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宗教会议主旨：加强控制而非汉化

何清涟

4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高规格的党内宗教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旨被外媒批评为“北京汉化宗教”。考诸实质，这一批评陷入皮相之论，因为中共所有宗教工作的目的，从来就不在于“汉化”，而在于控制宗教并凌驾于宗教之上。现阶段加强藏疆地区的宗教工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即防止地区（民族）分裂。

中共控制宗教的目的：消灭一切有组织力量

新华网报道4月22-23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焦点当然是习近平的讲话。这篇讲话外壳仍然是党八股，如“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提出要全面贯彻的四条政策，例如“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其内容却非常具有针对性。

四条政策中的第一、二两条应该联起来读：本党保证宗教信仰自由，但这些宗教依照本国法律，必须由党来领导——不管贵教信奉什么神，只要在中国，各宗教就得服从一位共主，即中国共产党。

第三条“坚持独立自办原则”，这话对不同的宗教而言，细微处有差别，但共同点却是：不管贵教之源是罗马教廷，还是广布世界的伊斯兰各教派，以及正宗得不能再正宗的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如今都是本党视为敌对者的“境外势力”。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内，都得由本党“独立自办”，不接受境外势力的领导与渗透。万法归一，即党的意志高于众神的意志，宗教价值观必须服从党的意识形态。

当然，中共管理宗教，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系统，各种神职有部、厅局级、处级、科级，以及相应的职级待遇，包括政协里面按级别配给的国家、省、地、市、县级界别委员位置。

宗教与王权之争，在欧洲历史上曾经历反复恶斗，最后才形成了“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一政教分离格局。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候，都是皇权高于神权，但也有少数时候，宗教势力极大威胁皇权，这就发生了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世宗四次大规模禁佛事件的合称）。中共控制宗教，部分源自中国传统政治与宗教关系，但更主要出自于极权政治特性。极权政治与一般的专制威权统治有本质区别，以中国现代的国民政府为例，国民政府是威权政治，允许社团存在、私人办报，政府不凌驾于宗教之上；经济上允许私有制、市场经济等，资源委员会是战时体制不算通例；中共政权则是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文化（舆论）垄断，政府对经济强干预，凌驾于宗教之上。

边疆地区宗教事涉“地区稳定”及“民族团结”

从藏传佛教及维族的伊斯兰教角度来看，视为“汉化”可以理解，因为在这两族大多数民众眼中，中共与汉族实在是难以分割的一体，只有少数有战略眼光的人才能够将汉族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策略性地分别看待。

但如果从天主教、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则很容易辨识“汉化”这一说法的片面之处。因为自近代以来，香港、台湾、日本、南韩都有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广为传播。这一传播过程就是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融合的极致就是连圣母画像都改成亚洲黄种妇女怀抱黄种婴儿。这些在《牛津基督教史》中的常识，说明处于强势的宗教愿意改变自身去本土化以吸引更多的信众。

但北京如今强化党的领导这一原则，对所有宗教都一视同仁，原因不在于这些宗教是否“汉化”，而是因为在中共眼中，西藏新疆的宗教问题涉及到“地区安全”与“民族统一”。

藏传佛教是藏族人共同信奉的宗教。藏族政教合一传统的打破，不是藏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中共通过暴力征服并强制推行的结果。在北京眼中，宗教力量的兴盛，就意味着北京影响的衰退，因此必须“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近年来北京强调党对达赖喇嘛转世的管理权及认证权，而达赖喇嘛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结束转世制度，涉及的当然不仅是宗教事务的管理权之争，在北京眼中，是涉及地区稳定与民族分裂的国家安全问题；在达兰萨拉看来，则是民族自决与坚持宗教独立的根本原则问题。

新疆维族的宗教生态虽然与藏传佛教不同，但涉及的地区安全及民族分裂都与藏区类似，因此也在北京强化宗教工作的重点之列。

基督教与天主教的社会自组织功能深犯中共大忌

北京对汉族聚居区域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强化管理，完全是另一番考虑。中共自建政以来，基于自己夺取政权经验的反思，几乎杜绝共产党系列之外的一切有组织力量。毛泽东统治时期，哪怕就几位青年组织一个读书会也会打为反革命组织重判入狱；改革开放后，控制虽然稍有放松，一度还因对外交往的需要，允许外国及其资助的NGO在中国活动，但主要涉及环保、健康、扶贫、法治等，稍涉政治的NGO，也在严密监视之列。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外国NGO的打压与控管一直在加强，美欧等国政府强烈反对《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原因就在于他们看穿了这是中国政府以“依法管理”之名加强控制打压之实的一部法律。

中共一直将宗教视为中国当前唯一能够合法聚众、形成组织力量的工具。早在2001年法轮功被镇压之时，我写过一篇《当代中国的社会认同危机——“法轮功”事件的启示》，指出共产政权与宗教的冲突源自两点：

一是宗教的自组织功能与极权政治将社会原子化有内在冲突。

人类社会有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四种权力，一个政权掌握权力的种类越多，对社会的控制力越强。与历代封建王朝相比，中共全面垄断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权力，再加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文化，对社会的控制力之强前所未有。但这种局面在改革开放以来受到挑战，除了政治、军事仍然全面垄断之外，经济上已经进入半行政半市场化状态，有了部分私人经济部门；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意识形态控制力度减弱，出现了社会认同危机，法轮功及各种宗教的兴盛，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击，就是因为看到法轮功汲取社会力量的基础结构对中共将社会原子化的做法形成了强烈的挑战。

二是宗教与类宗教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争夺信众的内在冲突。

所有的宗教，都是社会成员一种最广义的“精神拯救”，这种精神拯救使各宗教成员不得不卷入公共结社，从而被拖入最广义的政治。对此，因研究基督教史而知名的学者诺克对宗教有段著名的总结：“人们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在宇宙中寻找家园”，这个家园是一种社会家园，一种共同体，他们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性社会。这一点正好与中共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号称社会科学理论，但它却具有其它所有社会科学理论不具备的一种类宗教特质，为人类提供彼岸社会，即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世人皆知，宗教的理想社会是来世，即彼岸；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自诞生以来170多年，经过半个地球几十个国家的努力实践，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共产主义理想，有则苏联政治笑话对此表示嘲讽：“人类距离共产主义天堂有多远？五公里，还有五公里，再差五公里，永远差五公里”。

在现代民主社会，社会成员对宗教的信仰，不会被世俗政权视为威胁，但在共产政权统治的国家却会，原因就在于共产学说的类宗教性质。只要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哪怕是中共这种名存实亡的信奉），必定会与宗教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因为二者定会因争夺信徒而产生冲突。

中共容得下三自爱国教会，就是因为它们明确接受了中共的领导；中共要打压基督教家庭教会，就在于它们奉行“自治、自养、自传”原则，不接受中共领导，与汉化没有关系。郑州“大海寺”大雄宝殿上曾挂出一条横幅“习总为民佈盛世 ，五佛欣然临中原”，被海外传为笑谈，但仔细考察背后因素，不过是重演中国历史上佛门向皇权输诚的老故事而已。

综上所述，最近中共内部宗教工作会议的主旨，被理解为“北京要汉化宗教”是种误解，这个会议只不过是习近平在民族矛盾、地区冲突、社会认同危机等诸种压力之下，再次重申中共的万法归一原则：不管什么宗教，诸神都受中共领导。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1期  2016年4月15日—4月28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he-qing-lian-zhong-gong-zong-jiao-hui-yi-zhu-zhi-jia-qiang-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