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如果要开一个世界青年大会，让他们谈目前的困惑，一定会令人沮丧地发现，无论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青年，还是来自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无论他们信奉什么宗教或意识形态，现在都被失业问题所困扰。前年，《经济学人》根据几组数据测算，全球在 15-24 岁的年轻人中，大约有3亿没有工作也没在上学，约占同龄人口的4分之1。
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GDP总量超10万亿的两个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强国，一个是新兴经济体的No.1，但在全球化时代，两国青年的失业困境却极其相似。
中国GDP总量居第二，青年就业却艰难
中国青年一代中的精英，不少聚集在北上广等大城市。这些年有不少反映他们生存状态的报告文学、电影问世，“蚁族”成为他们很不喜欢的标签。并非他们乐意留在这些城市挣扎求存，而是在中国的数百座城市中，几乎只有一线大城市才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二线城市的人就需要拼爹、拼家族关系了。三线城市与小城镇的生活状态，只能用“无所事事”与“绝望”两个词来形容。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里那对重庆沙坪坝与湖北宜昌的白描，就是当代中小城镇青年的生活状态。于建嵘贴切地将中国那些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依然失业的青年称为“底层知识青年”。
在机会最多的北京工作与奋斗，几乎是中国青年一代的最高理想。今年9月共青团北京市委编著出版《中国式奋斗》一书，描绘了北京青年一代的生活状态。这本书的出版源于2013年10月北京团市委启动的“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该调查历时1年半，共回收了10.8万份问卷，调查了22类青年群体，对6千多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根据此次调查问卷的结果，北京青年分成了5个区别明显的圈层。出生于北京的“原住型”户籍青年（占比31.5%）， “迁入型”户籍青年（占比14.5%，有好的教育背景，在体制内单位工作）。 “门槛型”流动青年，多为在京居住8年以上，收入水平在整体青年平均收入水平线以上的青年群体，占比约7.1%，其中相当部分供职于新闻出版、媒体娱乐、非公科技企业、创业型企业等体制转轨型单位或其自身是自由职业者。 “普通型”流动青年为收入水平在平均线以下的青年，占比33.3%。“流动人口二代”，出生在北京或小时跟随父母到北京，占比6.9%，是“已经北京化”，但又无法成为“完整北京人”的群体。
从全国各地进入北上广的青年当中，只有少数精英能进入体制内工作，大多数人只能在京漂流，其中少部分能力极强的精英青年，能在新闻出版、媒体娱乐、非公科技企业、创业型企业中谋职并获得较好待遇。但这类职位只有北上广才能提供，尤其是兼具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因其资源集中，最具优势。离开北上广这些机会之地，他们将无用武之地。更多的青年只能苦苦挣扎于北上广社会的底层，在“蚁族”中淹留。这些人有段时期曾因生活艰难而逃离北上广，但最终因家乡所在的二三线城市没有机会，又回流大城市，继续漂流。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首都与大城市，几乎都是该国青年的寻梦之地，只是这梦越来越现实，最后仅与就业有关。中国的海归学成回国，不少人也只能低薪就业，几乎就是当代中国青年陷入无梦时代的缩影。
美国青年为何也喜欢大城市？
《中国式奋斗》的编辑也许以为上述辛苦奋斗仅仅只发生在中国，也不屑于将中国青年的处境与印度、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的青年相比。他们大概也知道欧盟国家青年失业率高（2016年4月欧元区19国青年失业率为21.1%），但有失业救济，不像中国青年一样得成为啃老族。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美国青年尤其是80后、90后的处境也不太好，现在也“喜欢”留在大城市。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华尔街日报》的统计，从2004-2007年，每年差不多会有50000个年纪在25-34的年轻人搬离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2008年经济大萧条的到来，减缓了这一趋势。从2010年到2013年期间，只有约2.3万人离开了纽约，约1.2万人离开了洛杉矶，离开大城市的青年人比例下降了80%，芝加哥也同比下降60%。现在，美国每7个年轻人中就有1个人在这三个大城市生活。
布鲁金斯学会的人口统计学家William Frey认为，这些年轻人是被困在大城市里了。被困的因素错综复杂，但主要是经济压力：据统计，自2000开始，年龄在18到34岁左右的在美工作的人收入下降了近10%。与别处相比，大城市工作机会相对多一些，薪资高点的工作也会多一些。很多年轻人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来到这些生活成本高昂的大城市工作，一直在努力挣扎求存，希望找到生活支点。他们无法离开，是因为别处没有相应的工作机会。
