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广东教育慈善家、企业家信力建于8月21日被抓之后，我一直想知道，一个矢志于教育、热心公益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等到当局公布信力建“涉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之后，才发现又是一宗“莫须有”冤案。至于信力建之罪，张恩铭的《炮打司令部》及余未的《信力建何罪之有》两文已谈得非常清楚：与其说信力建犯了“罪”，不如说他犯了中共的政治忌讳。
信力建从江、胡时期的“新社会阶层”成为习近平治下的“经济罪犯”，折射了近十余年的中国政治变迁。
公民教育实践触犯中共教育垄断之忌
两篇文章列举的信力建之“罪”有四条：
一、创办了20多家教育机构，拥有逾千名教职员工与上万名学生。
二、出版书籍，组织各种研究及学术会议。信力建以推动文化交流，拓展国际视野为已任，每年出资组织学者、媒体从业人员、各行业精英等到各国考察学习，创办信孚研究院，并资助多位秉持自由、人权、宪政理念的学者做研究。
三、热心慈善事业。信孚集团下属慈爱院助养孤残儿童180名；集团下属黄石中、小学助教助养40多名孤儿；实行五年“白云助学计划”，共扶助691个失学儿童读完初中。
四、发表并传播过一些被当局视为“政治不正确”的文章及言论，2012年6月，《环球时报》曾因信力建转发一条充满反讽意味的“美化满洲国”的微博，借题发挥批判信力建。该报总编胡锡进不但在微博中批判信力建“思想和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倾向”，更怀疑信力建的“极端思想”有可能渗透进教学过程，提出要对信力建办教育有所限制。
从两文列举的内容来看，信力建的社会活动主要与教育有关。这样一位善于经营企业，并热心回报社会的企业家，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政府看重、社会尊敬的人士。但在中国就不行，为什么？皆因中共政权是实行三个垄断的极权政府，这种政权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资源、垄断文化教育资源并掌控舆论，并将慈善事业看作收取民心的手段。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局还处于缺银子状态，希望民间办学并帮办慈善事业。数年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府认为自家的钱袋鼓了，因此以前鼓励兴办的民间教育机构，以及外国资助的权利型NGO，统统被看作“破坏稳定”的因素。
当朝不懂的政治原理：统治集团需要支撑自身的社会基础
信力建于今年被抓捕，正好说明中国民间嘲讽中共政策多变的一句话十分正确：“共产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因此，他这个类型的企业家能够见容于江、胡之朝，却不见容于本朝。
信力建于1989年创办信孚学校，致力于基础教育事业长达26年，不断开拓新的教育领域和项目，并首创国有民办、公私合办的办学模式，终于将信孚教育集团发展为南粤规模最大、在校人数最多、生命力最持久的民办教育团体。他本人还成为多个社会团体的理事、中山大学等数家大学的客座教授，并获多项社会荣誉。这些事实就充分说明他的教育活动不仅为社会所需，同时也获得政府承认甚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今天这一格局。
一个政权需要有自己的统治基础，即依靠对象，毛泽东是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在不同的阶段制造不同的敌人，用革命运动的方式治理社会；邓小平则通过重构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先富带后富重构社会基础，希望将社会所有阶层都纳入进来，让中共成为“全民党”。毛、邓二人的政治路线完全不相容，邓的更接近现代政治。
江泽民接班时，已经看到了工人阶级边缘化，农民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提出“三个代表”重构社会基础，我曾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2000年3月）指出，江泽民正在构建的社会基础就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再加外国资本，因此被视为国家之敌，发表此文的《书屋》杂志遭到灭顶之灾，总编周实被迫于40多岁的盛年“退休”。
