他们突然间完成了似乎是完全的逆转。实际上，在无意识中他早已开始了。我们从物理学的相变知道这个；在看似稳定的系统中，铺垫越来越大，于是突然间大幅度地转变为另一个新的状态。

明镜：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或说得好听点：洗心革面。怎么能这样呢？
罗特：按照心理分析的看法，病根在没有发展起来的自我。它从外部的情境意识向内移动，以期待获得满足。不成熟的人格还没有认可，我们所有人必须为了生活中的一个最小的意义而活。在之前迷茫状态下没有找到的，便在某些意识形态中去寻找，并当作一根稻草来抓。你们想一下那些极右的和极左的青少年：他们只知道简单的事实和具有虚弱的自我。

明镜：当寄宿学校打出：”我们把少年培养成具有独立性、有创意和有社会能力人格的人“这样的广告，能行吗？
罗特：创意和智力基本是不能培养的，这在很高的程度上是天生的。

明镜：智力高的人是不是自动就具有社会智能呢？
罗特：我知道的大多数高智商的人是亲切，且多样化的人。相反，在某方面，如在数学和音乐上具有特别偏才的人，因为同理心的欠缺，从统计角度看往往受折磨。他们不能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去感受。

明镜：这就是一种社会能力残疾症，且没法办？
罗特：哪里，可以的。有时甚至能把当事人的欠缺补得不可思议的成功。社交痴患者，其中也包括很危险的重犯，常常是智力很高而完全没有情感的人，但他们学会了社交的游戏，就像是学了一门外语。他们把自己的为人处事本领练就得很完美，似乎他们是有情感的人；这些人甚至可以忽悠了法庭心理鉴定师。可以说他们是大师级的外交家。

明镜：能让他的女心理医师帮他从精神病院逃跑的多起杀人犯和强奸犯托马斯 赫尔斯特就是这样的吧？
罗特：正是。但一位近乎患有自闭症的数学天才，也能及时的学会有意识的控制他自己的行为。我虽然在情感上感觉不到现在为什么要有礼貌，但我这么做，似乎我好像有。

明镜：老师也应该能把这个教会给野孩子。
罗特：在学校里吗？在学校里常常已经太晚了。出于无助才常说：社会把孩子们变成具有攻击性。攻击性毕竟是在特别早的初期所形成的，或者是由基因决定的人格特征。

明镜：这要是让那些在犯罪青少年部门工作的人员听到的话，他们会感到很气馁的。
罗特：但可惜的是，就是这样的。从发展心理学里我们知道：改变一个正在成人的人是很难的。但是，至今仍还在尽可能的尝试着通过治疗，把出自人格的攻击性挖掘出来，却很少考虑到，在挖掘治疗时，由于种种原因会可能使攻击性加深。

明镜：您指的是什么？
罗特：年轻男子可能是由于基因的关系而具有攻击性，或者他们从未得到过呵护，并且很难忍受煎熬；再或是在周围的环境中学到攻击性是好的：偷窃、或者打架、或者把别人推一边，让自己冒出来，你才能一往无前；有时所有这些行为也是凑到一起的。一半以上的重罪就是由这些5%的青少年惯犯犯下的。惩罚改变不了他们。

明镜：这好像是说，攻击性并非是社会底层的现象。为一点鸡毛蒜皮就冲其孩子大发脾气的学者，对工作人员十分暴躁的老板都在其中。
罗特：显然是这样的。在部门主任那儿，这就要看上面领导层中里是否有人检查他，或者甚至被当作资格来评定他。一个暴躁的人有10年的成就，攻击性就在脑神经层面上得以巩固。当他冲别人喊叫，而且得到了好的感觉，攻击性就从控制我们意识行为的区域里渗入到了基底核，因而我们常做的所有一切就会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起来。我们次要的性格特征就这样形成了，当然总是在我们首要的人格框架内。虽然次要的性格在成人身上发展得比在小孩身上慢，但是也极难在扳回，因而我们的”我“是一条单行道。

明镜：而进化总体来说并没有犯什么错，这种稳固性应该有其什么好的吧。
罗特：我们大脑里自动化了的意愿取向是进化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发明。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所作一切都不需要再掂量了，另一方面我们又再也摆脱不了我们的坏习惯。