其他统计资料也佐证了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的结论。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金融时报》发表《美国梦已成神话》，认为美国不平等程度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年轻人依赖父母收入的程度超过任何发达工业国家。美国不再是人们心中的“机会之地”。美国劳工部统计，1955年至今美国青年失业率平均水平为12.32%，金融危机发生后，2010年4月最高达到19.5%，2015年4月已降至11.6%，比最高点时下降7.9个百分点。
来自中低阶层的年青人的社会上升途径也在慢慢变窄。《纽约时报》今年7月5日曾发表一篇《为什么说实习机会的不平等，令社会付出代价》，特别提到当一些学生为了支付账单而在餐饮业打暑期工的时候，另外一些学生却可以接受高知名度的机构提供的无薪工作，为自己铺就一条回报更为可观的职业道路。后一类青年多是借助父母亲的社会关系获得这种实习机会。作者说，“人脉因素——父母等人在帮助年轻人获得实习机会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让所处成长环境中位高权重者偏少的那些学生处于劣势。”
青年失业现象严重成为社会动荡因素
各国因制度不同，青年人对造成自身处境的社会原因也有不同看法，因而采取的行动不一样。
中国学者于建嵘将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称之为“底层知识青年”，认为他们缺少出路，与改革开放形成的排斥性体制（我称之为“身份型社会”）有关，“官二代”和“富二代”在破坏着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这种破坏正在动摇“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引起对立情绪，底层知识青年将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于建嵘没说出来的事实是：许多底层知识青年认为只有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体制，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东北非四国在2011年以前，失业率高达25-30%左右。在无出路感的煎熬之下，他们发动了茉莉花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并不理想，即使是号称和平转型典范的突尼斯，失业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欧洲早就实现了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欧洲青年当中有不少是穆斯林移民后裔，虽然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生活无虞，但对他们生存的社会之现状严重不满。近年来，这些青年当中有不少投奔ISIS，成了圣战士（其中包括少数白人青年）。这让人想起1968年那段西方青年反叛的年代，巴黎“红五月”运动的主体不少是狂热的毛粉，运动口号与理论虽然极其壮丽，但背后的因素却是经济原因。战后出现婴儿潮，法国高等教育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不断扩充学额与教席，导致学位贬值，新增的教席亦大多以合约工形式出现，待遇低人一等。由于这些新学额与新教席大都集中在各新兴社会科学学科，大学毕业生与年轻教授无产阶级化的趋势，也在这些学科最突出。
美国青年将处境的变糟糕归咎于制度。《外交政策》2016年7月号上登了一篇《美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再相信资本主义》（Why Young Americans Are Giving Up on Capitalism），引述了今年4月哈佛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称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跌到了历史新低。在18-29岁这个年龄段的受访者中，51%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了强烈抗拒，只有42%的人支持资本主义，3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社会主义。哈佛大学的这项调查与2012年美国皮尤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不谋而合。在2012年皮尤研究所的调查中，有46%的18-29岁青年人表示支持资本主义，而47%的受访者对资本主义态度负面。也因此，提倡社会主义的桑德斯在2016大选中，成了青年大学生的偶像。
上述情形，被归因于全球化失败。英国这次走在反思的前列，这些反思作品包括BBC新出的政论片The Love of Money，该片反思了柏林墙倒塌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及全球化，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为何出现。《金融时报》数位专栏作家们对全球化从各个角度进行反思，其中左派色彩最强烈的文章是刚发表的《如何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反思刚开始，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决定人类社会今后的路向。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9月21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article-20160921/351749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