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偶然看到了李静睿的《鼠疫里的异乡人》，里面提到了好些推特上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名字：刚被中共法院判刑的律师夏霖、久病淹留医院的维权人士胡佳，还有仍在坐牢的许志永。作者表达了异议维权人士内心的挣扎与纠结，结尾语气很平淡：“平行世界的确存在，在有光的这一边，我们谈论闲话，享受爱情，在背阴的那一面，我们试图反抗，吞下苦果。我穿梭于两个世界中，无法做出选择，因为我渴望平静，也渴望尊严”。

沧桑与无奈溢满于看似平静的字里行间，让我心中充满了苦涩：在中国，一个人可以角逐权力、竞争财富，也可以用知识充实自己，但不管道路的目标 如何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即注定得不到尊严。

中国平民只剩下自尊可守

我曾在国内来信中看到一段这样的话：“如果你是穷人，90%的人会疏远你；如果你是异议者，你原有的朋友也会疏远你”。

普通人得不到社会尊重，只有自尊可守。但一旦要与官府打交道，连这点可怜的自尊也将被剥夺。《人民的名义》里有个经典桥段：访民在京州市光明新区信访局的窗户前必须屈辱地半蹲着，才能与里面的办事人员对话。可惜的是，这个情节并非虚构，据说河南省郑州市社保局的窗口就是如此设计。社保局不比信访局，有幸纳入中国社保体系的中国人才能进入办事，这些人的处境比访民好多了。

追求知识本为丰富自身，但在中国这个极权国家里，不少人却因追求知识而丰富了思想，最终成了异议人士。我生活在中国的年代，异议人士还不是量产，尤其是在深圳，属于个别现象。记得许志永2008年来美国时，我去拿朋友托他带给我的茶叶时见了一面，当时他处在事业颠峰时期，心态很好。我记得他对我说过一段话：“与你那时在国内的情况不同。你在深圳是一个人，公安国安力量全盯着你，也没同类人的支持。我们现在不一样，自已有个团队，全国支持者很多，只要动了一个，国际国内就会群起援助。我们有底气。”许志永的话并非全是虚言，后来他因所谓税收问题入狱，得到全国性小额捐款。但第二次入狱后却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李静睿文中提到的夏霖，我只在推上“认识”。但从传知行出版的《2008公民税收手册》当中，我了解到夏霖想建立的是个纳税人问责制的公民社会。但现实中，夏霖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窄：“圈子内越来越多人在他那里留着委托书，他几乎成为身边所有人的律师（玉闪被带走的时候，和阿潘确认了夏霖的手机号码），但当他自己被抓，我们才知道，他从来没有给自己委托过律师。”

在中国，一旦沦为异议人士，是无法保持尊严的。我自己的经历已经遥远 ，但我有一位朋友却是近时经历，夫妻二人的资历都算是知识界金字塔尖的那部分，内心也极为骄傲与自尊。但因为丈夫成了异议人士短暂入狱，辖区的国保随时上门，家中还被抄过两次。从朋友那不多的谈话中，我能够体会他们内心那煎迫的无奈与苦痛。但他们确实还不算异议人士当中的最悲惨者。李静睿描写了异议人士及其家属那种令人绝望的状况：“在绝大部分时候，‘异议分子’的荣光只存在于微博和朋友圈之中，他们的存在代表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丁点儿人，守住那些在当下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认真朗读会显得可笑的价值，比如自由，或者正义，我们轻快地越过他们，用转发和点赞来尽自己的道德义务，而他们，却实打实要面对如此没有退路的人生。他们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的事业，是一把冰做成的刀，有过锋利的时刻，但‘时代’是太过灼热的词语，他们终将融化，并无痕迹”，在网上获得的认同与尊严感，几乎成了异议人士与维权者在荆棘之路上走下去的唯一支持。

民企商人：在官的眼里是只蟑螂

中国这些年来确实成就了不少堪称世界巨富级商人， 但没有一个商人敢说自己的财富不依赖政府（官员）。最近BBC采访郭文贵的视频中有一段对话：

BBC记者问郭：你认为国内的腐败、黑暗，可以用官商勾结来形容吗？

郭文贵回答：不存在官商勾结。说官商勾结，太看得起中国的商人了。中国的官和商的关系，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夜总会里面的妈咪和小姐的关系！

我相信这不是郭文贵一时气愤之言，而是他对企业（包括自己）与政府官员这些年来的浮沉荣辱认真思考过后的评价。

关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制度性设置，决定了负责分配资源的官员成为“造王者”并分享其利，决定了中国政治高层可以利用手中权力构造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我已经谈得够多了。这里只谈中国政商关系中的商人地位。