胡锦涛统治十年期间，政左经右是其特点。但实际上，党内理论界提出“新社会阶层”一说是在2007年，这一“理论”其实是江泽民“三个代表”论的延续与具体化。《“新社会阶层”跻身中国政坛》（新华社国庆特稿，2007年10月3日）说得非常清楚：“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并指出中共中央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定期召开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每期50人左右，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区市。
其时，全国被选为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新阶层人士有9000多人，被推荐为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３万多人。该文评价说：“新的社会基层人士普遍具有政治素质好、专业水平高、参政议政能力强的优势，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积极力量”。
信力建作为“新社会阶层”成员，被吸纳为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委员。
薄熙来看到了工人农民被边缘化且对社会现状极其不满这一现实，才走上唱红打黑的“问鼎”之路，希望通过崇毛从社会底层中汲取政治力量。
习近平接掌中共最高权力以来，暗含权力斗争目标的清除腐败不彻底，因而既开罪了高层利益集团，让腐败的官僚集团畏惧兼痛恨，但也未真正得到民意支持；重用周小平与花千芳这类人物，极大地羞辱了知识精英；虽然增加了全国低保人数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未见满腔怨恨的社会底层表示感谢。在一只手对付党内政治异己的同时，对异议及维权人士与有外国资金背景的NGO痛下杀手。
如今已经没人知道：习近平治国是否需要“社会基础”，意在收权的顶层设计课题却在北京泛滥成灾。一个政权如果视所有人为敌，其最高领导者最后必将成为孤家寡人。不少痛恨习近平的人，不断杜撰政变之说，削弱人们对习政权的信心。
抓捕信力建只会加剧社会恐慌感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年政府强力干预股市之后，各路经济精英及有家财之人希望将资金转移至安全之地，纷纷转战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从去年6月的近4万亿变成眼下的3.5万亿，导致政府不得不出台各种措施限制外汇流出。
《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篇文章据说8月初就已挂在作者博客罗天昊“国与城”（ID：luotianhao99），无人理会，但9月13日被中国企业家网转载之后，成为网络上最火爆的文章，媒体纷纷猜测是否又要开展新一轮“打土豪”，信力建以一小罪被拘押时当局却不同寻常地冻结其全部资产，成为人们支持这种猜测的依据。
凡此种种，都加剧了有产者外逃的恐慌感，有人写了篇《要有逃难的准备》，称中国有成为“叙利亚第二”有可能；还有人写了篇《李嘉诚跑了，我们还得慢慢熬》，感叹说：“不能用手投票，尚可用脚投票；倘连用脚投票犹不可得，才是最大的悲剧。用手投票是一种权利，用脚投票则是一种资本。所谓“贫贱不能移（民）”。
我不清楚信力建被抓对中国有产者“出走”起的催化作用有多大，但我相信，有不少人一定会这样想：连信力建这样品行端正、热心公益的民间慈善家、教育家都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谁能保证自己白璧无暇？此时不遁，更待何时？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5期，2015年9月17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9736）
统治集团需要支撑自身的社会基础，哈哈，知识的缺乏总会变成能砸到脚的砖。封锁来封锁去，最终封的是自己的呼吸。
从“锦衣卫反腐”的一开始，习近平最有可能的终点就是史塔西路线（也是他潜意识中最欢迎的选择）。南方周末在2010年初，薄都督与王捕头蹦达正欢之时发表一文《永别了，史塔西》，其中有一小标题：“党的剑与盾”，其下说明“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
历史上因自身器量、能力和智识短缺，导致自己最后把工具变成目的的领导人不罕见。因为工具太好用，太有效，所以只要侍奉好了工具就一切事情都会搞定。无法承认自己软弱的皇帝当然也就只能成为工具的奴隶。
习近平当然不太可能成为纪委掌权者的奴隶，但其在精神上，在面对现实的可选择项上，已经是了。古时能力尚弱的祖先们幻想出主宰一切的神，把自己的安危寄望于神对侍奉的满意；共产党人不信神，还要领导所有的神，导致权力信奉者精神中必须要有的全能者的位置出缺，所以此时的习近平只可以夺天下尚有可为，守天下比猪还笨的毛泽东为偶像。而他自己，在这种思想与观念的引导下（想必经过了极其漫长的时间），正上演着小一号的毛泽东式滑稽剧。只是舞台已经完完全全不同了。
