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香港占中已经一月有余，由于习近平要求香港做到“不妥协、不流血”，香港特首梁振英只好端着这个炭火盆，希望它慢慢凉下来。占中运动一开始，北京已经算定“时间不在占中者”这一边。
但占中行动“去中心化、无组织化”这一特点，在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时就显露出其集体行动的弱项了。据《华尔街日报》10月31日消息，“香港的学生领袖表示，他们考虑在下个月中国高调举办全球峰会的时候，去北京向中国领导人表达民主诉求。”
*香港学生北上抗议可行性述略*
对香港学生刚宣布的这一决定，《华尔街日报》评述说，“此举将代表抗议活动显著升级”，但我还真不这样看。
香港学生及上述这位《华尔街日报》记者对中共本质的认识，当然都不如我们这些在中共治下长期生活并抗争过的人。在我看来，北京对香港学生北上抗议，大概会采取几种应对方法：
第一种办法，中共最省事，即让香港学生在会议召开前半个月内根本不能成行，在其入关时全部拦截。从技术上来说，这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中共愿意采取。
第二种办法，让学生成功北上，这在战术上叫做“诱敌深入”（或许应该叫做“对方”而不是“敌”，本文是借用成语），在目的地张网以待，即让香港学生在抗议地点短期聚合、举标语抗议，然后再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从法律上来说，香港公民在大陆适用于大陆法律，中共并没去香港抓人执法。过去许多香港人一过罗湖桥即“失踪”，最后才知是被捕。这方面例子很多，年龄大点的人都知道。
第三种办法最费事，但也最能折腾人。那就是让香港学生到达现场并成功举行抗议，中国政府组织人马到现场举行“反占中”，以展示“大陆人民对香港占中运动的反感”。这一点，外人还真不好说这是北京政府完全虚构民意，因为大陆人并不完全理解占中，确实有不少人反对。只要政府动员，不少青年会参加。
我认为，第三种办法，是香港学生最不应该选的办法，因为等于放弃主场优势，进行一场自己完全没有把握的赛事。更何况，那种情境下，香港学生要对付的不仅是政府的暴力，还有来自反占中民间人士的暴力。
*港生放弃主场优势后可能面临的情况*
关于放弃主场优势可能面临的情况，这里多说一点。足球比赛中，有主场优势（home advantage）之说。一般情况下，如果比赛在运动员自己的国家或城市举办，就会有一些地利、人和方面的优势，让他们更容易取得胜利，这种情况叫做home advantage effect（主场优势效应）。香港反占中持续了这么久，完全是因为主场地是在香港，就算港人有不同意见，但与香港占中运动参加者毕竟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城之人，加之香港还是个法治社会，港府再出格，也还有个法度管着，施用暴力也就是胡椒粉、清场、拖人等等。这些与大陆相比，实在是小儿科。
与“主场”相对的就是“客场”（visiting field或opponent’s field），“客场比赛”就是away game，外来参赛队不如主场参赛队那样，有那么多“地利”“人和”，至少啦啦队的声音就不如主场队洪亮。
香港学生们年轻，但年长者一定不要忘记，香港学生如果离开有地利、人和且有香港法律约束的主场地，到了大陆这块由中共说了算的“客场”，就算“孤军深入”了。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在香港主场，北京都未忘记向香港输送大量反占中者与占中参加者对峙，此时香港学生“孤军深入”到由中共说了算的大陆，北京哪能不好好利用“主场优势”，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占中游行示威，给香港学生一点颜色看看？从人数上来说，香港学生北上，估计最多也就进去一、两千人，而中国政府要在大陆组织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占中人海战术，实在易如反掌。估计中共政府也就需要动员万把人左右（当政者多半认为没有必要动员更多人，“杀鸡焉用牛刀”）。经历过前些年反美、反日全国大中城市联合大游行的中国人，当然都知道中共政府那超强的动员能力。
*持续的抗争是通向自由的通行证*
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注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这只要想想国际经验就知道了。
与极权的抗争从来就极为艰巨，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大陆80、90两代青年不了解这段历史，常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即极权统治往往于一夜间垮掉。这是他们只看到一些历史的断片，即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迅速垮台；没看到历史的全景，即共产政权垮台之前，这些国家的人民不畏牺牲而从事的艰苦卓绝的抗争。无论是捷克、波兰还是匈牙利，几乎从苏联用大炮与坦克将社会主义制度送进这些国家之后不久，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没有中止过反抗。一些大的事件，如匈牙利纳吉事件、波兰1956年十月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人们尚知其大概，但其实除了这些事件之外，还发生过无数的血腥事件。
以波兰为例，自1948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采用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化模式，就导致该国资源及人力管理问题频出，不断引发政治抗争。
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一家名叫Cegielski的工厂约16000名工人发动示威游行，向政府要求更好的待遇和较低的税赋。他们专门派了一位代表去华沙向政府说项，这位传言代表遭到当局逮捕，于是示威演变成暴动，烧毁了当地秘密警察总部所在的建筑物，政府出动了400辆坦克和10000名士兵镇压这次反抗，并宣称“暴民”是受到西方国家人士的挑唆采取行动。自此以后，波兰的工人反抗从未断过。波兰共产政权垮台之后，专门建造了一座《1956年事件纪念碑》，亦称《双十字架纪念碑》，碑上没有碑文只有数字。位于左边的十字架下端有“1956”四个字，位于内的第二个十字架刻有多组数字，从下往上依次为1968、1970、1976、1980、1981，每一个数字代表一次大的反抗事件，其中，1970年但泽斯克船厂大罢工事件已经被拍成电影《黑色星期四 》（Czarny czwartek，2011）。这段历史梗概如下：1970年圣诞节前两周，因波兰共产党提升食品价格，引发格但斯克船厂工人大罢工，在苏共中央的压力下，波兰共产党政府对这场罢工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2月17日（星期四），45名抗议者被枪杀。这次事件之后，波兰工人的反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领导工人运动的团结工会此后不久诞生。
“自由不是免费的”，通向自由之路长满了荆棘，必须有一批具有披荆斩棘精神的勇者前赴后继，才能引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走完这条路。因此，我真心诚意地劝香港学生就留在香港，利用主场优势坚持抗争，没必要以身涉险。至于认为让北京抓捕，以便吸引更多的国际援助等类说法，我建议先进行一次沙盘推演，参考这一个多月来国际社会对占中运动的表态，估算一下会得到多大支持，哪些支持能够对北京构成强大的压力。凡事“预则立，不预而废”，一场大的运动，仅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
（原载美国之音何清涟博客，2014年10月3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hongkong-20141031/2504224.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