成功商人都有两面，向世人炫耀财富的力量与自己的成就，收获社会尊敬。但这是阳面，阴面则是他们在官商交往中，因为有求于人、受制于人，处处得忍受对方的欲取欲求。越是喜欢炫耀并收获他人尊重的富人，私底下对自己的造王者可能越卑微，这是早期中国商人炫富到了病态程度的心理根源，这些年随着中国富豪的国际化，除了陈光标等少数人之外，不少人已经能够养气自重了。

商人这种财富光环下面的辛酸，在曾成杰因集资问题被判死刑之后，引起过一阵唏嘘。但薄熙来一案开审时，薄的一番话让商界人士极度受伤。两年之后，即2015年12月4日有“薄家钱袋”之称的商人徐明瘐死狱中，商界翘楚冯仑随即写了篇《徐明的羞处》，再度提到这段话：“大家都记得，薄熙来接受公开审判的时候，徐明出来做污点证人证明其行贿事实。薄熙来虽重罪之身却还不屑地说：‘他（徐明）是什么身份？跟我不是一个层次，比他牛、档次高的人我认识的多了，轮不到他。’这种鄙夷、蔑视、不屑的神情和表达，恰好说到了民营企业的羞处。事实上薄熙来说的大体上是真心话。不光是在中国，在一些类似体制的地方，民营企业的身份也是这样。有一位民营企业大佬曾经说过：在官的眼里，我们什么也不是，就是一只蟑螂。他想把你打死就打死，想让你活就活。让你活是他赐你，让你死是重视你。”

普通人对徐明本来没多少同情。在他离刑期只有9个月就刑满出狱之时突然“死于心肌梗塞”，各种猜疑随之而来，有人为他写了条墓志铭“活得张扬，判得诡异，死得神秘——一个政商勾结的牺牲品”之后，12月9日凌晨，徐明的前绯闻女友，前央视女主播姜丰微博赋词称：“生离始，死别终，苍天弄人犹不悔，明月清风自相随。伤叠伤，痛加痛，我心片片化蝶去，唯愿君享九霄乐。”

这条微博写得情真意切且有文彩，终于让国内舆论不再忍心继续践踏这位中国政商勾结的牺牲品。

官员的表面尊严之下

在中国，最觉得自己有尊严的可能是官员，包括雄霸一方的乡长之类。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央视的《焦点访谈》中曾报过一位乡长的大言：“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其张狂之态当时让全国的观众笑爆之后，也引起了一些反思。

但是，官员们的位置是如何换来的，国内早是公开的秘密。通过能力攀升早在上世纪90年代 中期之后就成绝响，“男靠送钱，女靠献身”成了升官秘诀，媒体甚至报道过少数官员让美貌老婆为上级献身以谋求升官的丑闻。这种升官之途当然让官员丧失了尊严，这就造成了官场的病态人格：对上谦卑甚至谄媚；对下倨傲与轻视，手握权柄之时，视民众如草芥。但一旦因腐败落马（这好象是唯一原因），就威风扫地，为求活命将自己贬低至粪土，大量认罪书、悔过书是他们陷身牢狱之后的人格写照。《人民的名义》里，候勇饰演的“小官巨贪”赵德汉将中国官场这种病态人格表露无遗。

近年来，落马官员深受双规之苦的文章与信息经常见诸报端。中国人在这方面比较“大方”，对官员们得势嚣张虽然很有看法，但一旦他们落马之后，还是比较关心他们的人权，这类控诉双规之害的呼吁从来不绝于耳。2014年8月，一篇《中纪委审讯秘密基地曝光　“双规”官员3日招供》，里面谈到，被“双规”官员要先后在讯问室和询问室接受盘查，房间墙壁都用海绵等特殊材料制成，除隔音之外，官员亦难以自残或自尽。有问题官员称，最害怕“双规”生活，一般不用3天就全坦白了。这种含混的描述，再加上“宁见阎王，不见老王”这种口号的流传，足以让人想象双规之恐惧。

秦城监狱关押的显贵犯人的物质待遇可能要优渥一些，但在摧残尊严方面也不遑多让。薄熙来以待罪之身在表示鄙视商人徐明的同时，还说了一番话：“我的生命已经是个悲剧，开来的也是，我只希望你们停止这次调查，停止榨干我们家里剩下最后的亲情。”

极权之下，无论是哪个阶层，从根本上来说，都被剥夺了人格尊严，即使千辛万苦爬入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行列，也只有权力与金钱带来的地位尊荣，而非人格尊严；失去地位之后，所有尊荣烟消云散，还饱受社会奚落。这样一个只能依靠金钱与利益来维系的社会，就必然陷入国内学者孙立平指出的困境：国家失去方向感、精英失去安全感、老百姓失去希望感。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5月4日，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ese-lack-diginity-20170504/3838410.html）