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责任与国际道义何者优先？ ——从中国联大“7承诺与6个100项目”说起

何清涟

最近，中国政府又大大发扬了一次国际主义精神，将援助贫穷国家置于比改善本国民众福祉优先的位置。具体事例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演讲中提到的“7项承诺及‘6个100’项目支持”。

北京泽及世界穷国，独独遗忘本国穷人

人民网骄傲地告诉本国人民：“习近平提出中国拟实施的7项重要举措，包括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债务三句话时，收获了最多掌声。”

“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这事，其实是中国政府做个空头人情。从已有例子看，那些被免除债务的国家并非特别领情。因为这种债务成立时，借债国就没想过要还债。因为债务关系成立之时，作为债权国的中国总是希望债务国另外提供一些即期服务，比如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某项谴责中国的决议时投反对票之类，这些又不会写在协议中。在债务国看来，我们投了票，就是还债，两不相欠。这与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贿选的“道理”一样。

但那7项承诺，例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等等，是中国开出的远期支票。那“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都是要拿真金白银来堆的，而且除了促贸援助项目之外，其余哪个都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急需的。

中国的日均消费1美元以下人口共3.03亿（世界银行数据）；农村地区污染遍地，全国有二百余个被发现的癌症村；贫困地区缺少医院与诊疗所、缺少学校；更缺乏各种专业技能人士。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慷慨洒钱援助这些项目时，哪怕就算让本国人民享受一下同等待遇，将同样数量的资金用在国内开发同样的项目，五年过去，估计会有不少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受益。

我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不是社会管制）很差，从这些项目对穷国人民的贴心程度来看，完全不是管理能力差，而是管理能力用错了对象。有这么好的扶贫构想，应该在本国先行实施。比如为国民提供相应的免费培训项目，那些来华培训的12万人与15万个奖学金名额，估计是中国来回机票与在华食宿全包外加零花钱。这种慷慨对比之下，对本国人民就吝啬得多，2012年，中国宣布一大德政，在今后五年内，将在680个贫困县每年定向招收1万名大学生，可参照大学生奖助学金计划享受相同待遇。五年内贫穷国家的27万人免费培训与本国共计5万人贫困生的部分免费，其间差别，小学算术可以算出来。

中国每年招收数百万大学生，其中有不少来自低收入家庭。媒体经常报道贫困大学生家庭为筹集学费而捡破烂、日夜辛苦工作乃至母亲卖肾供儿子读书的心酸故事。他们何时能够享受中国政府提供给穷国人民的这些福利？

中国当权为何忽视公共服务职能？

在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政府既是一个权力机构，更是一个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但在中国，政府自认是权力机构，提供公共品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公共服务职能几近于无。媒体与公众，亦视政府为权力的行使者、人民的管理者，极少有人想到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公共服务职能。当然，政府更是不能被批评，批评政府与“颠覆政府”界限模糊，在许多落后地区，官员代表政府，批评官员就是批评政府。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更是中国舆论的一贯调门，长期浸染之下，中国人分不清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中国政府为什么总是忘记自己应该承担公共服务职能？这与权力来源有关。

政府作为一种掌握公共权力的的社会组织，其权力的取得必须具有合法性。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封建王朝的君权神授说，就是对自己权力来源合法性的一种解释。但君王履行对子民的责任，也被解释成“天意”的一部分。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民主政治诞生，英国的宪政民主确立了纳税人的地位，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让“君权神授”说彻底破产。西方各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以后，政府的权力来源是本国国民（亦称为公民），政府就对国民公民负责，除军事、外交、行政等权力之外，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公共服务除了为国民提供各种公共设施之外，国民的生老病死，弱势者的生存保障，都在公共服务之列。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量投放在军费、维稳费用上，这些费用远远高于教育投入及公共医疗，原因就在于中共政权的权力由枪杆子取得，用暴力与宣传机器维持，因而其财政支出的重中之重就是维持枪杆子与笔杆子。这倒也符合“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这一原理，但与现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这格格不入，主要表现在政治体制上。

目前，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为193个，地区为31个。193个进入联合国的国家中，专制国家只有19个，其中5个是共产专制国家，即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老挝。

其余174个国家，有美国、欧盟这类比较完善的民主国家，还有拉美式、东亚式、非洲式等各种类型的不完善民主国家。但不管怎样，这些国家都有民选这一基本形式，中国近年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平崛起”之后，希望领导世界，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但因为其专制政治及人权状态恶劣，难以服众，因此，中国政府就开始向世界各国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习近平访问拉美五国，从委内瑞拉人民的狂热欢迎中，深感国际援助是中国成为世界领袖的重要助力，因此有了联大演讲的诸项承诺。

中国人对这些承诺当然不满，他们认为，在中国自己尚未完全摆脱贫困问题的时候，免除他国债务以及提供无偿援助的做法是“穷大方”。但抱怨的同时却无可奈何。因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中共政权不是民选的，因此不用对人民负责。

放弃本国穷人去照顾他国人民是国耻

当中国主席习近平在联大讲话中宣布彰显中国政府国际道义感的“7项承诺及‘6个100’项目支持”之时，国内网易上正好登了一条消息：武昌一位90岁的老奶奶为了养活72岁的瘫痪养女，不得不在外摆地摊赚钱。让年逾90高龄的贫苦老人自食其力，实为国之大耻。于是我就想，中国政府是不是应该在照顾好本国的穷苦人民之后，再去满世界扶贫？毕竟，一个政府的基本政治责任就是照顾好本国的孤寡穷苦与残疾人，照顾他国人民固然彰显道义，但毕竟应该排在照顾本国人民之后。

教皇方济各9月27日在从美国返回罗马的飞机上就梵蒂冈与北京的关系向媒体表示：“我们之间有接触，也有对话。应该进一步发展。就我个人而言，能够有一个文化悠久有具有如此行善潜力的国家做朋友，将欢乐无比”。教皇也许是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大的“7承诺与6个100计划”中深切感受到中共政权的“行善潜力”，因此“欢乐无比”。我不知他是否知道中国还有许多与他同龄甚至更老的人在“自力更生”，中国的行善潜力并未泽及他们。

我想声明，本文并非反对中国尽国际道义。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接受过发达国家不少援助，不尽国际义务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在国家责任与国际道义何者优先之间，北京不应该迷失方向。本国人民有权做出这种要求，因为尽管中共政权并非民选，但却是本国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劳作的税金在支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6期  2015年9月18日—2015年10月1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