和包括地方大员的中间层一样，一是出于现实需要，二是本身的人格与能力缺陷，三是环境的制约。习近平貌似强力，掌一国所有，然而他自己都知道能活动的空间有限。连9.18这一党喜欢用来给民族主义助兴的兴奋剂也得给现实的头条让位：
中纪委调查证监会：30人被控制
张育军被纪委调查
在“锦衣卫反腐”、“锦衣卫监军”之后，“锦衣卫理财”也正式开幕。一心一意（虽然不知还能继续多久）的王岐山的确没有揽权的兴趣，是习近平的幸运，也是其余党国大员们以及中国人民的不幸。
在政治方面迟钝，至少也是“装睡”的中国中产阶层，想要不醒都不行。屋子着火了可以再等等，看火势；烟冒起来了可以趴地上，暂时熏不着；可一旦开始地震，是站是趴是醒是睡都没有区别，跑得慢的什么下场，他们自己的想象力远比想提醒他们的人来得丰富。
其实信力建被抓的事情，也可以看成是自刘晓波以来的延续，维权律师、屠夫吴淦……现在信力建，无一不可被党看作是有可能成为新无产阶级（也即党国给自己造就的“天然掘墓人”）的领导者之候选。
说点题外话，文末想对习近平本身做一小小的趣味推测：
按照影响力重大的MBTI人格分类，毛泽东显然属于ENTJ类型，即：
Extraverted（外向）：青年时主动找学者讨论自己的思想，遭冷遇后耿耿于怀，从此不容其余人有凌驾于自己之上的表达。掌权后话不是一般的多的行为更是如此。由此判断。
iNtuitive（理解和阐释信息）：在接受新信息方面更倾向于脱离感觉，且和已知的相联系的方式。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朱元璋、成吉思汗都是通过同样的模式加以吸收。最终，知识片面的毛泽东时常说出幼稚的话，但自己却坚信不疑。甚至不容现实给自己掌嘴，还要拖着所有人一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他自己识得的东西，不比“弯弓射大雕”多多少。
Thinking（决策）：在做决定方面，倾向于把自身放到脱离于所应对的问题的立足点上，然后考虑因由和应有的规则，并且认为正确远比实际来得重要。在处理现实的反馈上由于他自身的E和N导致极为低能，导致错就永远错到底，并且要造出各种借口来维护的结果。（实际上，共产党活得到今天，靠的是迁就“老是不正确”的现实，而非正确的教条。只是这种虚伪作风的遗毒让两个凡是一直凡是到今天，也让党的错误永远不能算错误，五不搞、七不讲、16号文……没有脑的低等生物真的蠢不到这种地步）
Judging（对待复杂）：在对待复杂性方面，倾向于处理系统化的，有组织的信息，并得到既定的结果。换言之，追求“完结”，所以在夺权时活力百倍，因为那更像是小学生拿到家庭作业然后追求完成这一结果。面对“建设”这一课题，显然就又转回到同样的模式，不是因为那模式正确或者有用，而是因为只会那模式。（今天的共产党，在方方面面都是“一群人攻关”，事情完结之后就不复存在，上至修水坝，下至安装路灯。有了后续问题，继续同样方式对待。而人力的组织安排，一定和革命夺权时的“政委+主官+下级”神似。结果今天的共产党，仍然看着像躲在山里的游击队）
而习近平显然不是毛泽东，再怎么崇拜也不可能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Introverted（内向）：与老是放大话的毛泽东截然相反，习近平的发言，无论狠话、硬话、昏话，全部来自他在“受压之后的反应”，就像橡皮圈一压就弹起来。不是说他没有思想，或者被动，而是他没有那种“需要别人听自己讲话”的精神需求，没有受压并需要做出及时应对的情况下，他的讲话都是为了要做的事情讲。
Sensing：在对待信息和阐释信息方面，习近平不信直觉，更相信切实的信息。但同样因为知识和见识的缺陷，更注重于过去用过的，经历过的经验和方法，即便明知那些东西效果有限，但在无他策的情况下，一定会用上。对他来说，这些一抓就灵的“强管制”，以及有现实反馈支撑的“加强党组织建设”、“从严治党”会加强他对自身正确性的确认。不过现在股市倒像是一把锉刀，缓缓折磨着他的精神。目前看来，他的选择只可能是“继续撑”，不过随着钱袋一周周瘪下去，期望值会慢慢地降低。因为S类型倾向于随着现实信息调整，如果没有其他新事项的话。
Thinking：做决定这一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如出一辙，不止他，除了极少数人之外的共产党上下，只要位于领导职位上，一定是这种模式，集体决策更加强化这种倾向。也只有如此的纯洁性才能维护这一臃肿过度的官僚体系，即便并非如此人格的人也一定照此行事，最起码也方便事后脱责。不“照规矩来”的，即便为党做事，如大同市长耿彦波，一样不受待见。
Judging：这一点，党国大员们没什么区别，习近平也一样。
由此可见，更像是ISTJ型的习近平崇拜ENTJ型的毛泽东，真可谓“找到了缺失的另一半”，虽然他不可能真的变成毛泽东，但他会把毛式毒瘤继续发展壮大，并成为助其破裂的重要推动者。不幸的是，畸形的中国社会一定跟着一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