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清明上河图》 ——贾樟柯《天注定》观后感

何清涟

贾樟柯的《天注定》，我直到看完后才算明白，他为什么会给这部电影起这个多少有点无奈的名字，即出身决定命运。

这是一部完全取材于中国现实故事的电影，其中每一个故事在中国社会都曾真实地发生过，每次事件发生，都极大地撕裂着中国社会，刺激人们的神经。最值得注意的是，四次事件发生的时间跨度是2001年至2010年，这是决定中国社会政治走向最关键的十年，社会分配格局完全定型，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从相信到失去信任。

胡大海：一位底层反抗者的生命悲歌

观众大都知道，影片中胡大海的故事取材于2001年山西胡文海持枪杀人事件。但与2002年胡文海被判死刑时的媒体报道相比，贾樟柯对胡大海的诠释有了不同的视角。

2001年10月26日，山西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发生胡文海持枪连杀14人事件。那时候的中国，“依法治国”被悬为治国方针，朝廷的目标是要将中国建成一个法制国家。因此，胡文海案的报道特别强调胡目无法纪，私藏枪枝，滥杀人命。对于事件的起因，即村干部在大峪口村煤矿有贪污、漏税等严重问题，胡文海曾经发动村民联名告状，多次向上面举报，反而被置于报道的次要位置，一笔带过。

胡文海之死，其实缘于这个麻木不仁、官官相护的体制。影片表现了胡大海的耿直性格，他对遥远的中南海主持公正的想象，村委会这一利益集团的共谋、以及同属利益受损者的村民们对胡的孤立——这在当年胡文海的现实遭遇中也并非虚构，那121位曾经签名的村民后来都躲开此事。胡大海要求公布村财务，反而被焦胜利的打手们痛殴，村民们对此少有同情，反而奚落地给胡大海起个绰号“老高”（即高尔夫球，取其被痛击之意），胡大海这位血性汉子在羞辱、绝望与愤怒交织之下，扛起猎枪去捕杀“动物”了。

当年，媒体记者在报道胡文海事件时，尽管受到诸多限制，其中包括自身认识，还是记录了两件事情，一是胡文海的敢做敢当，不管是在法庭上还是面对记者，胡文海一再声称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不后悔，只有遗憾——遗憾该除掉的没除掉！”二是他临上刑场时，与即将对其执行行刑任务的刑警们一一握手，连道“再见”，那种凛然与坦然让观者为之动容，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看到这段情节时的心情。2001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底层人越来越多地经历了征地拆迁、失去家园之痛，体验了权力的蹂躏之苦，当2008年7月1日杨佳袭警案发生后，在民间，杨佳已成为义士、大侠，不再象胡文海当年那样背负凶手之名。

姜武很好地诠释了胡大海这个人物。贾樟柯还加上了胡大海枪杀虐马的车夫这一情节，终于完成了一幅草莽英雄的白描。我一直猜想，影片中人物取名胡大海，与明朱元璋的猛将同名，是因为电影的主创们想到：如果是在农民揭竿而起的年代，这位胡文海一定会成为胡大海式的勇猛战将，而非杀人者。

三个小人物：中国底层青年的命运集合

王宝强饰演的枪手三儿，已完全没有中国民间叙事喜爱赋予的侠盗色彩，只是一位为了自己生存而娴熟地杀人劫财者。有人猜想三儿的原型是周克华，一位在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惯犯。但我觉得三儿其实是许多命运相同者的缩影。影片交待了三儿的出生成长之地，一个被现代化的喧嚣裹挟，但却毫无前途的小镇。该镇的男青年大多无所事事，每天以打麻将赌博消磨岁月，有的人靠妻子外出卖身养家。三儿对这些同乡青年满心瞧不起，以独行大盗为业。对于同行，他是两者相逢勇者胜，比如影片开头他连毙三位路边毛贼；对于被劫对象，他是痛下杀手绝不留情。影片没交待三儿的“修炼得道”过程，但从他的准备之娴熟，对妻子都不透露半点行踪的安全考虑，可见他已经成为同类当中经过百般淬炼的绕指柔，是中国眼下公共安全的克星。