明镜：这是因为我们的环境迫使我们这样做吗？
罗特：这基本是不存在的：当人们在最初形成了他们的人格，他们马上更趋向于给自己找适合自己的环境，而非是让自己适应环境。

明镜：这样就承传下来了企业文化？
罗特：对。当一个企业有了一个新的企业主，并且要变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众多的部署和要执行命令像下雹子砸下来，而工作人员却自语道：”我该怎么完成我的工作，我才不让你这个混球来给我指手画脚呢；我才是真正的专家呢。“这时，起作用的是无意识：根源可能深深的扎在了虚弱的”我“上，它让人在听到别人命令时感到了威胁：我们看看，在这儿到底是谁说了算。

明镜：那新的老板还能干什么呢？
罗特：遗憾的是，不是很多，所有诚实的人事部主任会马上承认的。只是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还装作是：我们是灵活的，只要努力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我们每个人都能达到所有的目的。给老板剩下的办法只有奖励了。老板首要的是要搞清楚其员工的奖励结构，因为从生命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的大脑就问了：这对我来说值得吗？

明镜：因此老板得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家了？
罗特：哪呀！一个想要夸奖，另一个想被提拔，第三个想要特权，第四个想要得到公众的承认。跟他们，每周至少要挨个谈一次；当他觉得：老板对我不感兴趣，他就受煎熬。当奖励得不对，奖励就没作用，你的店铺就不能圆满的运转。

明镜：那么惩罚也就完全无助了？
罗特：一般来说，惩罚是从尾巴那着手。大多数情况下让人感觉不公正；这会激起报复情绪。最大的问题是：你不能停止惩罚。不这样，孩子就会发现：他缴械了。惩罚只有在当你总是不断加重，而且是毫无道理的进行惩罚时才管用。这手，独裁者玩得娴熟，但只是使人们感到恐怖，并不能改变人。

明镜：在德国，军营式驯化的所谓黑色教育为整整一代人打下了烙印。在1900年左右，著名的教育学家建议，哭叫的婴儿不要去管，或者是制服他。为什么生活无忧无虑的公民在纳粹时期突然干出那么残忍的事，心理分析学家Alice Miller 就此在七十年代末找到了那句名言：”最初是教养“… …
罗特: …… 即便是现在，我们脑研究学者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从神经学角度，也可以试想得到，把一代人一股脑的教养成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人，并使遗传下来的原始兽性之后在他们身上爆发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些人在基因上都”正常“的话，那就只能是因为教养了。很多孩子确实是饱受到了旨在使人冷酷的黑色教育，因而他们与其母没能有过稳定的依附关系。造成的可怕后果是使人无能去理解别人的情感。因为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母子之间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而且是在相应的脑区域中早期成熟；这个缺失在过后就不能再真正的修补了。

明镜：这一代的母亲自己也是教育中受驯化和被压制的受害者。
罗特：这才是致命的呢！当我还是特小的小孩时，所得到的依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今后跟自己孩子的依附行为。这样，一代人不好的依附关系就传给下代，并且还可以越来越坏。这可以是对”为什么差不多整个民族出毛病了“的一种解释。

明镜：就连灭绝犹太人的最高负责人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审判时，也把教养当作一种解释说出来。
罗特：很多是作用在一起的：人们学会了听从指挥。人格经由超严厉的教养被击得粉碎。在男人那儿，会导致他们小小权力的自我之后膨大，因而就必须得干，或者是终于被允许去干那些在公民世界中完全是禁忌的事情，即完全兽性般的制造血案。这样就走火入魔了；人毕竟是捕食动物。再后就如弗洛伊德恰如其分所说的，从最底层出来歹毒行径。

明镜： 而且是不知什么时候会攻击到大脑里的机制和自动化机制？
罗特：就是这样的。最初当叫德国士兵必须枪毙波兰人，或犹太人，或俄罗斯人，他们还迟疑了，但到某时，就不需要强迫了，一个命令声音就足以，他们就去做了。下一步就是要他们杀女人、小孩和哺乳婴儿。过几天这个障碍他们就越过了。之后再过俩星期，他们就以每分钟的节奏杀人，在高至脚踝的血水里趟，晚上回家居然还演奏勃拉姆斯的音乐。

明镜：您是想以此来表示，只有集权专制政权有可能把人弄成这样，而且是从人生命的第一天起，就使其人格被弱化？
罗特：所有研究出来的成果都是朝这个方向去的。以我们今天的角度去看那一代人，我不认为他们是完全正常的。有平和的、安全的依附关系的人或许根本就不会跟着做，或者不会跟着做到如此程度。

明镜：罗特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文中分标题是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