赵涛饰演的玉儿，与其说是2009年邓玉娇故事的再现，不如说是中国底层女青年命运的缩影。年轻时，看不到前途的她们拿着青春赌明天，希望找到一位好夫婿，改变命运。这个愿望落空之后，只能仍旧在风月场中谋生，但还希望做前台工作，以保持与“小姐”的区别，以此维护那最后的自尊。后半段故事就是邓玉娇遭遇的再现。片中那位嫖客的恶形恶相，完全取材于邓贵大。这位在工作中尚算谨慎的小干部，在风月场中竟然能够视他人的尊严如无物，只能说是平常在权势远大于他的官员面前忍气吞声、长期压抑的结果。中国人不少有这种双重人格：在地位高的人面前是卑微的奴隶，在地位低的人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邓贵大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网络时代遇上了邓玉娇。

打工青年小辉的命运更是当代中国底层男青年的命运浓缩。小辉不甘心青春在流水线上消耗，希望到传说中的淘金之地东莞去打工，到了东莞风月场，有了爱慕对象，不幸地亲眼看到爱恋对象为客人提供性服务的不堪场面。在爱情与事业双重失望的煎熬下，又回到流水线上打工。如果说此时他还有一点生命凭藉，即亲情，那么这点亲情在他在与母亲通话时感受到的委屈中化为乌有，于是他选择了纵身一跳。

纵身一跳，是富士康这家位列全球500强的代工企业在中国欠下的一笔道德债务。评论多认为小辉死于爱情与事业的双重失望，我认为是亲情异化成索要金钱的筹码所致。不少中西部农村与小城市都流传到广东淘金的传说，许多见识浅薄的贫寒家庭总相信那句“东西南北中，赚钱到广东”，以为人到了广东就能大把地挣钱，将家里所有的负担，比如建房、兄弟婚娶费用、父母医疗费，弟妹子侄的学费全部寄望于外出打工者的身上。影片中，小辉在电话中反复向母亲重复“我没乱花钱，我真的没有乱花钱”，观众可以想象在电话的那一头，小辉母亲对儿子收入期望值高，因而责备儿子寄回的钱太少。这种事情，在不少打工青年包括深圳工作的白领身上都发生过。

身份型社会：个人地位“天注定”

贾樟柯近年声名雀起，我也找过几部他的电影观看，如《二十四城记》、《小武》等。但没有一部能够坚持看完，因为影片所展示的那种令人绝望的中国现实、让人看不到底的社会沉沦，让我感到自己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我找了个理由原谅自己没能看完这些现实主义影片：每天分析这个国度的种种不幸，已经非常压抑，就让自己在有限的休闲时间内放松一下吧。

我认为贾樟柯这部《天注定》，堪称中国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如果说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地展示了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的繁华景象，贾樟柯的影片也真实地再现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之丑恶、人们的无奈与绝望，以及少数人的反抗——自杀其实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我再来猜想下片名《天注定》的想法由何而来。中国自本世纪以来进入底层上升通道梗阻、社会阶层固化的状态。这种状况起因于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教育产业化后进入大学的青年无法就业。底层社会青年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进入中产阶级的上升通道已经断绝，形形色色的官二代、富二代等垄断了绝大多数机会与资源，出身底层家庭的青年只能以最低限度的谋生为目的，成为蚁族，甚至失业，过着无望的生活。中国社会结构基本定型，成为一个短期内无法改变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少数上层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垄断了绝大部分资源与机会，庞大的底层成员构成了这个社会庞大的金字塔基座。

我曾多次指出中国具有前现代“身份型社会”的特点，这种社会中，人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家世而不是个人努力，即依靠父辈滥用公共权力、不公平地挤占公共资源（比如公务员等公共职位）的结果，而个人出身是“天注定”，无法改变。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6期，2014年3月7日—3月20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5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